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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过一百遍，当初和我父亲相识的时候，她完全没有看上他。并且明确、断然地拒绝了他，连好人卡也没发。但我爸是个好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心境，他写了封信给我妈，说其实他跟我妈相亲时，别人还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他觉得已经相了我妈，就把那厢给回了。以现在的世道来看，我觉得我爸这个行为的后果取决于他的长相。他长得憨厚纯美，这就是个淳朴青年的心声；他长得尖嘴猴腮，这就是变相的质问，并且带着轻微的胁迫。我爸的长相介于这两种之间，我妈是简单的女青年，她没觉得我爸在胁迫她，她只是觉得很内疚，总不能因为她的退出搅了人家的姻缘吧，于是她思前想后，决定舍生取义，嫁给我爸，开始了人生第一轮赌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想她可能不止一次以为自己赌输了。也许百分之五十的中国式婚姻，都会让人产生想退场的挫败感，而你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是婚姻制度，是时间，还是人性？我妈和我爸的婚姻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一对，没人能说清是天作之合还是人间怨偶，他们争吵，冷战，然后和好，继续生活。
每一对夫妻的生活都可以写一本小说，拍一部家长里短的电视剧。我爸和我妈也是，他们可以为了一把葱买贵了一毛而爆发战争，也会为了毛主席和邓主席哪个更英明而冷战一周。更多的时候是各干各的，很少交流。偶尔欢笑快乐的片断，夹杂在日复一日的冷淡中，容易让人遗忘。
在一场起因不名的吵架中，我爸动手打了我妈一下。
那个冬天的夜晚我妈去黄浦江边走了一圈，我爸只穿着棉毛裤出去找，没找着，回来了。我妈也回来了。那时还不流行“动手一时，禽兽一世”的人性预言。即使有，我想我妈还是会回来。她用后来的人生证明，这预言并不全面。我爸再没有动过手。
1989年的某一天，那天我爸正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出着人生难得的肥差，我妈则从医院得知她患上了癌症。我爸兴奋地带回一枚用家庭积蓄为我妈买的黄金戒指和一堆二手衣服，我妈戴上戒指，告诉了他实情。
她逼着我爸发誓：如果她死了，绝对不再娶。我爸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以我遥远的童年记忆，应该记不清我爸是否坐在板凳上，但的确有这样一幅画面留在我脑海里。也可能是和当时看的乡村电视剧重叠了。我爸是个实诚的人，他不愿发誓是因为他做不到。不管我妈逼他多少次，他始终没有发这个誓。于是我妈的心里有了一幅假想画面，那画面就是我三餐不继，每天被后妈抽打得死去活来。
基本的治疗结束后，我妈开始练抗癌气功。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走到离家半小时的公园里，练四小时的气功；她不间断地喝中药，药里尽是蜈蚣壁虎毒草，中医说这是以毒攻毒。
这是她人生的第二个赌局，她甚至没有筹码，但世上没有一种力量比母爱更强大，哪怕面对的是死神。
她坐上赌桌的那刻，我爸的妈，也就是我奶奶和我的姑姑们正在游说我爸退场。他们试图劝服我爸离婚。我爸是否同样坐在板凳上一声不吭我无法得知，我只知道他没离婚，他依旧是我妈的丈夫，我的父亲。
他上班养家，还瞒着单位偷偷报了个第二职业，考了导游证。每个月去厂里报销我妈的医药费。有一晚我爸拿完报销款骑车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两个打劫的。向来不识时务的他瞬间变得很识时务，把钱包交了出去。回家后他很庆幸，说幸好报销的钱没放在钱包里。
医疗制度改革后，我爸妈常说，咱家还是有点运气的。虽然生了这病，却生在一个全额报销医药费的时代。希望就如悬崖上的花，无论是死荫的幽谷还是荒芜的高地，总有春风摇曳。
十八年过去，我爸和我妈还在为了葱姜买贵的问题争吵。我妈做气功的时间缩短到两小时以内，中药里也没了各种毒物。我已经长成一个能扛箱瓷砖下五楼的新生代文艺女青年。除非我爸找个学跆拳道的，否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后妈能把我往死里抽。
富一代说：“赢是输的开始。因为赢只会让你更想玩下去。”
这长达十八年的赌局，我妈赢了。她的人生目标从不让我被后妈欺负变成希望有一天能帮我带孩子。赢，让她想走得更远。然而这一局，太艰难。
2007年的夏天，她再次得了癌症。这一次，被留在医生办公室的人已经换成了我。走出办公室，我蹲在地上，仰面对坐在椅子上的她说：“医生说，治疗会使你一只眼睛瞎掉。”
她问：“是一只吗？”
“嗯。”
我说了谎。
她用手捂住一只眼睛看着深幽的医院走廊。
“那就治疗吧。独眼龙，也是可以的。”
放疗后的一年，她的视力开始衰退，直到只剩下光感。在她还能看见的最后阶段，我爸陪她再次去了杭州，生平唯一一次住了四星级酒店。她说看到了音乐喷泉，真的很漂亮。
坚强有时候不是件好事，因为生活总在试探你的底线。除了视力，她的听觉必须依赖助听器，嗅觉丧失，生活逐渐无法自理。有一天我工作中，我爸打电话来。我妈晕倒了，我爸除了给我打电话，什么也没做，只是陪她一起坐在冰凉的地砖上，等我回来。
孩子是一夜之间长大的，父母是一夜之间变老的。每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方式，对我，这一夜很漫长。
