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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你已经对伯林汉先生经常佩戴的圣甲虫饰品作了说明。”他说，“你说1902年11月23日，伯林汉先生去赫伯特先生家的时候，并没有佩戴这个饰品。你真的可以确定吗？”
“是的，我可以。”
“对于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特别谨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可以发誓，那个时候他的表链上确实没有挂圣甲虫宝饰吗？”
“是的，我发誓。”
“那你留意过他的表链吗？”
“没有，我并没有特别留意。”
“既然这样，你怎么能那么确定圣甲虫宝饰没有拴在表链上呢？”
“因为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因为如果它挂在那里，我肯定会发现。”
“伯林汉先生的表带是什么样的？”
“最普通的那种。”
“我的意思是，它究竟是链子、缎带还是皮带？”
“我想应该是链子吧！也有可能是缎带……当然，也许是皮带。”
法官白了她一眼。罗蓝继续追问道：
“你究竟有没有注意，伯林汉先生到底戴的是哪一种表带？”
“没有。我为什么要注意？跟我又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偏偏对那个宝饰如此肯定？”
“是的，十分肯定。”
“你的意思是，你注意到了？”
罗蓝停了下来，无奈地看着证人。旁听席传来一阵窃笑声。这时，法官终于按捺不住了，他问道：“这个问题你到底能否明确地回答？”
多柏斯小姐不再吭声，突然她低下头啜泣起来。
罗蓝赶紧坐了下来，停止了提问。
多柏斯小姐离席之后，进入证人席的有诺巴瑞博士、赫伯特先生，以及车站寄物柜的管理员，但是这三个人都没有提供新的线索，只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杰里柯和女仆的证词。接着走入证人席的是在悉德卡发现尸骨的那名工人，他复述了一遍曾在死因调查庭中说过的话——弃置在水芥菜田里的骨头不会超过两年。苏玛斯医生最后一个被传唤。他简短地叙述了自己检验骸骨的过程，然后罗蓝律师开始了提问：“你听到杰里柯先生对立遗嘱人外貌的描述了吗？”
“是的。”
“你检查的死者的骸骨与那些描述吻合吗？”
“大致是一样的。”
“请你明确地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死者身高的看法，只是我的推测。”
“这个我能理解。根据你的检查结果，以及杰里柯先生对立遗嘱人的特征描述，能不能说那些骸骨是属于约翰·伯林汉先生的？”
“是的，有这种可能。”
听完这句证词，罗蓝坐了下来；而奚斯立刻站了起来，开始对他进行询问。
“苏玛斯医生，在检查那些骸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特征让你认定骸骨是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属于身高、年龄、体格类似的一群人的？”
“很遗憾，没有。”
奚斯没有再发问，于是苏玛斯医生离开了证人席。
这时，罗蓝站起来陈述了他诉请本案的目的，法官昏昏欲睡似的点了点头；接着奚斯代表辩方作总结，他的陈词非常简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简单地反驳了申请人律师的说辞。在指出立遗嘱人失踪时间过短，不能作出死亡判定的请求之后，奚斯说道：“所以本次申请案应该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原告律师认为立遗嘱人已经死亡，那么就必须有证据来证明。可是他提出证据了吗？我认为没有。他只是一再指出，立遗嘱的人无依无靠，没有任何牵挂，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可以自由来去，所以没有任何失踪潜逃的理由和动机。这些便是对方申辩的内容。另外，他巧夺天工的演说，也许不止是想证明这一点。因为，如果立遗嘱人果真是像对方辩解的那样，立遗嘱人是一个充分拥有自由的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失踪；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因为他拥有自由，所以他可以毫无顾忌地不告而别？对方律师声称，立遗嘱人能够凭借心情随意去任何地方，因此没有潜逃的必要。我倒想说，既然他拥有绝对的自由，可以随意来去，那么他利用这种自由，也不足为奇！对方律师指出，立遗嘱人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消失了，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准备去哪里。我倒想问，他要通知谁呢？他无依无靠，不需要为谁负责，他的存在与否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假如有突发情况，需要他立刻出国，他没有理由不去！对方律师还说过，立遗嘱人在没有作出任何安排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离开了。我要问问在座的各位，对于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将所有事物交给谙熟一切业务，并且值得完全信任的律师去处理的立遗嘱人，这种说法成立吗？当然不！”
“在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立遗嘱人的背景没有丝毫不寻常的地方。他经济宽裕，并且没有任何责任束缚，他喜欢旅行，经常去偏远的国家游玩。这次离开的时间相对以往久了一些，但是，这不能作为宣判他死亡的依据，以及窃据他财产的理由。”
“至于最近被找到的骸骨，我不想多说什么。将它们与立遗嘱人硬扯在一起，这简直是胡扯！各位已经听过苏玛斯医生的证词了，这些骸骨并不能证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人。所以辩方律师想要以此作为证明立遗嘱人死亡的证据，并不成立。在此我还是要提出辩方律师提到的让我疑惑的一点：”
