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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说。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我又说。
商陆不好言辞，只听着我说话，自己很少吭声。但是他突然跟我说：“咱们现在喝的可是二锅头，远比不上杜康。”
“所以解不了忧啊。”我说。
中国文人还有一个毛病，这种毛病以半文人居多，就是不喝酒不忧愁，一喝酒就忧愁。
商陆跟我说，我们这种半吊子知识分子，喝到死也喝不成酒圣、酒仙、喝不成诗仙、诗圣，喝大了顶多是个“借酒浇愁愁更愁”。这个后现代的社会不缺喝酒的，比如你我他，不缺有本事的，比如各个院士，缺的是喝了酒还能有本事的，李白这样喝得越多，越有本事的，千年出一个。其实啊，酒不是什么好东西，它会把内心的情感给引出来，催人思考一些终极问题，比如普通人会思考如何开公司，如何当上大官，知识分子就会思考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将往何处而去。这些问题想多了，脑袋就空洞了，人就坏了。所以爱因斯坦奉劝年轻人千万不要没事就思考终极问题。
商陆伸直双腿，向后仰倒，看着天上稀疏的星星。城市里，星星是稀罕物，隔三差五，甚至十天半个月才能见到一次，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看到灰蒙蒙的悬浮颗粒。萤火虫更是稀罕物，我在天津待了八年，除了少数在郊区的几天，其余时候没见过任何一只萤火虫。
“人去人散，来来往往，是这个城市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城市有意识，那聚散离合就占据着它九成的大脑。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带不走的东西是自己，留不下的东西肯定不属于你，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相聚时风姿卓越，以至于离散时终生不忘。”商陆说。
那时候，我和竹芯分手一个半月，我似乎过着吟游诗人一般的生活，仿佛脱离了大学，脱离了灯火辉煌的天津。
冷兵器时代，甚至解放战争时代，雄州镇一直是一个军事重地，护城河又臭又深，城墙又高又厚，整个雄州像个厚铁皮桶，锤子也凿不开。刘大芒跟我说：“这个地方，解放战争时候可是用人肉炸弹才攻下来的，护城河里的死尸比三十年前的六合总人口还多。”我不知道真假，但我基本相信刘大芒说的话，因为他是我童年时代最有知识的人，而且我始终相信，六合等于六合，雄州等于神州，拿下雄州几乎等于拿下六合，拿下六合几乎等于拿下南京城，拿下南京城就是解放了全中国，就是“扫六合”。
护城河的一段躺在我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中间，一座类似汉白玉金水桥的小桥横跨在外城和城墙上，居高临下，俯视护城河。
我对着老城外的护城河凝望了六年，从初一开始望到高三结束。
我问刘大芒，中国为什么每隔几十、几百年就打打杀杀，然后政权交替？
刘大芒喜欢挖鼻屎，他的鼻屎又黑又圆，他随手涂抹。他涂抹完鼻屎，表情严肃，像是□□在□□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般。
他说：“红颜祸水啊。”
说完，他继续表情严肃，继续挖鼻屎，鼻屎依然又黑又圆。
☆、刘大芒
没搬进小区时候，我家住在小土堆上，小土堆离下面的土地十米多高，大约八千平方米，住三十户人家。刘大芒是我们这群小屁孩儿里年龄最大，知识最渊博的，我推举他为这座小山上的王。刘大芒叼着狗尾巴草，像抽烟一样吞吐，似乎真的能够云烟缥缈。
刘大芒说：“我不能当王，文人都是不能当主要领导人的。”
刘大芒吐出被他的第二磨牙嚼烂的狗尾巴草，指着我，说；“我看，还是远志适合，他敢做敢干，我相信他。你们同意不？”
别的小孩儿像拜上帝教的教徒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开始应喝，异口同声赞同刘大芒的决定，让我成为大山里的王。我两眼噙满泪水，仿佛真的加冕登基，我口中喃喃，大概是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类的神话。
除了刘大芒，我的年龄最大，那些小孩儿总是像看主席一样看着我，而他们看刘大芒的眼神和听大人们说苏联往事时候一般无二。
在我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无恶不作，像是群聚山林的盗贼，我们掀开了所有五岁以上女生的裙子，烧了山里主干最粗的苦果树，杀了成百上千的鲢鱼、龙虾、蜻蜓、蝴蝶，偷喝了山下小区一整年的牛奶，把小区里的老爷子气得怒发冲冠。
我在位的那段时间，基本上把能做的坏事都做完了，基本做到了傲立于世，独孤求败。
后来，刘大芒表情严肃地来到我家，表情严肃地坐在我家的狗皮沙发上，表情严肃地喝完了我当天的玻璃瓶装牛奶，然后叹了口气，继续表情严肃。
我看着他，我感到有大事发生，他这种表情严肃比任何时候都严肃，考试不及格、被请家长、或者挨老师骂都没有这么严肃。我记得他上一次如此表情严肃，是他跟我说到“苏联解体”。
他说：“我马上要中考了，以后只能你一个人治理大山了。”
在我的印象里，苏联解体远远比不上刘大芒离开大山政权，我愣在那儿，似乎时间静止，空间虚化，我看到花开后即是花落，看到潮涨后便是潮退，我好像看到了五彩斑斓的肥皂泡沫在阳光下一个接着一个破裂，无声无息。等我回过神拿起万花筒时，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只是一片漆黑。
我挣扎了半天，感觉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感觉到“国之不国”。