我妈刚送到医院时还有些意识，想要上厕所。我和我爸把她搀扶到厕所。那时她已失明，走路时步子很小，一步要挪很久。我爸对她说，有我们扶着，你不能走快点吗？她睁着眼说“我怕”。一趟厕所上了二十分钟也不止，我爸声音粗响地吼了她几句。她只有两个字“我怕”。
之后，她陷入了昏迷。病危通知书递到我们面前。那晚，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哭到情绪崩溃。我明白这眼泪里包含了什么。
生活教会我，永远不要对你爱的人说残忍的话。你不会知道，哪句话会成为这一生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而她的回答，也许就是“我怕”。
我独自签掉了所有的病危通知单和手术告知书。为了让我妈能公平地从走廊换进重症病房，不惜对医生的谈话进行录音表示要挟。
那几天，我大把地脱发，多年未成的减肥计划在三天里超额完成目标。走在深夜医院的停车场里，遁入空门的志向油然而生。我对神许了愿，给我一个机会，一个子欲养的机会。一个，最后一句对话不是“我怕”的机会。
我妈出院后的第二周，我在教堂受洗。对神，对人，对自己不能食言。我感谢他救了我妈，更感谢他拯救了我和我爸的灵魂，和未来三十年的回忆。
这一次赌博，我妈已全然没了斗志。信念很重要，我的孔武有力，使她失去了单挑假想敌的信念。她说：不该救我，我已经没用了。幸好她看不到我听到这句话时奔涌的眼泪。
她神志清醒后，我向她抱怨，说我爸在她病危期间是如何地懦弱，没有担当，把所有可能承担后果的责任都推给我。
她摇摇头，说：“他不是没有责任感。他只是心很软，大事上做不了决定。他是愿意做的，打打小工，跑跑腿这些他都可以。大事他不是不想做，只是不敢。不要怪他。”
这么多年，我妈是个入世者，我爸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从来没有意见统一过。我一直觉得我妈不了解我爸，有时我与我爸谈论历史与诗歌，她嗤之以鼻。初中文化的她常说，早知道你爸后来会考上大学，我是不会嫁给他的。他们不是克服万难的相爱恋人，他们只是一场为了年龄渐长而结合的相亲婚姻。然而那一刻，我明白，这世上最了解我爸的人是我妈。
这场病，使我妈再没有站起来过。我家请了保姆，但我爸没有让保姆陪我妈，他依然睡在床的另一半，每晚起来两三次为她垫尿盆。他温柔地对她说每一句话，他们之间有了独特的约定暗号。
他经常笑呵呵地拉着我妈的手说“有数，有数”，这不是一句好笑的话，但总能让我妈笑开。他们从不像别的夫妻那般给对方取昵称，他们称呼对方的全名，连名带姓。我妈总说光叫名字太亲昵，她喊不出口。在她人生的尾声，却改口已经叫了三十年全名，她喊我爸，老公。虽然她的眼睛已看不见他。
在她的弥留时期，医生说她已陷入深度昏迷，完全感知不到外面的世界。她的身上迅速长出了棕褐色的褥疮，嘴里不停地吐出肺积水引起的泡沫。亲戚说，让她安心去吧，一定是不放心才这么拖着。
他们让我到我妈耳边发誓，答应她我一定会嫁个好男人。
我说，深度昏迷的人听不到外界的话。
他们同情但坚定地念叨：听得到，听得到。说了就会听到。
我违心地在她耳边发誓，因为我觉得嫁好男人这种事不是我说了算的。
可能她也觉得我很没诚意，仍然一天一天地拖着，直拖得我无法将视线落在她身上任何一个部位。我想拔管，我爸不同意。他说，不要做让自己将来会后悔的事。
我和我爸轮流守着她，日月交替。我爸喃喃道：“她会选择我在的时候离开，最后一程，她还是会选择我。我知道。”
初秋的清晨，我爸打来电话，声音平静：“她选择了我。”
那一天，只有我和我爸，场面很冷清，却有刚升起的、斜斜的、温暖的阳光。我模糊地想到计划生育制度，也许将来很多独生子女都会经历我现在经历的。
我开车跟随殡葬车，一路送行。这是我上班的路，同平时一样，车流如潮，川流不息；同平时一样，跨越大桥，黄浦江水在桥底流淌。
我跟随着那辆黑色的车，跟随着我的母亲，以及仍然陪伴在她身边的父亲。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他们对峙，我说我永远不要步你们的后尘，婚姻里不能没有爱情。
然而这一程，又有多少相爱的人能够像这样走到最后？
殡仪馆的人关照我们，不要从原路返回。去火葬场都有不成文的规矩，不走回头路。我和我爸没有交流，沿着来路往回开。熟悉的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光阴，在车窗外退格。
我妈清醒时说的最后一段话是她的一个梦。她说她做了一个梦，梦到住在地下，有很大的房子。后来我爸来了，和她在一起。她很幸福。还有，让我爸找个身体健康的好女人，好好过。
走马灯
文 / 滕洋 作家 编剧 @短短滕
这会儿，庞城已经走了，带走了一只行李箱、一只登机箱。六年情感，只值这么多，压缩起来，一个立方不到。
其间，她站在阳台上抽烟，手里拿着整理庞城留在家里的东西时发现的信。电视里滚动播放当日财经、体育，以及社会版中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路过某户人家顺便杀了那家主人的消息——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勇气自杀。曾经的每个晚上，她很爱和庞城一起看这种节目，一边吐槽一边看，模拟着未来的生活状态。她曾觉得很幸福，现在，她努力回想，庞城只跟她说：“那，再见。”明知不会再见了，还“那”个屁。感情嘛，就是这样，在一起在一起，同进同出同床共枕，但真的就在一起了吗？再深的拥抱、亲吻，不也还是两个人吗？
实际上，谁也没有变成谁。
是非、对错随着她点燃第二支烟，慢慢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