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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看得眼花缭乱。她们俩几乎把招新社团都转了一个遍，什么文学社、读书社、爱心社、英语协会、吉他协会、金融协会，旅游协会、象棋协会……多得让秦昭昭数不过来。选择的余地太多以致于都不会选了，最后是谢娅拿主意报了两个社团，缴纳会费后各自换回两张会卡。
第一次参加社团活动时她们满怀新鲜感，但这种新鲜感在听了社团负责人一小时滔滔不绝的发言后就没了。接下来还陆续去了一两次，一次更比一次觉得乏味，感觉很乱，鱼龙混杂，最后她们再不去了。谢娅说：“一点意思都没有，简直浪费时间。”
对社团活动的兴趣从有到无的不止她们俩，班上好多同学都莫不如此。有个男生交十块钱进了武术协会，第一次参加协会组织的强身健体活动时被会长领着去操场跑十圈。他跑得差点断气，回来直骂娘：“他娘的，老子是参加的武术协会还是田径队？”从此再也不去了。
另一个参加演讲辩论协会的男生比他更郁闷：“我当初是看在拉我入会的师姐够漂亮的份上才交了十块钱报名费，谁知美女师姐根本就不是这个鸟会的。他妈的骗我。”
有人哈哈大笑：“没关系，学校的美女多得是，你慢慢挑吧。”
学校的美女确实多，这里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是上海人，上海的女孩子皮肤好身材好又会打扮，几乎个个时尚靓丽。在这座美女如云的校园里，男生们都心花怒放。
相比之下，女生们就显得有些郁闷了。因为学校阴盛阳衰，女生的比例要比男生多出一大截。男生的数量不够多，质量也不够好，想在学校里挑个满意的男朋友就不那么容易。好在上海的大学多，可以互通有无，经常还会有外校的男生慕名而来“君子好逑”。女生们不用担心“姹紫嫣红开遍，都付与断壁颓垣”了。
熬过非人的高考，成功进入大学，大一新生们都似“翻身农奴把歌唱”——唱的是情歌。谈恋爱是大一的主旋律，开学不过一两个月，秦昭昭她们班上不少女生就已经谈了或本校或外校的男朋友。谢娅也有一个同系的大二师兄在追她，和她一样来自湖南，每天小老乡小老乡地叫，她却总是爱搭不理的。
秦昭昭没有人追求。初到上海读大学，如同当年刚进实验中学一样，身边那么多好家境的同学把她给淹没了，在人群里完全显不出来。在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本地学生们穿的戴的用的都很讲究品牌，几乎人人一身名牌。不少学生还有手机，这点最令秦昭昭讶异。彼时在她家乡的小城，手机这个东西一般人是没有的，大多数人还在用呼机。但时尚新潮的上海大学生们几乎普及到了人手一个，还都是用的洋品牌手机，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刚刚推出的国产品牌手机如波导科健等都不屑一顾的。
在这种大环境下，江西小城来的秦昭昭是地道的土包子一个。林森送给她的那个小狗背包在小城看起来很时髦，在大上海她背出去却被同学笑。尤其章红梅笑得最没遮没挡：“你背的什么包呀，一看就是乡下来的。”
其实严格说来章红梅才算是乡下来的。她家在上海崇明岛，虽然与大上海仅一江之隔，但上海市区的高速发展却带动不了交通不便的崇明岛，它多年来还一直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
章红梅虽然来自上海远郊的农户家庭，却最喜欢在外地学生面前端出一付上海人的优越感。尤其是在同宿舍的秦昭昭面前。谢娅好歹来自湖南的省会长沙，家境也不错，父母据说都是做生意的，她在穿着打扮方面跟上海学生没太大区别。不像秦昭昭，一眼就能让人看出她是小地方来的学生，总是被同学或明或暗地取笑。
其实家境不太好的学生来上海读大学绝非一个好选择。虽然学费方面各地的大学相差无几，生活费的差距却比较大。一来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较高；二来上海本地生的比例大，他们在吃穿用度方面的讲究与攀比现象会让外地学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如果一个班的学生绝大部分人都穿戴上了名牌，那些家境不好穿戴不起的学生夹在中间有如鸡立鹤群。在众目睽睽之下展览着自己的贫穷，心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自卑。
秦昭昭被章红梅一取笑顿时面红耳赤，谢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秦昭昭才不是乡下来的呢，她有城镇户口。对了，崇明岛的户口好像是农村的吧？”
谢娅倒过来把章红梅给奚落了一句，她气呼呼地嘀咕了一句上海话转身走了。她们没听懂她说的什么，但想来不会是什么好话。她一走，谢娅就“教导”秦昭昭：“你不要那么软弱，让人觉得你是一只软柿子的话你会被欺负死的。”
和秦昭昭不同，谢娅对于上海学生们有意无意间流露的优越感总是第一时间予以还击。才不会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她对那些优越感十足的上海女生很没好感，尤其讨厌同宿舍的上海女生方清颖。
方清颖是她们班家境最好的学生。开学那天她爸亲自开着一辆气派的宝马车送她来学校，搬进宿舍时还有保姆跟来铺床，边铺边说什么宿舍的环境太差，囡囡恐怕住不惯等等之类的话。
宿舍的条件确实不太好，一间屋子六个人住，床铺是上下铺，书桌两人共用一张。没有卫生间和阳台，没有空调，甚至电风扇都没有，还得学生自己带，夏天别提多热了。
当时方爸爸就皱起了眉头，方清颖也撅起了嘴。她当然适应不了这样的宿舍生活，勉强住了一夜就逃回家去了。虽然学校要求学生一律住宿不准走读，但她的住宿生身份根本名存实亡。她天天回家住，宿舍不过是她用来午休及存放一部分书籍杂物的地方。
