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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些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品中，有一部叫《红色笔记本》。在这本书里，亨利引用了佛陀的一句话：“什么都不要相信，不管你是从哪儿读到的，或者是谁说的，哪怕是我说的。除非它符合你自己的推理和你自己的常识。”
他知道就连最伟大的领袖也不是没有过失的。他尽力教导他的崇拜者不要盲目地追随他。在1980年去世前不久，他在写给一位青年画家比尔。皮尔瑞尔的一份评论上说：“在人类最终达到的范围里，只有一种真正的婚姻：每个人都跟自己结婚。”他懂得一个老师只能把门打开，学生得做好准备。
像拜伦、普希金、乔治桑和科莱特一样，米勒也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成了一个倡导者和预言家，一种新的意识的预言家。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交织起来产生出一种更伟大的神话，一种体现人类对自由的向往的神话。米勒的作品瑕癖斑斑，装腔作势，言词夸张，空话泛泛，鬼话连篇。有时，正是这种邋遢使他难以抵挡攻奸，但他自身的纯洁，也就是他的爱心、他的坦诚，使他在作家之中独树一帜。他肯定会把新一代读者吸引过来的。
米勒在很多方面自成一派。有人想寻出一个同代人与他相比，结果是徒劳的。在一个愤世嫉俗、冷言冷语的年代，米勒始终保持浪漫，说明了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里乐观主义可能存在；在一个拜金的世界里安贫乐道可能存在。还有，在《天青石》一书中叶芝描写中国圣贤时说，“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足智多谋的、炯炯有神的眼睛，是快活的。”他所指的那种快活可能存在。
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我们首先应该把他看作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
亨利·米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发生重大危机的时代。西方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和工商业都达到了空前发达的程度，人类战胜贫困与苦难的那一天似乎为期不远。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候，西方社会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高度的物质文明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是社会生产力并未达到使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的地步，社会的政治制度更是远没有使社会分配趋向合理。于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因为争夺世界、分赃不均而爆发了世界大战，社会的两极分化使许多国家爆发了革命。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虽然没有直接爆发革命，但是国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尤其是精神危机席卷西方各国，这种精神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信仰危机，西方人对历来信仰的上帝，对资产阶级兴起以来大力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甚至个人和自我都产生了怀疑。如果西方人可以因为现代物质文明而感谢上帝的话，他们却痛苦地发现，上帝无法把他们从灾难和痛苦中拯救出来，上帝的权威地位动摇了。随着上帝地位的动摇，人们比一百多年前因发现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未能真正实现而感到痛苦的浪漫主义者更痛苦地发现，资产阶级当年登上政治舞台时引以自豪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不但远未变成事实，反而成为统治者无耻地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悬殊的贫富差别、野蛮的掠夺与镇压的遮羞布。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冷漠，甚至仇恨，西方社会一贯重视的个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深感困惑，从而对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产生怀疑，甚至无法认识自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一代西方人渴望寻回自己的家园，渴望寻回自我，但是以往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感到窒息，感到绝望，于是他们迷惘彷徨，并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强烈反叛者。亨利·米勒就是这样的反叛者之一。
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生于纽约一个德裔裁缝的家庭。亨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因为逃避德国的兵役而来到纽约的，尽管像许多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一样，他们很快就被美国社会同化了，但是我们从亨利·米勒的创作与言论中，仍然可以看到德文化的许多影响。在这方面，亨利·米勒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又同欧洲文化，尤其同德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思考，往往显示出德国思想家的某些特点，有人木三分的洞察力与敏锐而丰富的想象力，后来，在1930年至1939年这近十年中，他又长期生活在法国，对欧洲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他对西方文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不仅立足于美国，而且立足于欧洲，有一定的普遍性。
亨利·米勒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裁缝铺老板，后来又嗜酒成性，亨利·米勒出生后不久，全家从曼哈顿搬到东河对岸的布鲁克林，居住在工厂和小商小贩中间。成长中的亨利·米勒所处的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都不十分优越，亨利·米勒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正规教育．他1909年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两个月后即放弃学业，然后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水泥公司的店员、陆军部的办事员兼不拿薪水的《华盛顿邮报》见习记者、他父亲裁缝铺的小老板、电报公司的人事部经理，以及洗碗工、报室、垃圾清理工、市内电车售票员、旅馆侍者、打字员、酒吧 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文字撰稿人、编辑、图书管理员、统计员、机械师、慈善工作者、保险费收费员、煤气费收费员、文字校对员、精神分析学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干了甚至不到一天。
