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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入了贝满中斋》
在《关于女人》中，冰心刻画了好几位性格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也不相同的知识妇女形象。除去T女士之外，象《我的同班》中那位态度坦白、判断公允、“有和男人一样的思路”，受到男女同学一致爱戴的“学生领袖”——闽南大姐L女士。象《我的同学》中那位“鸡群中的仙鹤，万绿丛里的一点红光”的容貌美丽的C女士（C女士的原型就是冰心在贝满女中及协和女大上学时的同学陈克俊）。象《我的朋友的太太》中的那位很有审美素养的学生物的“居里夫人”L太太。象《我的学生》中的S，《我的邻居》中的M（M同时也是“男士”从前的学生，“男士”的同事的女儿），《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K老太太。其中还有一位法国的知识妇女，这就是《我的房东》里描写的那位白发盈颠，“绝等漂亮”，“绝等聪明”，且又“温柔雅澹”的巴黎老小姐——R小姐。
在冰心笔下的这些知识妇女的形象中，我们不会忘记那位聪明、有才、自幼爱好写作、勤奋学习的M太太（《我的邻居》）。本来她会有个光明的前途，但是，因为嫁了一个不通人情的丈夫，又有一位不通人情的婆婆，再加上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种种不便与通货膨胀，她又是个只知读书不会理家的人，生活便一天天地困难，人也便一天天地憔悴下去了。这个在北方长大的女人，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在有着浓郁明艳的风光的南方，写一点诗，写一点文章，教教书啊，这些本来都是她非常擅长的事情。然而，丈夫和婆母的偏见，使她不得不终日地缠绕于琐碎的日常家务之中，身体不支，精神不振，让远在北方的父母也时时为她操心。这篇作品虽然也涉及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但从它的主题看，却是冰心早在“五四”时期就非常关心的那个家庭问题的延续。不过在《我的邻居》这篇作品里，不象在《两个家庭》那篇作品中那样，冰心谴责的是M这个不通人情、自私狭隘的男性作家。
我们更不会忘记《我的学生》中的S。她是这篇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是“男士”的学生，这是一位在知识妇女中少见的，兼有聪明、活泼、要强、能干、肯吃苦、会生活、坚韧刚毅、乐于助人等等品质的十分难得的人物。S是个外交官的女儿，自小在澳洲长大，说得一口极流利的英语，是个完全洋化了的女孩子。在她刚一出场的时候，她给作者留下的印象就是：“除了黑发黑睛之外，她的衣着，表情，完全象一个欧洲的少女。”她的作风也象欧美女孩子一样，既活泼又淘气，会模仿教授们的方言土语、南腔北调，对赛球、骑车、散步、溜冰、演讲、排戏、唱歌、跳舞等等事项，无所不会，无所不精。
其实这个生性活泼的女孩子，生活态度却是极其认真严肃的。这不仅表现在她自己努力读书，学习成绩门门优异上，尤其表现在她对恋爱婚姻的态度上，她选择丈夫的标准上。——她并不理会那些围在她身边，陪着她跳舞，陪着她打球，陪着她玩耍和游戏的男朋友们，却独独地选定了一位恰如古寺里的老僧一样的地质学家P做丈夫。因为P虽然对唱歌、跳舞之类绝对外行，在他的老师们的眼睛里，却是一个绝好的学生，极为用功，性格又极为踏实、沉静，除去读书之外，似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对于狂舞酣歌，一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而一进入书房，一看到标本，立即就会精神百倍，一谈到专业，立即就会口若悬河。难怪一位很有见识的老者这样评价P：“P就是地质本身，他是一块最坚固的磐石。”
S能够选中这样的一个人物当丈夫，足可看出她评价人物的标准，以及她的生活态度的严肃。但是有了这样一块“磐石”当丈夫，也并不妨碍她把自己的家庭布置成为“澳洲中国公使馆”，S本人完全是欧美主妇的派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保姆、洗衣妇、厨子、园丁、司机，都会听英语。习惯于在这样的生活方式里过活的S，抗日战争爆发后，却毅然决然地跟随着丈夫到了大后方，过起了节衣缩食，艰苦朴素的生活。自己动手盖房子，打家具，做咸鸭蛋和泡菜，在溪边的流水里洗衣服，补袜子，还自己开垦了菜园，种上了辣椒、西红柿，豆角，黄瓜、茄子，又自己喂养了鸡、羊、犬、猫、白兔、松鼠。S一切都是自己动手，从早忙到晚，把这个处在水边山后的茅屋，整理得井井有条，就其整洁和美观说来，绝不比北京的公使馆逊色，因此S自己，也戏称这是公使馆的“山站”。
这个身处大后方的知识妇女，不仅把精力贡献给了丈夫、孩子和家庭，也把精力贡献给了从北京撤退到大后方来的同事、朋友和当地的老百姓们。乡下孩子有病，也抱出来给她看。P的一位同事出差去了，他的太太忽然得了急性盲肠炎，热心助人的S，便自己开着汽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又义务地服侍了她三个星期，还输给了病人400cc血。这位太太的丈夫不在身边，又不肯自己出钱买血、请护士，一切重担便都落在了热心助人的S身上。而当那位太太的丈夫回到了太太的身边，S终于返回了自己的家中，见到了累坏了的P，苦坏了的孩子们时，S自己却因为失血过多，营养不足，操劳过度，而瘦得不成样子，终于支持不住，躺下去了！原来S的身体早就有些不支，只是她太要强，仍旧勉强支撑着局面，这次重大的损耗，使她患上了黍形结核症。这种不治之症，终于夺去了这个美丽、年轻的生命。
冰心非常喜欢这个S，所以当她在这篇作品的结尾处，写到第一人称的“我”接到了P写给他的报告S病逝的信之后，心中立即涌出了沉痛的哀思：“忽然广场上一声降旗的号角，我不由自主的，扔了手里的信，笔直的站了起来。我垂着两臂，凝望着那一幅光彩飘扬的国旗，从高杆上慢慢的降落了下来。在街角的余音里，我无力的坐了下去，我的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的，流满了我的脸上了！”实际上，S是把自己的充满了活力的生命，间接地、默默地贡献给了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了。