我说：“你走了，我也不干了。”
刘大芒比我大两岁，高一届，他中考考了全区第三，进了高中部的强化班。再过两年，狗尾巴草已经很少了，可是他的嘴里仍旧叼着狗尾巴草，他说他不想读书了，于是背上两个登山包，离开了这个小城。很久以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开了一辆路虎，副驾驶上坐着一个面容姣好，身材火辣的姑娘。
“你老婆？”我问他。
“情人。牛逼吧？”他笑笑，递给我一根烟，“黄鹤楼的，这款特难搞到，特牛逼。”
我不抽烟，但还是接住，放在了钱包里，直到烟卷碎了，烟丝漏了出来。
那天他说自己很久没回来，说要请我喝酒，问我喝什么，我说啤酒就哈尔滨，白酒就二锅头。他说要什么下酒菜，我说：“把你的情人带着，我看着就行，你那情人秀色可餐，比什么山珍海味都下酒。”
刘大芒每两口酒吸一口烟，酒味和烟气把曾经驰骋过土堆熏得蜡黄，土堆上野草丛生，野树林立，旧房子里空无一人，久久不拆，像块望夫石一样伫立在林立的高楼之间。
“你这么多年去哪儿了？”我问他。
“除了六合，别的地方都去了。”他说。
“打算回来了？”
“没有，木槿要是在六合，我就回来，她要是去别的地方，我就跟着去。”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对她有意思？”
“真情是藏在心里的，就像爱家，爱国，平常时候谁都看不出来，等真正家国破碎的时候，那股感情才能迸发出来。”
“你现在看起来混得很可以啊，怎么不追她？”
“我就想远远看着她，连话都不想跟她说。哎，语言这东西，太浅陋了，深沉的东西会被语言说得浅薄。”
我努力回忆刘大芒和木槿同屏出现的片段，真的从来没见过刘大芒的目光在木槿身上停留哪怕一秒。
当时我们酒意刚起，落叶飘零，秋蝉咿呀，整体气氛大致积极向上。我看得到刘大芒的眸子里有木槿的影子，但不完全是木槿，应该说是木槿应当有的模样。
刘大芒的情人坐在草地上，她直条条白花花的大腿上躺着刘大芒深情的眼睛、硕大的头颅以及银线出没的黑发。
风起了，土堆下的人渐渐散了。
刘大芒没在六合待太久，便去了上海，在奉贤区买了套房子，住在距离木槿不远处，始终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有见过她。
我在刘大芒进高中后一年也进了高中，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和木槿在一个班。
班里的学生不论男女，不论原本成绩好坏，只要坐在木槿旁边，成绩都会下降，运气好的会下降个一两名，运气差的能降到年级倒数。
我学习向来不够刻苦，不知进取，不求甚解，得过且过，我洋洋自得地称自己有五柳先生的风骨。但每次考试我都发挥超群，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
木槿跟我说：“还不是得靠我，坐我周围的成绩都下降了，所以你自然水涨船高了。”
我答谢她的方式是每天放学都从五块钱的零花钱里拿出三块五毛钱买个鸡腿给她，每次吃红烧肉和肘子都把肥瘦相间的肉留给她。
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教书十年，带过上千个学生。她说学数学不能死学，要活学活用，举一反三。
我从小就擅长举一反三，我看到白衣袖，总能想到白臂膊，想到白乳。房、白大腿，想到白床单，想到一些当时不能描写的故事。
数学老师说我的眼睛里有灵气、才气、还有邪气，这三种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我改邪归正，我就泯然众人，我要是想横行天下，那我绝对当不了好人。
我觉得她说的话可信，因为我听我奶奶说，我出生那天，天雷滚滚，农历六月，天降大雪，天闷无风，天地之间透着一股怪异。我在木槿之前出生，木槿雪白漂亮，是个良家闺女，我头顶犄角，面容愁苦，横眉冷对千夫指。我奶奶见我生相奇异，断定我绝对是独角兽转世，专行灾祸，长大后绝对不是好东西。
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最有才气的时候，邪气最盛，灵气也最盛，坏事做尽，文章写尽。
高考前两周，我听说这段时间没有考试，学校让我们专心复习，备战高考。第一天下午五点钟，数学老师捧了一摞卷子过来，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卷子上写着“夯滚训练五十六”。我自觉受骗，情绪激动，眼睛通红，嘴唇煞白，脚发抖，手出汗，我觉得有一股清泉从心间流来，要从指尖泻出。我提笔疾书，崭新雪白透着油墨香气的试卷上多了几百个飘逸凌乱的0。5中性笔写的瘦金体字，文章标题《陈情表》。文章久远，具体内容我想不起来了，但中心思想我忘不了，大概是“我不想考试，考试没用，我要专心复习，我不考试。”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瘦金体颇有宋徽宗的风采，可是谁看都说丑，然后白眼看我，一点儿黑睛都没给我。
数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全高三的数学老师都在，还有几个语文老师，他们议论纷纷，我总觉得他们在说我傻逼、牛逼、牛逼、傻逼之类的话。
“这个是你写的？”数学老师说。
“是我写的。”我说。
“你现场写的？”
“现场写的。”
“写了多长时间？”
“十分钟。”
数学老师没有再问我，看着我的卷子，嘴角微微上翘，然后用红水钢笔在我的卷子上画了一个“90”。
“只给你九十，扣的十分是没写的题目分。”数学老师说，“高考前你都不用考试了，专心复习吧。”
我从来没想过一篇文章可以换来免考金牌。也因此我相信了有些文人真的该杀，不然吐吐墨水写写文章就能影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稳定，成大祸害。
我倒坐在课桌旁的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