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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小不懂事的秦昭昭，把父亲的负气之辞当成真话听，真以为爸爸可以随自己的心愿寻找挑选。她小小的心眼里怀着对父亲那几巴掌的怨恨，独自一人眼泪汪汪地跑到乔厂长家去了。
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去过乔厂长家。但围着红砖围墙绕上一大圈进了“中南海”后，循着悠扬动听的电子琴声准确无误地找到了她要找的房门，咚咚咚敲开了它。
开门的人就是年富力强的乔伟雄副厂长。这一年他刚升上副厂长的宝座，正是春风得意之际。他一脸惊讶地看着门口的小客人，虽然他家一向不乏登门造访之客，但这么小不丁点的客人却是头一个。小小的女娃娃仰着苹果般的脸蛋，长睫毛缀满泪珠看着他，怯怯地问：“伯伯，你是乔厂长吗？”
乔厂长更惊讶了：“我是，小朋友，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乔厂长，你做我的爸爸好不好？”
秦昭昭一句话，把乔厂长的夫人招来了。她不是乔厂长的原配，是在他结发妻子病故后再嫁进来的继室。比他小了足足十岁。当时乔伟雄前妻的女儿乔叶已经十五了，婚后她又给他添了一个大胖儿子。乔叶跟年轻的继母格格不入，技校毕业进厂不久就找了对象出嫁自立门户去了，这个家只有他们一家三口。此刻听到门口有个小女孩在说什么“做爸爸”，厂长夫人惊愕万分地走出来看究竟。看着眼泪汪汪的小女孩，她语气柔和地问：“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跑我们家来了？干吗要乔厂长做你爸爸？你自己没有爸爸吗？”
“我爸爸不让我学电子琴，他说如果我想学电子琴，就去找乔厂长当爸爸。乔厂长，你做我的爸爸好不好？我也很想学电子琴。”
乔厂长夫妇怔了，对视一眼都不说话。秦昭昭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小脸蛋上满是可怜兮兮的表情。
这时，里屋的电子琴声停了。一个和秦昭昭差不多大的小男孩走出来，好奇地看向她。秦昭昭则以十倍的好奇回望着他。因为这个小男孩和她以前见过的小男孩完全不同，他特别特别的干净，从头到脚都干净得一尘不染。小小的白衬衫白云一样白，蓝色背带裤蓝天一样蓝，怎么看怎么赏心悦目。
在长机地区这个城乡结合部长大的男孩子们，大都像小猢狲似的到处蹿，玩起来极疯极野，一个个看起来总是脏兮兮的，满头满脸都是泥。身上的衣服脏了洗洗了脏，到最后根本洗不出颜色。像眼前这个干干净净的小男孩，秦昭昭还是头一次看见，不由睁大泪眼看呆了。
厂长夫人马上转身迎上去：“乔穆，你出来干什么？快进去接着练琴。”
那个叫乔穆的小男孩十分听话地转身回房了。他只在秦昭昭面前露了一下面就又隐入房内。多年以后，秦昭昭在语文课本上学到“惊鸿一瞥”这个词时，情不自禁地就联想起当年初见乔穆的那一眼。
那天秦昭昭是被乔厂长夫人送回家去的。她在厂长家闹的笑话被父母知道后，妈妈叹气，爸爸脸憋得通红。她很害怕，以为爸爸这次一定会打她打得更重。结果爸爸却没有打她，翻箱倒柜找出一支他当兵时买的口琴吹给她听。
“昭昭，口琴的声音也很好听的。咱们不学电子琴，爸爸教你吹口琴好不好？”
秦昭昭的电子琴没学成，跟爸爸学起了吹口琴。她觉得口琴的声音没有电子琴好听，但既然学不了电子琴，口琴好歹也是琴，有一种沾了边的安慰感。
去过乔穆家后，秦昭昭再上托儿所时，有了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妈妈，乔穆为什么不上托儿所？”
厂托儿所里，全是年纪与她相仿的小男孩小女孩。那天看到乔穆，他应该和她差不多大，可他为什么不要上托儿所呢？
秦妈妈告诉她：“乔穆他不上咱们厂里的托儿所，他在上市里的实验幼儿园。”
“什么是实验幼儿园？”