《我的朋友的母亲》中的K老太太，也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这是一位头脑清醒、通情达理、很有见识的老年知识妇女，她用极其鲜明的态度和干练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处理好了一件在别人看来是十分难解的问题，这就是她的儿子K及他的助教F小姐之间的爱情纠葛，以及如果这种感情发展下去，就会波及到K的太太及他们的孩子，破坏他们原有的老少三代和睦的家庭。老太太不仅劝住了儿子，还把聪明能干的F小姐动员上了前线，保护了等在北京苦守的儿媳和孙子，保住了老太太辛苦维持了几十年的和谐宁静的家庭。她的远大的目光和豁然大度的胸怀，使她明智而又简单地解开了这个复杂的感情之“结”。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一篇描写家庭问题的小说，但是，造成这种家庭问题的原因，却是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动乱和离散，所以，这又是一篇描绘社会问题的小说，正象作品中的K老太太对“我”所说的：“都是这战争搅得人乱七八糟的。”也如K老太太对F所说的：“战争虽长，也终有和平的一天。有一天，胜利来到，惊喜袭击了各个人的心，那时真是‘飞鸟各投林’，所剩下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虽然因为用了“男士”的笔名，冰心在《关于女人》里，常常使用一些玩笑的笔法，但是，细细地体味起来，她在《关于女人》中所刻画的许多人物，和在这些人物身边演绎出来的故事，作者的立意，又常常是极为认真和严肃的。
象《我的同班》中的L女士，她象《我的教师》中的T女士一样，终生从事着严肃的工作——她是一名优秀的产科医生，她那双灵巧的手，为这个世界接引降生了许多生命，当北京已经沦陷于敌手之后，笑口常开、性格开朗的她，却“常常深思的皱着眉”，对她的同学“男士”说：“我呆不下去了。在这里不是‘生’着，只是‘活’着！我们都走吧，走到自由中国去，大家各尽所能，你用你的一支笔，我们用我们的一双手，我相信大后方还用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当“男士”向她表示：“你们医生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拿笔杆的人，做得了什么事？”时，她“正色拦住我说：‘×××，我不许你再说这些无益的话。你自己知道你能做些什么事，学文学的人还要我们来替你打气，真是！’”最后她终于悄然地离开了北京，到了在西南的一个城市，剪短了已经灰白的头发，穿上了戎装，当上了军医，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继续地工作了。
冰心笔下的另外几个知识妇女，象M太太、S、K老太太等，她们的自身，虽然没有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但是，她们却都在默默无言地忍受着战争带给她们的苦难，并在当时艰难的境遇里，尽可能地维持着较为正常的生活秩序。
这种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同样表现在描写异国知识妇女的《我的房东》里。六十开外的R小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她为了自己的事业——终生全心全意地从事写作，而没有结婚。她有高雅的生活情趣，择友极严。但当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巴黎之后，她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遭到了挑战和破坏。冬天的巴黎缺乏燃料，而如果家里没有德国军官居住，就不能领到燃料，但是以她那样的为人，怎能想象，她会允许异国侵略军的军官住进自己的家呢？“男士”顾念着她，她也顾念着回到了沦陷的北京的“男士”，他们用这样的语言互相勉励：“振奋起来吧，一个高贵的民族，终久是要抬头的！”
《关于女人》中还有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这是为两位劳动妇女而作的。其中的《我的奶娘》颇富感情，写的是她幼时的乳母。这是一位忠厚、朴实、责任心强的农村妇女，她长相虽然不大好看，心地却正直善良。她的丈夫是被日本人欺负死的，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怀着仇恨和深深的戒心。她的唯一的女儿夭折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她哺乳的荣官身上，希望他长大后能够为她报杀夫之仇，能“跨海征东”，“出了我那死鬼男人的气”。她常常当着荣官父母的面，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及他们的种种兽行。冰心为何在这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怀念起了已经去世很久的奶娘，是很令人注意的。因为正是这位丈夫被东洋鬼子欺压而死的劳动妇女，第一个在冰心幼小的头脑里灌输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冰心清楚地记得她的聪明的预见：“将来我们这里，要没有东洋人造反，您怎样罚我都行！”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谢葆璋，每逢听到这里，总是连连地点头，称赞奶娘有见识：“她这话有道理，我们将来一定还要吃日本人的亏。”正象冰心自己说的：“我的抗日思想，还是我的奶娘给培养起来的。”“从此我恨了日本人，每次奶娘带我到街上去，遇见日本人，或经过日本人的铺子，我们互搀着的手，都不由的捏紧了起来”。奶娘为她播种下的爱国抗日思想的种子，象父亲为她播种下的一样，在冰心的头脑里生了根。所以，当她青年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时，她一方面想念着自己的父亲，一方面又觉得“仿佛我的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