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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虽然是做为吴文藻博士的家属同去日本的，但是，由于她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抵达日本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为了向日本学生介绍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在翻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的小说《寂寞》，和散文《寄小读者》，他认为这是必须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文献，因此就着手翻译了出来。当他在1946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经来到了东京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去拜访了冰心。他对这位虽然早已拜读过作品，但却第一次会面的中国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样”，“在她热情温纯的心底蕴含着清澈的智慧，当对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讲出时，她就已经尽量想方设法满足你了”。①在这次会面时，仓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请她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吴文藻夫妇带着小女儿，一块儿到京都游览，仓石武四郎又邀请冰心，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为京都大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在此之前不久的1月6日，她还应庆应大学的《学生新闻》之约，写了一封《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面对着这样一个战败国里的青年学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远见，又有菩萨心肠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几条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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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她对这个战败国的青年们说：“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东半球上望衡对宇的唇齿之邦——中日两国的青年，更应该建立起开诚布公，恳谈互商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体贴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男性公民的日本国情，针对着日本当时女多男少的情况，把希望寄托于日本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她希望过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能够承认两性的平等，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日本，女多于男，如果妇女仍旧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无知的状况，如果不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她们的言论与思想，那么，日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见解，这些建议，对于一个战败国的青年来说，都是极为诚恳，充满了善意的。
冰心在东京住了半年之后，1947年的6月返回祖国，先南京，后北京，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议，并看望了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时候，母校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园的教授的孩子们，听说《寄小读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园，便成群结队而来，想要看看这位了解他们、与他们有着共同语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6月16日抵达燕南园的，当天晚上，燕南园就有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席间，这些教授们谈起了南方的学潮。冰心告诉大家，前几天在南京，曾经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几位作家参加的茶会，大家谈起学潮，觉得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进医院；可是学生受伤了，却把他们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南京的军警，用极其粗野的手段对付游行请愿的学生，对女学生尤多侮辱，使得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看了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特务们大清早就闯进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着小衣服的女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冰心的叙述，使这些教授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除去南方的学潮之外，他们也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冰心本人是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但是，当她向这些教授朋友们说到参政会的时候，却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刚刚参加过的1947年的这届最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常常赞美日本人的合作态度，但是，在冰心看来，日本距离真正的民主化还很遥远。所谓合作态度，其实只是顺民式的合作，而非真正的合作。比如，1946年，日本当局提倡民主，允许罢工，日本工人就天天罢工。而在1947年，听从美方意见的日本当局忽然禁止罢工，日本的工人也就立刻不再罢工。尤其让冰心不以为然的是：日本妇女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妇女杂志也都要由男人控制。更为滑稽的是：一次日本的女议员访问冰心，还有一名男议员作陪，由男议员提问，也由男议员作答，女议员不过是个陪衬。针对这种情况，冰心在日本的大学讲演时，就提出：一个社会若不尊重女权，就相当于一个人只用一只脚走路。这种走法，当然是既不快又不稳。而如果日本社会要想民主，要想向前发展，就必须治好另一条腿，让两条腿一块走路才行。冰心在观察了日本的现状之后，得到了这样一条结论，就是：战败国的日本，现在只要求重新建设，自给自足，复兴民族，决对谈不上再侵略别国。将来是否还要侵略，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情况。冰心在国内小住之后，于1948年的6月又返回东京。这次到东京，是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仓石武四郎安排的，应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和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邀请到东京大学讲学的。冰心为日本的大学生做了五次讲演，为这五次讲演作翻译的就是仓石武四郎先生。
冰心的讲演，受到了日本大学生的热烈欢迎。讲演所在的东京大学三十九号大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们纷纷提出要求，要把这几次讲演的稿子，印刷出来，结集出版。
于是，仓石武四郎又忙碌了起来。
他先从研究室的小野泽精一、山井涌、山下龙二三君手里要来了冰心讲演的记录，并留下了其中的一位帮助他作笔记，他边看这三位同事的记录稿，边回忆自己翻译时的情况，在这位同事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译成日文的第一稿。仓石武四郎一方面为冰心的文稿进行着翻译，整理着记录稿，另方面还要写作自己的讲义，紧张的工作和过度的劳累，终于使他“相当地影响了健康”①。冰心是位对自己的文字十分负责任的严肃的学者，她要求，在她的讲演稿出版之前，让她自己过过目。把日文的草稿拿给冰心过目是没有用的，这样，仓石武四郎就又用加强语言学习为理由，请来了在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学习的中山时子君，请她把他翻译好了的日文草稿再翻译还原成中文，然后将这份中文稿拿给冰心来过目。冰心把这份文稿仔细地阅读过之后，删去了其中的一些有趣的插话。虽然仓石武四郎觉得十分的可惜，但是因为冰心不愿意让这些话落实在文字上而流传开去，日本方面也就只得勉强地同意了。在经过了如上一些人士的劳动、过目、翻译、书写之后，这份稿子，终于由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誊写清楚，于1948年的年底，由冰心转送给了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在1949年的元旦至3日这三天，再把由冰心审定的中文原稿改删译成日文，然后由他的同事小野泽精一与山井涌两位誊写清楚，交付讲谈社出版。这本由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于1949年9月出版的讲演集，即是冰心所著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或译《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在这本书的正文的后面，还列有仓石武四郎所作的鉴赏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这是讲谈社的学艺课长洼田稻雄要求仓石武四郎附上去的。据说这是仿照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德国作家海尔曼·海赛编辑《世界文学文库》所列书目表的例子，而提出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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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女作家兼学者的冰心，又在1949年至1951年，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任外籍女教授，登台讲授《中国新文学》。除去授课之外，她还应东京大学校刊及日本的妇女杂志之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文。如散文《丢不掉的珍宝》，就是应《妇女月刊》之约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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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归来
我们的祖国，真是可爱得不能以言语
形容。
——冰心：《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住在战败国日本的冰心，一直时时刻刻地关心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①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了东京。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又传到了东京。冰心和吴文藻，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聚集在收音机旁，倾听着这一来自祖国的喜讯。“1949年10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②
“从这时起，他们夫妇俩和同在东京任职的谢南光、吴半农两位进步人士，出于爱国赤诚，经常聚会交换情况，下定了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去的决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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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③周明：《记冰心》
1951年的秋天，美国的耶鲁大学以优异的待遇邀请冰心夫妇去彼校担任教授职务。冰心和吴文藻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