实验幼儿园，是当时市里条件最好的幼儿园。一来收费较贵；二来路途遥远接送不方便，普通职工耗不起那个时间金钱把孩子送去那，基本上都首选设备简陋的厂办托儿所。长机地区这一带，只有少数几户条件较好的人家才会送孩子去城里上幼儿园。秦妈妈不知怎么对女儿解释，只能含糊带过：“实验幼儿园，就是更大一点的托儿所。”
“妈妈，我也想去上实验幼儿园。”
秦妈妈叹口气：“昭昭，你不要什么都想好不好？你学不了电子琴，你也上不了实验幼儿园。”
“为什么？”
秦妈妈没有告诉女儿为什么，只是摸着她的头再次叹了一口气。
渐渐长大后，秦昭昭才渐渐明白答案。人或许不分阶级，但却有阶层差别，这种差别最明显的区分就表现在身份地位和经济条件上。乔穆和她，就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所以他能学电子琴，她只能学口琴；他能上实验幼儿园，她只能上厂办托儿所。
但在当时，秦昭昭不能理解这些，她只是感觉到乔穆和她、以及她经常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们不一样，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她从没见过他出来玩，男孩子们在马路上三五成群地拍画片、打弹球，滚铁环、飞竹蜻蜓……当中从不曾出现过他的身影，至于上树掏鸟下河摸鱼就更不用说了。她觉得好奇怪，他难道都不出来玩的吗？
乔穆是秦昭昭所见到的第一个不爱玩的小男孩。她这才知道为什么以前从没见过他，他住在房门一关就自成一统的楼房里，又老不出来玩，整天关在屋子里别人怎么会认识他呢？
后来秦昭昭才知道，乔穆每天早晨被他妈妈送去实验幼儿园，下午接出园后还要去学电子琴，总要晚上才会回家。然后吃饭，洗澡，再练练琴就差不多要睡觉了。他根本没有出来玩的时间，而他妈妈也不允许他出来跟其他孩子们玩。不练琴的时候，他也是呆在家里跟着妈妈学生字，背古诗。
乔穆的妈妈穆兰不是本地人，她是七十年代初来江西农村插队的上海知青。这位上海女子的祖父据说解放前在上海是位殷实商人，解放后被打成了资本家，各类运动中带累全家人跟着吃了不少苦头。比如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资本家的后代，穆家的一对儿女本来按政策可以留一个在父母身边都没留成。街道办事处的人天天找上门来，说得好听是动员，说得不好听就是要赶你下农村，理由是资本家的孙子孙女更应该要去接受农民阶级的再教育与锻炼。于是穆家父母不得已挥泪送别两个孩子，穆兰来了江西，她弟弟穆松去了云南。
穆兰在农村插队三年后招工进了长城机械厂，不用扎根农村一辈子。对于她幸运的招工进城，有人背地里说没准是跟村干部睡了觉才换来的。当然究竟是与不是，谁也没有真凭实据。而且这个上海女子身上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含蓄的气派，那气派让人不敢在她面前乱嚼舌头。她的容貌也说不上多么漂亮，但和厂里一帮女工们站在一起，人们一眼就能把她挑出来。对此，长机厂的人只能定论为：“人家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就是显得跟咱们小地方的人不一样。”
然而彼时她幸运的招工进厂，在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中却成为不幸。 中央的政策开始允许知识青年返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的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国家安排了工作的知青也不能回城。她已经在长机厂上班领工资，上海是无论如何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就只能在小城安家。蹉跎了如花年华后，二十七岁的穆兰最终嫁给丧偶的厂干部乔伟雄，次年生下儿子乔穆，从此儿子就是她的一切。
