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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自己说过：“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戈尔。”①
冰心是一位很有福气的女孩子，在她刚刚提笔写作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又是亲戚又是内行的刘放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不仅如此，她同时还得到了自己的双亲的支持和帮助。后来，当冰心写作问题小说与散文诗的时候，她的父亲和母亲，总是一边阅读着女儿的手稿，一边帮助女儿斟酌词句，有时还向女儿提供小说中的人物对话。1932年的春天，冰心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为北新书局整理自己全集的文稿，面对着眼前烂漫的春光和盛开的桃花，她怀着深厚的感情，追忆过母亲读她文稿时的情景：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实最热诚的批评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许多的牵强与错误。假若这次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同时守着她唯一爱女的我，低首疾书，整理着十年来的乱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适意，喜欢！②
……………………
①②《冰心全集·自序》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下面，过去一心想当一名医生的十九岁的理预科女大学生冰心，开始拿起笔来。
不过，从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材料中得知，冰心最早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后来引她走上文坛的“问题小说”，而是一篇记叙文性质的杂感，这篇杂感的名字叫做《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这样：
1919年先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爱国同胞的压力，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向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提出了全体辞职书。以“五四”游行示威为开头的爱国学生运动，终于以这样的结局告一段落了。因此，学生联合会便宣布学潮停止，可以开始复课了。7月，蔡元培也答应了重新返回北京大学，重任北京大学校长。表面上看来，五四运动是以爱国学生的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蔡元培答应回到北大重任校长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便又重新制造阴谋了。
当时掌握着北洋军阀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军阀。他为了对抗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势力，一直把象蔡元培这样开明的学者，和拥护共和，拥护孙中山，拥护民主与科学的爱国青年学生，当作心腹大患。他操纵的安福系反动政客，一直想要借机打击那些曾经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和教授。7月16晚上，他们举行了一个宴会，想方设法地收买拉拢了几个学生，准备第二天也举行一个由他们操纵的集会，目的就是要打击那些积极参加“五四”活动的学生和教授。安福系早在宴会之前就事先拟定好了各项决议案，他们诬蔑“五四”事件的骨干分子是少数好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物，胡说正是这少数几个人强迫大批懦弱的学生拥护他们，才发生了“五四”事件。安福系无耻地强奸民意，假冒一千个学生的名义宣布说，多数学生都反对五四运动，并且反对蔡元培回校。
当天深夜，参加这个宴会的两个学生，就把安福系的阴谋告诉了他们的同学——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二天，当安福系的阴谋者正在北京大学的法政大楼开密会时，一百多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了会场，把被安福系收买了的五名学生抓了起来，审问了他们，取得了他们承认与安福系勾结的书面口供，然后把他们锁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里。后来，这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同谋，在安福系的策动之下，投诉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从被锁的房子里解救出来。第二天，那些反对安福系的阴谋活动，冲击了他们密会会场的学生首领，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决他们犯了执行非法审判罪。
关于这件事，北京《晨报》（刘放园先生所在的报纸）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标题是：
《北大学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坏大学，利用许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学秘密开会，商议实行破坏之手段。事为该校干事会所闻，群起质问，许等佯为悔过，自具悔过书而退。翌日复受人鼓动，遂恼羞成怒，通电各处并诉诸警厅，皆以被打伤为词，此前数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学生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寿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刚刚平息，北洋军阀政府就又导演出了这样的丑剧，广大学生和知识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一位著名律师刘崇佑挺身而出，自愿在法庭审判时当场出庭，为爱国学生作正义的辩护。
这场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几名被军阀收买了的走狗充当原告的丑剧，前后只上演了八个小时。
冰心在她所写的这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里，记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审判厅听审的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实地记述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实向社会呼吁，要求公众主持正义和公道。
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刺痛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的心。她在法庭里旁听的时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直到返回温暖的家中之后，她还不能摆脱这场法庭斗争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一个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里雇用的张妈，看到她这样，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张妈，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竟然说出了如此明智的话语：“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冰心直觉得这位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品德，实在比那些制造事端的反动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有时却要受到强权的压制。冰心想到这里，觉得郁闷而又悲愤。直到她写下了这一切，才算是吐露出了郁积的感想和不满。
除去写作之外，冰心还参加了女学界联合会的演剧筹款活动。
有一次，女学界的各个女子大学的演剧队，到青年会里来排演，协和女大上台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年轻的冰心也兴致勃勃地扮演了一个角色，走上了舞台。
这时候，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一位姑娘——冰心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同乡，现在已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的大学生，也是女学界的活跃分子的王世瑛，她认出了台上那位小个子的女演员，就是她的老同学谢婉莹。当幕间休息的时候，冰心“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①——于是，这对中间有八九年没有通过音讯的老同学，这一次，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里，在北京，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活动里，意外地重逢了。
……………………
①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五四运动的浪潮，文化革新运动的浪潮，终于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冰心接触了社会，使这个思想纯洁的女青年，渐渐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处处都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有一颗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所看到的，听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笔记录下来。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可以说，“五四”改变了冰心的志向，改变了冰心以后的职业，也改变了冰心的生活道路。
………………………………………………
第四章问题小说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
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几年之后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象《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①
……………………
①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58年4月18日。
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
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群里，她的模样儿也许并不格外出众，她格外出众的地方是：生就一颗极为善良、易感的，而又极其正直的心。当她也象她的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那样，走出家门和校门，开始观察着社会，观察着人生，并开始思索着、找寻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时候，她同时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奉献出了她的独具特色的“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了。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
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体里，她的软弱的女性的心灵里，承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很自然的，她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就首先表现出了格外的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