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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索，如《武林志》、《武当》、《少林寺》等，不落港台功夫片的巢臼，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上映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观众就达几亿人次，并在国际影坛获得好评。这一阶段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黄土地》（见彩图）、《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见彩图）、《猎场札散》、《老井》、《红高粱》（见彩图）等。这些影片，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打破时空顺序，更注重表现人物形像的自然心理和情绪。这类影片的出现，引起了广大观众、理论家、艺术家的兴趣，也产生了种种争议。许多人认为，这种探索应该允许，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应该给予鼓励，但也应当反对某些脱离现实、故弄玄虚、卖弄技巧的纯形式主义的倾向。广大观众则要求电影创作者注意电影的群众性，因为电影毕竟是一种大众的艺术。
左翼电影运动（1931～1937）1930年3月，在中国GCD领导下，由鲁迅等50余人发起，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8月，组成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次年1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或“左翼剧联”），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统一领导下展开工作。在展开对“左联”决议中提出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中国GCD的地下组织开始提出领导电影的问题。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中就提出了关于电影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清楚地规定左翼电影应当面向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提出左翼电影应当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压迫；描写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阶级斗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出路。提出了理论战线的建设和对各种反动电影理论及其作品的斗争的任务。并根据这些方针和任务，提出许多具体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涉及干部的培养问题。这些，在以后展开的左翼电影运动中，都逐步得到认真的贯彻。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对中国东北的进攻，不过3个多月的时间，整个东北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由此爆发了上海的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有些电影工作者冒险拍摄抗日新闻片、纪录片和动画片，如明星公司的《上海之战》，天一公司的《上海浩劫记》，在内地和南洋很快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影界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一二八”的炮火不仅直接毁掉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等地区的各家影片公司和电影院，也间接地使不少中小影片公司停止营业。由于遭到战火的破坏等原因停业的就有30多家影片公司和16家电影院，随着国产电影市场的缩减，使电影制片业残存的明星、联华、天一和几家小公司都面临难以维持的危机。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宣扬封建思想、神怪武侠的电影已趋没落，反映现实的影片成为时代的需要，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负责人之一的周剑云通过阿英（钱杏邨）结识夏衍等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并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事前夏衍征得瞿秋白的同意，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进一步全面地展开各项工作，除向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提供电影剧本外，还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进步创作力量，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个影业公司中去，从而保证了进步影片的拍摄，同时，还建立左翼电影理论和评论的队伍和阵地，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了《每日电影》（《晨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申报》）、《影谭》（《民报》）、《电影新地》（《中华日报》）、《电影时报》（《时报》）等电影副刊，创办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周刊。1933年5月，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对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时提出的电影文化运动的方针和任务，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宣传和讨论，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影片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
1933年是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生产了不少优秀影片。《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开辟了中国电影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和电影反映现实斗争的光荣传统。《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下层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揭露了为富不仁者的丑恶灵魂，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春蚕》（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见彩图）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用白描的手法，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民一步步陷入破产的情景，它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将故事集中于一天一夜之间，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旧中国城市贫民的血泪生活；《姊妹花》（见彩图）作为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通过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揭露了社会不平，当时上映曾创造连映60多天的票房纪录。其他影片如描写农民斗争、反封建、反土豪的《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沈西苓编导）；表现工人斗争生活的《香草美人》（马文源、洪深编剧，陈铿然导演）和《压迫》（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抗日题材的《民族生存》（田汉编导）和《肉搏》（田汉编剧，胡涂导演）；写职业妇女觉醒的《脂粉市场》（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表现一个正直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经过生活的磨炼、战火的考验，最后参加工人阶级队伍的《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见彩图）；揭露旧社会都市黑暗的《城市之夜》（贺孟斧、冯紫墀编剧、费穆导演，（见彩图）；表现农村小手工业者的悲惨遭遇的《小玩意》（孙瑜编导）……这批影片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利用当时一切可能的条件，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配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发挥了战斗的作用。由于左翼电影运动配合了中国GCD领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遭到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一系列迫害。这些迫害手段表现在：对已经摄制、正在或准备摄制的进步、抗日题材的影片和剧本，进行严格的检查、施行强迫禁映的手段；提出并推行与中国左翼电影相对抗的制片路线，还纠合受其控制的文人，攻击与反对左翼电影运动，甚至用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追捕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人等等。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com/＇“艺华”被捣毁事件的发生，使左翼电影运动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对于左翼电影运动，又使出种种扼制手段，更进一步地强化电影检查，还扩大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妄图摄制与左翼电影相抗衡的影片；又召开所谓电影座谈会，企图控制和拉拢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和创作人员，以分化进步电影的阵营等等。针对电影战线上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采取新的对策，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以个人联系方式，继续为影片公司和电影导演提供剧本，或帮助导演修改文学剧本，乃至分镜头剧本。从1934年1～10月，明星影片公司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通过一个家庭伦理故事间接宣传团结抗日的《同仇》（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用一个简单线索来贯穿八个小故事片断、描写社会形形色色妇女生活的《女儿经》（集体编导），反映船家生活的《船家女》（沈西苓编导）以及《乡愁》（沈西苓编导）、《华山艳史》（程步高导演）、《到西北去》（郑伯奇编剧，程步高导演）、《劫后桃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等。1934年10月，夏衍在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解散后，转移到联华公司二厂任特约编剧。任光、安娥等音乐工作者也参加了联华二厂的电影音乐创作。在联华公司导演们的努力下，拍摄出了一批成功的左翼影片：反映渔民生活的《渔光曲》（蔡楚生编导，见彩图），以现实动人的题材内容、流畅圆熟的创作技巧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34年6月14日在上海公映后，连映84天之久，打破了《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影片主题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揭示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受压迫、被侮辱命运的《新女性》（孙师毅编剧，见彩图），也获得舆论的好评；通过筑路工人生活，反映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愿望的《大路》（孙瑜编导，见彩图），抗日反帝的主题十分鲜明；《神女》（吴永刚编导，见彩图）则是另一部暴露旧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在艺华影业公司，田汉、阳翰笙等尽管不能公开活动，仍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导演提供剧本，拍摄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影片，如：以当时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学生们为从事平民教育而进行艰苦奋斗为题材的《黄金时代》（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表现知识分子失业悲剧的《生之哀歌》（阳翰笙编剧，胡锐导演）；表现反帝抗日的《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以农村斗争为主题的《凯歌》（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衰为题材的《时势英雄》（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史的《人之初》（史东山编导）等。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由于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和支持，经过司徒慧敏的努力，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和集中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许幸之、王人美、王莹、周伯勋、吴湄、施超、吴茵、杨霁明、吴印咸、吴蔚云等创作人员，摄制出4部优秀影片：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见彩图）；描写30年代知识青年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田汉原作，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见彩图）；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在“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经历的《自由神》（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以及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这批影片为左翼电影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个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和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相互配合，关系更加密切。在音乐方面，为了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为了更好地发挥左翼电影和左翼音乐的战斗作用，除聂耳、任光、安娥外，吕骥、贺绿汀等也都参加了电影歌曲的创作活动，各自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