作为大城市来的女人，穆兰对她的独生子有着非常严格的培养计划。她的计划在这个城乡结合部的长机一带，是极其超前的。这一带的父母们彼时根本就没有“培养孩子”的意识。计划生育虽然已经在执行了，但生于八十年代初期的独生子女还不多，大部分家庭都有两到三个孩子，多的五六个都有，没有时间精力更没有金钱去逐一培养。生下孩子后，只要保证不饿着不冻着他们就行了。而孩子们在上学前几乎都是放羊般地野生野长，随便他们怎么玩，不哭不闹不打架父母们就不会管。上学后开始会管一管学习，偶尔也盯着孩子做功课，考试不好就打上两巴掌，这就算是教育孩子了。
像穆兰这样，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就开始让他学电子琴，每天要练琴，还要学生字，背古诗，如此悉心培养实在是长机地区独一份。
穆兰并不是光顾着让儿子学习而不让儿子玩，家里还是买了不少玩具给他玩，她只是不准儿子下楼找厂家属区的孩子们玩。她嫌那些孩子们太脏太粗鲁，跟他们玩恐有沾染坏习惯的可能。而且他们说起话来满口乡音侉调，她可是从小就教儿子说标准的普通话，如果让他跟着他们一起玩难免会串了音沾上方言腔，这是她不乐意见到的。
因为穆兰对儿子的悉心培养，所以造就了秦昭昭眼中那一个如此特别的乔穆。他迥异于厂家属区里所有的孩子，让她觉得他是那么那么的不一样。
3
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秦昭昭就近上了长机厂的子弟学校。和厂托儿所一样，学校就在厂家属区里，离家最多五分钟的路程，双职工的父母可以不必专程接送她上学放学。而乔穆，从实验幼儿园进了实验小学，依然是市里最好的小学。
每天秦昭昭背着书包去上学时，都会经过“中南海”前面那条大马路。如果哪天去得早，总能看见乔穆的妈妈骑着一辆漂亮的女式单车送他去学校。他身上穿的小童装格外精致好看，别说在这个近郊的城乡结合带长机了，就算在市中心最繁华的百货商店都没见过卖那么精致好看的衣服。听说，是他外公外婆特意从上海寄来的。
上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呀？秦昭昭好希望也有一对家住上海的外公外婆，也可以给她寄漂亮的新衣服。
可惜她的外公外婆却住在距小城几十公里远的乡下。每年不但不能给她寄漂亮衣服，反而她那些穿不了的旧衣服妈妈还要洗干净带回去让舅舅姨妈的孩子们接着穿。
爷爷奶奶家就住得更远，坐长途汽车要坐两个小时，下车后还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翻过两座山才能抵到深山坳里的目的地。秦昭昭跟父母回去过几次，她身上穿的花裙子和辫子上绑的花绸带在小城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却在那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引起了轰动，好多衣衫褴褛的乡下孩子围着她眼巴巴地看。对于他们来说，她所生活的地方也就相当于上海了吧？
秦昭昭的爷爷一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山沟沟里，她爸爸是借着当兵的机会走出大山的。当年部队来乡里征兵时，适龄的小伙子都抢着去，因为对于农村人来说这是可以跳出农门的最大机会。僧多粥少，村里规定每户人家只准去一个儿子参加征兵体检。秦家两个儿子都够年龄够条件，让谁去好呢？当爹的闷了一整天，终于做了主让老二去，因为老大年纪大些，身子壮些，留在家里务劳更能帮得上忙。
爷爷的这个决定，让两个儿子的命运从此有了巨大差异。秦昭昭的爸爸体检合格后跟着部队离开了穷乡僻壤，当上几年兵复员回来分配在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国家工人，是吃公家粮的城里人了。而大伯至今还苦守着乡下的一亩三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