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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历来的规矩就是这样，凡是上面来下达的命令，下面的不管不问，只管去做就好了。这种事情，就算是国家机关完善时，都不见得能查出来，更不要说文革那样人荒马乱的时候了。
我四下里活动了半天，只打探到那支黄河清淤小组去的是太行山边上的黄河古道，至于到底是哪里，在那里做了什么，那就不知道了。
我一面安慰着母亲，一面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去太行山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年头，全国都在搞大串联，火车、汽车全部免费，车子全被红卫兵，红小将老老霸占住了，我这样的出身，虽然算不上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但是把我打成“革命投机分子”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如何去三门峡，成了一个大问题。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时，一个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猴子苦着脸，来跟我告别。猴子比我早一年毕业，接了他父亲的班，去了黄委会。他瘦瘦巴巴，大名叫欧冶侯，很喜欢读书，尤其是线装版的古书。“文革”时候，好多书被列为大毒草，他成天和印刷厂的人套近乎，买了鸭梨、香烟，和人家换要被打成纸浆的古书看。我常嘲笑他是个古人，就像古代的齐天大圣，后来干脆叫他猴子。猴子跟我说，黄委会让他下周就去黄河古道监督河工挖河，指不定啥时候才能见面，送了我一本硬皮的笔记本，写了几句酸词，给我留个纪念。
我看了看，上面写着：“小小竹排江中游，心中永存毛主席，他就像是红太阳，恨天恨地我当家，黄山泰山都难挡，河水东流浪淘尽。”
我读了读，文理不通，这是什么破诗，明显是他自己胡诌的，他还慎重的很，让我一定好好收藏，好好读读，多读几遍就明白了。
我接过笔记本，摆在书架上，随口一问他要去哪？他苦着脸说，还好，好像还不远，就是太行山那边，听说地方挺偏的。我听他这样一说，当时就蹦了起来，让猴子上吊也好，美男计也好，不管怎么样，都得把我弄到他们挖河组，让我也跟着去。
猴子想了想，说：也行，反正我们都得招工人，你就做河工吧！
我拍着胸脯说：只要能把我弄进去，别说做工人，做女人都行！
猴子带我去了黄委会，谁知道那个领导外号叫铁嘴张，做事情最严格，我们俩磨破了嘴皮子，他都死活不同意。我和猴子赖在黄委会门口不走，但是人家端着大茶缸子不紧不慢地喝茶读报，根本不搭理我们。后来进来了一个姑娘，她看了猴子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往里面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才进了里面。她进去没多久，那个端着缸子喝茶的领导却发话了，让我进去，填了张表，然后让我三天后过来报道。
猴子惊讶得直咧嘴，说邪门了，邪门了，铁嘴张还能改口，看来一定是黄晓丽给我说情了。我问他黄晓丽是谁？猴子一脸陶醉，说黄姑娘你就别想了，人家老爹是四野的大领导，根子深的很，估计这次是可怜你吧！我抓住他，给他狠狠一顿打。
三天后，我去黄委会报到，铁嘴张先给我们讲了黄委会的一些规章制度，我装成一副好学生的样子，点头哈腰的，将那些屁话装模作样记录在本子上。说完这些，看了看四周，然后干咳了几声，说，这个，这个，以下的咱们就随便聊聊，这个，就不用记在本子上了。
接下来，他讲了一些关于黄河的古怪禁忌。
第十五章 黄河衙门禁忌（一）
他说，我知道，好多背地里叫我“铁嘴张”，只认制度不认人，其实哪，大家不知道，我确实是没办法。老黄河上的事情吧，邪乎，好多事情要是说出来，那就是封建迷信，咱们也不敢提呀，对吧？
我猛拍他的马屁，说张主任说得太对了，猴子这帮孙子，胎毛还没褪尽，懂个啥呀！
他挥挥手，打算我的话，接着说，打民国刚成立，我就在黄河边上工作，那时候还没有黄委会。咱们这个黄委会吧，最初是国民党在1933年建的，当时的主任是大官僚孔祥熙的堂哥孔祥荣。1946年，解放区也成立了冀鲁豫黄河故道管理委员会，1949年后，这个冀鲁豫委员会更名为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最开始在开封，后来随省会迁到了郑州，这就是咱们现在的黄委会了。
他眯着眼睛说，我现在掐着指头算算，从我进黄委会到现在，一晃，快有四五十年的光景了。这四五十年来，我不知道见了多少黄河上的怪事，黄河上的禁忌，好多事情吧，我也说不上来了，反正有些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有的是酒后的段子，半真半假，真真假假，我今天也就跟你们随便一说，你们也就那么随便一听，这个事情吧，也别对外说。
我一听，敢情领导要给我们讲黄河鬼故事，忙把胸脯拍得山响，纷纷表示就算敌人给我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使美人计，也绝不向外透露半个字。
铁嘴张点点头，他点了一根烟，一口气吸掉半根，然后给我们讲起来。
他说，黄河十年九汛，祸国殃民，所以历代王朝，都将河务之事当做第一要务。这负责整顿黄河的人，就叫河工，负责黄河事务。康熙三十七年（1699），专门设了一个兵种，叫河兵，专门负责黄河防汛。
河兵是什么，你们估计都不知道。
河兵是一个奇怪的兵种。
在大清国，军服胸前都印着字，有的印着“勇”，有的印着“兵”，这些字代表了兵种不同。兵是正规军，勇是临时招募的民兵，曾国藩的湘军、团练等印的都是“勇”字。河兵的军装上印了个“河”字，这是一个独立且古怪的军营系统。
河兵属绿营系统，粮饷为乾隆帝特批，按“战二守八”（战银每月一两五钱，守银每月一两）的比例分配，河兵可“由守拔战”而升迁，如因公遇难也可按军功条例抚恤。
