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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队长立即住嘴，但那些话陡然停下，仿佛正在播评书的收音机突然断了电一般。
看来山下小队长懒得听我们的解释——几个日本兵连拖带拽地将我们从车上拉下来。一个日本兵没来由地拿枪托砸了一下池春树，催他动作快点。
我们被押到大卡车上。“春树，你过分相信日本人的人性了。”我同情地看了他一眼，拿头蹭蹭他的肩膀。“节约点口水吧，说不定从现在起就没水喝了。”我事先给我俩打好预防针。
池春树没说话，看得出他挺郁闷。如果我们能返回二十一世纪，他是不是该重新斟酌实习的国家？
张队长喜滋滋地看着我们被押上大卡车，那神情就好像看到金元宝在眼前飞舞。
卡车开动起来，刺耳的喇叭声和轰鸣的引擎声刺激着我的耳膜。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热乎乎的风不断灌入脖子里。我感到眩晕。不会是中暑了吧？我担心地想着。
我们俩被摁在车厢底板上，不许站起来，我感到呼吸困难。
我习惯性地将头倚靠在池春树肩膀上。他的衣服早已汗湿，有股咸咸的味道，但是并不难闻。倒是周围的鬼子们一双双臭脚就杵在我面前，熏得我几欲呕吐。
我不得不请池春树去跟鬼子们商量一下能否让我站到侧栏那里，好把脑袋伸出去透透气。他费了半天口舌总算说动了山下小队长，允许我这么做。
我的左手还跟池春树的右手铐在一起，我带着他一道趴在侧栏上将头伸出去大口呼吸灼热的空气，但并未因此缓解身体的不适感。卡车的颠簸让我的身体不时撞在车壁上，我无力回避，一下又一下被动地让柔软的身体跟坚硬的铁板亲密接触。
我浑身湿透了，水分的快速流失令我更加眩晕，身体也越发虚弱。
池春树抱住我，一个转身，拿他的身体当靠垫，半蹲着，让我将上身伏在他肩膀上对着外面。“好点没有？”他问。
我微微点头。虽然并未好转多少，但我不想让他过于担心。他已经尽了力。
太阳无情地照在我们身上，我感觉自己下一秒就可能支撑不下去。
大街上的行人远远地避让卡车，有几个行人脚步格外匆匆，好像在寻人。我的眼睛被汗水腌渍得涩痛着，但我认出了他们，正是尔忠国府里的仆人。
他们顶着烈日，神色焦虑地四下寻找我的踪迹。其中一个人不经意地往卡车上看了一眼，惊讶地张开嘴。他看到我了；我也认出了他，正是被我誉为“沉默是金”的那个年轻仆人。
从一车土黄色的日本兵中看到身穿素花旗袍的我并不太难。
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卡车后面。我苦涩地笑了一下。
我挺背运，为了自由，却又付出了自由的代价。
我该后悔吗？不！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我也不后悔离开尔忠国，就算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不后悔。
卡车终于停下来，日本兵们一个一个跳下车去。
“拾伊，”池春树贴近我耳边轻轻呼唤着，“你还好吗？”他柔声问道。
“我可能……中暑了。”晕乎乎的我虚弱地告诉他，随即瘫倒下来。
中暑
“拾伊，拾伊！”耳旁依旧是池春树轻柔的呼唤声，但他的声音显得缥缈而空旷。
一个湿湿的微凉的东西游走在我的额头和脖颈里。我记得有人给我吞了一些非常小的药丸，凉飕飕的有薄荷的味道。手臂和腿上也湿漉漉的，好像被凉水浇过。
“春树，”我伸出手臂在空中寻找着，很快，被一只细滑的手握住。“是你吗？”我感觉是他，但是不敢确定。
“是我。”他答道，抚摸了一下我的脸。他的声音近了。
我的眼睛好像被眼屎护住了，睁不开。他拿了棉球沾着水轻轻旋转在我的眼睛上。“别急，慢慢睁开。你的眼睛很红，我给你涂抹了眼药膏。”
眼药膏？哪来的眼药膏？我疑惑着，记起来我们被日本人抓走了。
“我们在哪里？”
“医疗室。”他答道。
“医疗室？不是拘留室？”我问道，慢慢张开眼睛。
“还想喝水吗？”他问道，手里端着一个带红十字的搪瓷杯。
我们的手脚目前都是自由的，这让我感觉有点意外。
没感觉到口渴，于是我摇摇头。隐约记得有人喂我喝过水，水里有股淡淡的盐味。
池春树明亮而澄澈的眼睛温柔地凝视着我，让我不那么心慌了。我环顾周围，这是一间小小的屋子，有消毒药水的气味。虽然有一些医疗物品，但十分简易，跟我印象中的医疗室差远了。我没有躺在床上，而是躺在一副担架上。
“鬼子的人性”——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这个概念。他们大发慈悲让我这个中暑的“奸细”享受人道主义待遇？
我撑起上身，朝屋外看去，门口有日本宪兵把守着。不远处停放着几辆三轮摩托车，七、八个日本兵正敞开怀蹲在树荫下啃西瓜，边吃边笑着。地上还躺着几只没被开膛破肚的大西瓜。很多苍蝇围绕在一堆西瓜皮上嗡嗡地叫个不停。更远处，是一排新建的营房，营房前拉起的几根晾晒绳上挂满了白色衬衫、黄色军服以及像婴儿布尿片般的长布条，看着约有一米长。上面缝有密密匝匝的红色针线。“成人纸尿片”这个词汇又钻入我的脑海，随即否定，是千人针。
我在历史资料上看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本男子参军前都会让家中的女性为其缝制一种腰带，围在腰上，或者带在头上保佑平安，免于被枪炮击中。他们相信即使在战场上战死，带了这种“千人针”也能转世再生。据说缝制一条这样的千人针很辛苦，妇女们要在街头积极收集一千个人的针线，拿红线一针针缝在白布条上才起到护佑作用。
我正要跟池春树说话，突然看见几个鬼子拖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子从一栋楼里出来。那人低低地垂着头，不知是死是活。