凭心而论，秦昭昭不觉得方清颖讨厌。虽然她是班上家境最好的学生，但她却不像章红梅那么乐衷在外地学生面前显摆上海人的优越感。她谈吐文雅，举止优雅，一派出身良好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淑女风范，再有任何言语的炫耀都是画蛇添足。她也学过舞蹈，形体非常优美，气质格外出众。她就是太过娇气了一点，有轻微洁癖，厌恶一切不洁的东西，看见蟑螂或老鼠就会吓得花容失色。穿衣服一定要纯棉纯麻纯丝等等纯正的布料质地，否则她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秦昭昭的生活圈子里，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女生，她让她联想起安徒生童话故事里的那个豌豆公主。
谢娅特别看不惯方清颖那付娇滴滴的样子，动不动就说她装腔作势，嗲声嗲气，还因为她一个人把所有上海女生都批评为“特做作”。她对上海女生的印象如此坏，却热衷结识上海男生。军训时她曾经主动找本学院一个上海男生要电话号码，可那个男生对她的热情却缺乏同样的回应。她打几次电话给他都说不在，留话请他回电话也不回，一次两次还可以说是别人忘记转告他，次数一多就能看出很明显的回避。而且还有闲话传过来，说那个男生嫌她是外地人……别的话不多，单是“外地人”三个字就言有尽而意无穷。
谢娅从此不再给那男生打电话了，愤愤然撕了号码：“呸，他是上海人就了不起嘛，我还懒得再理他呢。”
秦昭昭在上海开始的大学生活乏善可陈。她是她们班最土最穷的学生，穿不起名牌，买不起手机，在食堂打菜也总打便宜的素菜。和她的上海同学在一起有着一目了然的距离。好在这种对比，她曾经在实验中学时经历过，如今再处在同样环境下算是有起码的面对与接受能力。
当然，心里的难受还是难免的。父母打电话来关心她的异地求学生活时，她闭口不提这种难受感。满口都是如何如何的好，上海好学校好老师好同学也好，一切都千好万好。只有谭晓燕给她打电话时，她才会一五一十对她倾诉烦恼：上海本地生与外地生的差别；他们令人咋舌的名牌衣服和手机；他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她所受到的取笑和“土包子”的外号……
这些话她只对谭晓燕说，因为她才能真正理解。相似的家庭出身，相似的成长环境，再加上这么多年来无话不说的亲密友情，她们像一对异卵双胞胎般彼此心灵感应，会懂得对方的所有感受。
“昭昭，我们这种小地方的人去到大城市被人瞧不起是难免的，我在虎门还不是总被人叫做打工妹。最初听说要去广东实习时我多激动啊，以为只要出去了就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就会有一份锦绣前程等着我。现在才知道自己多天真多幼稚，不过就是一个打工妹而已。”
谭晓燕的感慨比秦昭昭只多不少，让她心里更难受了，不仅为自己，还为她最好的朋友。
歧视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在所难免。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上等人看不起下等人；白种人看不起黑种人……无论社会怎么宣扬人人平等论，但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2
大一上学期，秦昭昭还像高中时那样按时上课，认真听课，从不逃课。班上同学们起初也大都还是乖学生，渐渐地有人开始学着逃课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后来发展到一般情况下教室里至少有几成学生会逃课。逃课的理由因人而异，有的学生觉得课程太无聊；有的学生觉得老师的讲课缺乏吸引力；还有的学生觉得教材容易掌握，完全可以自学。于是逃课成为大学最屡见不鲜的现象。
秦昭昭一直没有加入逃课的队伍，于是她被同宿舍的女生们封为“答应”——课堂上如果老师点名就替逃课的舍友们帮助答应一声。她帮常可欣做“答应”做得最多，因为她经常不去上课。要么睡懒觉；要么逛街；要么和形形□的追求者约会，约会前淋浴更衣梳妆打扮至少要准备两个小时。每天的时间不够用，就把上课的时间省出来用了。
常可欣是她们班最漂亮的女生，也是最会打扮的女生。她和方清颖合用的那张书桌上琳琅满目摆满了她的化妆品，粉饼胭脂口红眉笔眼影睫毛膏指甲油等等等等。在家乡小城时，女中学生们基本上都不会化妆，偶尔薄薄地涂层口红就很提心吊胆了，生怕会被家长或老师批评心思不放在学习上就知道臭美。秦昭昭还是头一回看到一个女生拥有如此多的化妆品，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看得她眼花缭乱，
常可欣每次化妆至少要一个小时，如同一个画者以脸为布以胭脂水粉为笔细细涂抹精心描绘。把本来就漂亮的一张脸蛋画得更加漂亮。看过她化妆，秦昭昭才知道原来化妆品可以如此为女性增光添彩。
宿舍里化妆的女生不只是常可欣，徐瑛章红梅谢娅也各自有几样基本的化妆品“装饰门面”，只有秦昭昭没有任何化妆品。她是宿舍里唯一一个不化妆的女生，每天素面朝天。
秦昭昭经常帮常可欣做“答应”，时间一久，她为了表示感谢也为了方便以后继续找她帮忙，就送了她半盒粉饼。那天有人送了一盒新粉饼给她，所以之前用剩的半盒就拿来做人情。反复强调别看是她用剩的，这可是欧莱雅的品牌货，搽在脸上效果如何如何好。
秦昭昭看着常可欣递来的半盒粉饼有所迟疑，不知该接不该接。
女性天生的爱美心理让妆扮类物品对她们极富吸引力。童年时的扮家家游戏中，用红色水彩笔涂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