可以说，河兵待遇是很好的了，但是少有人去。
不仅少有人去，就算有人被强行抓丁，征调成河兵了，也要千方百计跑掉。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康熙三十七年（1699），河兵人数为2000名，三年后只剩下不到800人了，跑掉死掉了一半多。后来实在不行了，又在嘉庆七年（1803），紧急从天津和宣化调拨400人凑数。
按说当兵吃粮，扛枪打仗，有什么要跑的，关键是河兵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别的兵种是和流寇、盗贼、外夷打交道，河兵和什么打交道？
和黄河。
确切地说，是和黄河中的邪乎物件。
不仅是黄河，就连治理黄河的衙门，都里外透着诡异。
就说咱们黄委会吧，在解放前，黄委会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严禁说“决口”、“泡汤”、“漏水”等字眼，在公文、信件中，也是极力避免出现这些字眼。
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那时候都是手抄公文，抄写公文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将公文中“口”字尽量写小，越小越好，且要将字的四面封死，不能留豁口，若留了口子，那黄河口就堵不严实了！
如果哪个人手一抖，不幸将“口”字写大了，又凑巧没封住口，那么轻者被大骂一顿，重者就直接打发他走人了。
这是黄委会一个流传了几十年的禁忌。
据说，这个规矩已经流传了几百年了。
最恪守这个规矩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还有一个，就是孔圣人八房的后代孔祥荣，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当时四大家族孔家孔祥熙的堂哥。
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七年（1902）任山东河道府，对河务“赤心任事”，“为国立劳”，笃信黄河神秘风俗。
孔祥荣主政黄委会时，正值军阀混战，河务废弛，黄河水患不断。这个孔圣人的后代，大官僚的堂兄，非常迷信黄河大王，他在堵口时，要将红布包裹了碗口大小的“镇海沙”亲自抛到黄河中，还在工地上修建了大王米庙，供奉了黄河中的大王和将军，在贯台堵口时，他又亲迎虎头将军，焚香祭奠黄河大王。不过你还别说，经他这样焚香祭拜之后，黄河水患大减，他也成了造福黄河两岸的孔圣人。
不仅黄委会如此，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刘峙更以躬身护送黄河大王入水（被收录进上海书店1992年版的《中州轶闻》中）。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刘峙是个愚蠢且迷信的贪官。
但是，不是。
刘峙是民国时期少有的好官，不抽，不喝，不赌，不嫖，也不讲排场。
他历任黄埔军校教官，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也是一个河南人敬重的好官。
他很重视教育，主政期间修建了河南体育场，还有河南大学标志性的礼堂。
他调离河南时，仅在郑州一地，就有两万多人为他送行。
抗战胜利后，刘峙由南阳抵漯河主持第五战区受降仪式，沿途百姓到处摆香案，燃爆竹，夹道欢呼。
其实吧，在这个问题上，咱们也要实事求是，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不过，他看着我们两个，悠悠说道：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人都迷信老黄河的禁忌？
那些所谓的黄河大王，又都是迷信吗？
还是那句话，这古黄河里的事情吧，说不清。
说完这些，他不断摇头叹息，接着讲了些黄河怪事，听得我一惊一乍的，后来从黄委会走出来，回头看看那栋不起眼的老房子，都觉得脚心底下直冒冷气，都知道这黄河邪乎，谁也没想到连黄河的衙门都那么邪乎！
回家后，我闲着没事，在家翻看我父亲留下的一堆旧笔记，笔记上全是黄河水位、黄河水流大小等数据，一点意思没有，我胡乱翻到一页，发现那里用红笔写了一段话：“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史记夏本纪》
要是从前，我肯定觉得这话是放屁，什么龙不龙的，统统都是封建社会的孝子贤孙们在作怪！但是经过三门峡这次经历后，我渐渐开始接受，黄河中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的古怪生物，尤其是上河村那个古怪的码头，花岗岩上那层滑溜溜的黏液究竟是什么水下生物留下的，我怎么也搞不清楚。
不过我也有些奇怪，父亲这样一个务实老实的河沿溜子，怎么也会对龙感兴趣，还专门记在了工作笔记上？
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越看越扯淡，这故事竟然说有人会养龙，这龙怎么样？你每天要喂它吃什么，那么大个，要把它喂养在哪里？
我摇摇头，把笔记丢在一边，躺在床上无聊地看着天花板，看着看着，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当时我们在上河村遇到老支书，朱颜对老支书说的是“患农事，我们来了。”
我当时以为老支书的名字应该是“患农事”，当时那个时代，好多人为了表示拥护革命，拥护党，都纷纷改成了红且专的名字，我当时想当然得以为，老支书是想装成一心担忧农业生产，才起的这个名字。其实你只要用脚后跟就能想明白，上河村是个渔村，渔村不事生产，还搞个狗屁农事呀！
其实朱颜当时称呼老支书的三个字，并不是“患农事”，而是“豢龙氏”。
豢龙氏，就是古代传说中能驯养龙的古老家族！
他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