丰富的生活经历为亨利·米勒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他在这些经历中的深入观察和各种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创作不落俗套，既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有富于哲理的思想，并以创新的形 式加以表现。亨利·米勒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显然比他的同时代美国作家要境．而且成名也晚。年纪比他轻的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气，或已有了相当的成就，而他那时候却还在为生活奔忙。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已经四十三岁．也可谓大器晚成。在文学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处，由于作家思想上已比较成熟，又有丰富的阅历，见多识广，所以更容易一上来就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中反映的问题也往往更为尖锐，更能一针见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曾自称为“流氓无产者的吟游诗人”，可以说，这是对他自己创作风格的最好描绘。自从他发表第一部作品《北回归线》以来，他就形成了—种独特 的社会批判风格，专写一些与社会格格不人的人物，通过他们来攻击西方社会，并不惜使用污秽的语言。他所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丰富的生活经历中接触过的，他所用的语言也是他所接触的那一阶层人普遍使用的语言。他通过他笔下那个表面粗野的社会来表达他对西方社会深思熟虑的看法。就这方面来讲，他虽然比大多数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显示出他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所混迹的那个社会，他所接触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从事过的各种职业。
亨利·米勒对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的批判受到西方现代思想领域内尼采哲学思想和施本格勒关于西方没落等学说的深刻影响。尼采如同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一直在试图确立人的真正价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及个人主义传统不但没有帮助人真正确立自己的价值，相反，却使人越来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无法摆脱的控制，人变得更加无耻、卑微、懦弱。20世纪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为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冲灾中有着同样的感受，所以他那种寻找自我、寻找家园的意识在创作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在《黑色的春天》一书最后说：“今晚我愿意想一个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姓名、没有祖国的人，一个我所尊敬的人，因为他和你绝无共同之处，——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将考虑我是什么。”亨利·米勒由于亲身经历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所以他那种失去自我、失去家园的感觉更为强烈。在西方社会里，人可以自己豪华的家，但仍然没有自己精神的家园，因此，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对他有很大影响。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了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未来将是无可挽回的没落。亨利·米勒从西方的物质文明中看到了整个文化的没落趋势．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启示性的观点以后，更感到在这种趋向没落的文化氛围中无家可归。
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园，亨利·米勒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这种反叛精神所采用的方式，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气，粗俗污秽的语言，猛烈攻击当 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及其支柱巴黎神学院、法院、教会等，这同我们在亨利·米勒作品中君到的那种口气和语言何其相似乃尔，两人甚至在谈论拉屎撤尿的问题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
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样。故意公开谈论人们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讳的东西，来表示一种精神的反叛。棚·米勒的糟榨反叛尤其表现在反传统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感到十分压抑，同时他又是在一个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度里长大的，思想上较少束缚，所以饱寻求自由，寻求自我，强烈反对传统的束缚。当年惠特曼通过歌颂民主、自由、自我而宣扬的美国梢神，他试图摆脱西方传统，希望建设一个新型国家而做的美国梦，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复活了。只是亨利 ·米物没有惠特曼那种豪放的热情，而且他既做着美国梦，又是美国梦的批判者。他在反传统方面要比惠特曼更为彻底。他在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为取什么书名费了一番琢磨，他考虑把这部小说称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两个书名，请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宁帮着出主意，一个书名叫“我歌唱赤道”，这是用的惠待曼的口气。另一个书名就是“北回归线”。阿那依斯·宁由于爱好占星术而相中了后者。“北回归线”的英语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学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欢这个书名，因为他由此而联想到许多。他在笔记本里摘抄了古罗马讽刺小说《萨蒂利孔》中这样一句话：“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独立自主，在海上和陆地上都据有大片领地。”蟹可以横行不羁，像征看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从各个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种已经开始没落的文明的种种弊病，要从传统的固定轨迹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向往一种更彻底的美国式自由，要同所有的传统决裂，也包括已在美国形成传统的美国梦。另一方面；“Cancer”一词作为普通名词，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数人得了癌症以后必死无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样来宣告那个他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国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为它已经得了“杨梅大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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