“辩方律师说，骸骨是在艾尔森、伍德弗附近被发现的，立遗嘱人最后现身的地方正巧也是这两者之一。在他看来，这是至关重要的证据。但是，我无法认同他的观点。我们假定立遗嘱人最后出现的地方是伍德弗，而骸骨也是在伍德弗发现的；或者他是在艾尔森失踪的，而骸骨正好也在艾尔森被找到，那么这件事情就值得我们重视了。可惜，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我们并不能确定，而在这两个地方都找到了骸骨。很显然，对方律师的推断太不切实际了。”
“我不想再浪费各位的时间了，不过我要再次强调，想要合理地认定立遗嘱人的死亡，那么就必须明确地提供证据。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出现。所以，立遗嘱人是随时都可能现身的，另外他有权要求财产得到保障。在此，我请求各位作出正义的裁决。”
奚斯的总结结束之后，法官终于如梦初醒般的睁开了眼睛。他将厚重的眼帘向上卷起，出人意料地露出一双睿智的眼睛。首先，他朗读了一段遗嘱内容，以及他的笔记——这应该是在眼皮半闭的时候写下的——接着，他开始回顾律师的辩词和证据。
“各位，讨论证据以前，”他说，“我准备针对本案综述一下。当某个人去国外或离开自己的住所以及常出现的场所一段时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消息，那么从他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开始算起，七年为申请失踪人员死亡认定的有效期限。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某人失踪长达七年，就可以自然认定此人已经死亡。当然，如果有充足的证据显示他在这七年内的某一个时间依然活着，那么死亡认定就是无效的。假如在比七年还要短的失踪时间内申请死亡认定，那么申请人必须向法院提供此人已经死亡的可靠证据。其实，死亡认定本来有假定的成分，跟实际证据有区别。因此，这类案件所提供的事证证据必须更具有说服力，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人确实已经死亡。失踪的时间越短，提供的事证证据就越要充足可信。”
“现在回到本案上来，约翰·伯林汉失踪不到两年，不足以构成死亡认定的条件。当然，以前有过失踪时间比这还短的案件都作出了死亡认定，并且得到了保险赔偿。所以现在，找到支持死亡确实发生的证据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本案中立遗嘱人是一位船长，而且他在船队从伦敦驶向马赛的航程中突然失踪了，那艘船连同船上的员工一并没了消息。那么，这艘失踪的船和不见踪影的船员，就为船长的失踪提供了更加合理的解释和证明。虽然也缺少必要的实际证据，但是这一事证，却也可以成为判定船长死亡的可信证据。举这个例子主要是让大家做一个参考，所有的推测也都是要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切不可凭空捏造。”
“本案的诉请人要求作出对立遗嘱人约翰·伯林汉的死亡认定，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遗嘱内容来分配立遗嘱人的财产。我们的责任重大，裁决稍有偏差，就会严重损害到立遗嘱人的利益。因此，大家要认真仔细地思考已有证据，只有严谨地分析过各项证据以后，才能作出最后的裁定。”
“本案有两部分相关证据：一是立遗嘱人失踪的相关背景；二是骸骨事件的影响。关于后者，我很诧异并且感到很遗憾，此项申请没能等验尸官报告全部出来后再提出，所以请大家仔细考虑一下。要提醒大家的是，苏玛斯医生很明确地指出，到现在为止还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不能证明那些骸骨是属于特定某个人的。不过，立遗嘱人和这位无名死者也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大家已经听了杰里柯先生关于失踪事件的发生背景的证词，立遗嘱人之前从未有过出国旅行而不向他交代行踪的先例。在此要注意的是，在立遗嘱人约翰·伯林汉先生和诺巴瑞博士会面结束之后，并准备前往巴黎的时候，他并没有向杰里柯先生交代他的行程，以及他在巴黎的住处和回国的确切时间。所以杰里柯先生也无法告诉我们立遗嘱人到底去了哪里，什么时候回来。由此看来，杰里柯也无法掌握立遗嘱人的行踪。”
“多柏斯小姐和赫伯特先生的证词中有着很多混乱甚至矛盾的地方。比如他们说立遗嘱人约翰·伯林汉先生进了书房后，就没了人影。因为在屋里没找到他，所以他们认为他已经离开了。在他离开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仆人他要走了。而且之前他还说要留下来等赫伯特先生，所以他的不告而别显得很突然。一个人可以这样鬼祟地离开别人家，并且没告诉仆人一声，那么他会不会经常也用同样的方式离开平日出现的场所，而事先不告知别人，也不向任何人交代去向呢？”
“现在，我们有两个问题：一，立遗嘱人的失踪跟他的生活习惯和个性是否相违背？二，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立遗嘱人已经死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加上刚才大家已知的各种证据，会引导我们得出一些结论。”
法官做完以上陈词之后，就开始读起了遗嘱内容，但没过一会儿就被打断了，因为陪审团主席宣布，他们已达成了一致意见。
法官随即直了直身子，望着陪审团席，当主席发表声明说，他们认为没有足够证据可以认定立遗嘱人约翰·伯林汉已经死亡的时候，他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于是，在对罗蓝律师正式传达法庭驳回死亡认定申请的时候，他谨慎地解释说，他个人的意见也是如此。
这项裁决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想伯林汉小姐也一样，伯林汉小姐的父亲也很开心，他抑制不住胜利的愉悦。因为天性善良，他很快离开了法庭，以免让遭到挫败的赫伯特看到，伯林汉小姐和我也随即离开了。
当我们离开法院的时候，伯林汉小姐笑着说：“看来，我们并没有走上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