“他们为什么不把我们关起来？”我问池春树，目光仍跟随着那帮人。眼见着那个人被一路拖走，身后留下一道道断断续续的血痕。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没理由关我们。”池春树答道。
“日本人这么好说话？不恫吓一番或打个皮开肉绽，会轻易放过我们？”我觉得他太乐观，说不定日本人做出此番伪善之举是出于什么阴谋，只是目前我们尚不知道。
“没事就好。拾伊，我去给你要几片西瓜来充饥，我刚才听到你肚子在叫唤。”
“别去！怎么能跟鬼子要东西吃？”我立即表示反对。
“拾伊！”池春树显然对我的犯倔感到为难，“你就这么想好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跟他们要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
“你若有本事你去要吧，我怕吃了拉肚子。”我担心他去是自找麻烦。
池春树还真去了，跟门口的宪兵打了一个招呼，得到允许后，他走向那几个吃西瓜的鬼子，蹲下来跟他们叽里咕噜说着话。奇怪的是那些鬼子笑着，跟他聊了起来。没费什么劲，其中一个鬼子抓了半只西瓜递给他。
他小跑着回到屋里。找了半天，不知他找什么东西，结果拿了根棉签到手上，用木棒那端将西瓜最上面一层刮掉，对我说道：“这样不会拉肚子的，放心吃吧。”
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没接西瓜。
“好啦，拾伊，我没当汉奸。你就吃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笑道。
“真没看出来你很有本事啊。”我想他用了什么办法让鬼子对他毫无芥蒂呢。我还以为他会低三下四地求那些鬼子赏赐点西瓜给他，可他就好像跟自己人之间唠嗑一般。
“你怎么要来的？”我好奇地问他，不客气地将手伸进西瓜内挖出瓤来。我真的饿坏了。
“吃吧，不吃白不吃！”他说着，目光温柔地看着我吃，比他自己吃还开心。
西瓜只有七层熟，但味道挺甜。我抓了一块瓤塞进他嘴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也借用他说过的话。
我们很快瓜分了这半只西瓜。
抹干净嘴，我问池春树：“既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他们为什么还不放我们？打算设宴替我们压惊吗？”
池春树乐了，笑道：“等他们录完口供会放我们走！他们去带贺郎中了，我想不会太久。”
“倒霉的事情还没完呢。”我想起了贺郎中那副汉奸嘴脸，又担忧起来。
“放心吧，你要对我有信心！”他拉起我的手，好像很想对我说什么，但是又犹豫着没说出来。
“怎么了，春树？”他很少这样过。印象中他对我一向坦诚，有什么说什么。
“没什么。我觉得你吃了不少苦。”他露出怜爱的目光，将我的刘海整理了一下。“你怎么逃出来的？”
我将自己利用食物相克原理故意弄吐自己的事情大致告诉了他。
“我就知道拾伊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他欣慰地笑着，目光充满宠溺。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那个尔忠国到底是什么人？”他突然问道。
我真怕想到那个人，但是他这么问，我想应该告诉他。正当我要开口，门外响起摩托车“突突突”的声音。贺郎中惶恐不安的脸随即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内。
“我们有事可做了。”池春树拍拍我的手。
审讯
室设在二楼一间充满腐败气味的屋内。
简易的长条桌后、油漆剥落的椅子上坐着一个颧骨突出的日本军官，长着一对挑剔的眼睛。他只穿着白衬衫，没穿军装，也没戴军帽。在他身后站着翻译官，正是为山下小队长做翻译的那位，身上换了一件短袖丝绸衫。
张队长和另一个穿制服的伪警察也来了，坐在一旁的长椅上。
日本军官正在看一份报告单，不时拿笔在上面圈着什么。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日本兵端端正正地坐着，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册子，估计是记录员。
我和池春树被安排坐在一张矮长凳上。
贺郎中没敢坐，跪在地上，一副奴态。
日本军官开口了，说的是日语。翻译官在旁边问贺郎中：“这个女孩你认识吗？”问完，指了指我。
“据小池说是他的未婚妻。”贺郎中讪笑着，一脸的媚好之色。
翻译官翻了翻眼睛：“这么说你并不认识她。”
“不认识。她跟那两个刺客一道来的。我今天是头一次见到她。”
翻译官用日语跟日本军官说了一通。
“他们到你的诊室干什么去了？”翻译官又问道。
“来治疗枪伤啊。我一看他们并非良民，断然拒绝，他们威胁我，我也没答应。后来，小池愿意给他们治疗，跟这个女孩一起到后面去了，我和马车夫都被他们绑在前屋。我使出了浑身力气才把绳索弄开，不顾被打死的危险赶到大街上给皇军通风报信。这些情况侦缉队的胡队长和警署的张队长都知道的。”他说到这里向张队长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人点点头证实他所言属实。“后来也是我领他们去我那里捉拿刺客。我做这些可是一分钱也没要，为皇军办事哪能图钱呢？我是良民啊。”贺郎中竭力表白自己的衷诚。
翻译官又将贺郎中的话翻译给日本军官听。
日本军官挑剔的目光扫了贺郎中几眼，鄙夷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我这里。他上下看着我，脸沉郁着，良久，目光瞥向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