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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老师在给我们带来对上课厌烦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欢声笑语，令人回味无穷。
高数老师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老头，每次上课无一例外的穿着条绒西服、梳着水分头，学究气十足。有一次，他在给我们讲“分步积分法”的时候，运用了一道例题作为引子，这道题无法用我们前面学过的积分法解出来，于是他问大家：“积不出来了，怎么办？分步积。”
同学们一阵哄笑，因为这句话在他嘴里变成：“鸡巴出来了，怎么办？先不急。”
几个女生佯装出没有听懂的样子，可她们嘴角的微微弯曲和忍不住的身体颤抖还是证明了她们并非头发长见识短。
老师被学生的狂笑搞得莫名其妙，他回头看了看黑板，又说：“没错，肯定鸡巴出来了。”
普通化学老师是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女人，虽然皱纹已经爬满她苍老的脸，但头发依然长势良好，漆黑一片。一次，她讲着讲着课突然弯下腰，蹲在讲台后面系鞋带，然后从讲台后面站起一个人，我们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秃秃的脑袋在教室里闪闪发光，就在大家仔细辨认的时候，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这不是咱们的化学老师吗！”教室顿时响彻一片笑声，化学老师立即俯身拾起假发，慌忙中套在头上，却不料戴反了，面孔被遮挡住，而后脑勺依然一片空白，教室内的笑声更加疯狂。从此以后，我们便知道了化学老师秀发出众的奥秘所在。
担任大思修这门课的老师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他讲课生动，经常用事件作为例证。当他讲到大学生要正确对待爱情的时候，便引经据典，触类旁通，说：“几年前，一批新生入校不久，一个女生在厕所的便池中生下一个未满月的女婴，然后昏倒在地。”
有人好奇地问道：“后来呢？”
“后来那个女生被开除了。”
又有人问道：“那个女婴呢？”
“被那个女生放水冲走了。”
还有人问：“冲哪儿去了？”
“顺着厕所的管道冲走了。”
我也有一个问题，很想了解他是怎么知道便池里未满月的婴儿是女性的，但来不及我提问，他又给我们讲：“几年前，学校接到举报，说有女生混入某男生宿舍，于是我就带领两名学校保安踹开那间男生宿舍的门，当场捉奸成功，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屋里有两名女生，却只有一名男生。”他还补充道：“那个男生看不出有何优秀的地方，倒是那两名女生如花似玉。”
从老师的话语中，我听出他对那个幸福但不幸运的男生的艳羡。
老师又说：“几年前，一个对异性世界充满向往的男生手持望远镜站在月黑风高的楼顶，正在对女生宿舍进行深入、全面了解的时候被我校保安人员当场擒获。学校决定将他开除，家长急生一计，开来该学生头脑有问题的医院证明，试图挽救儿子。学校说既然脑袋有毛病就不要上学了。家长与儿子抱头痛哭，但为时晚矣。所以，同学们，学习这门课就是帮你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老师的话题终于回到课堂上，否则我会认为他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爱情。
马哲老师２０年前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毕业那年，因为“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与老师争执得不可开交。他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也可以作用于物质，老师说那是唯心主义。他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老师让他举出一例，他便掏出一把菜刀，老师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您别害怕，我只是证明给您看，于是就剁下自己的右手食指，鲜血流淌在老师的办公桌上。老师急忙给校医院打电话，叫他们赶快过来救人。他平静地对老师说，您已经看到了，我不想要这根手指，所以剁下它，这就是意识决定物质。老师被他吓疯了。
在他被抬上担架的那一刹那，对老师说，还是您说得对，这根手指的失去使我万分疼痛，物质决定意识。所以，现在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总是一边说“我给同学们举一个例子”，一边举起没有食指的右手，伸出中指面向大家，好像要操谁妈似的。
画法几何课被安排在下午，老师经常是刚吃完午饭就端着饭盆走进教室。此课在大教室上，为了让全体同学能够听到讲课内容，老师找来麦克风和音箱。一次刚刚上课不久，老师突然打了一个饱嗝，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到教室的每个角落，同学们听到这个声音后，不由自主地捂住鼻子，佟小娅从书包中掏出一瓶昂贵的香水，在自己的周围喷洒了许多。
第一学期的课程就在这种情况下结束，当我翻开书本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不会，期末考试迫在眉睫。
我在小姑娘初潮般的恐惧中迎来如期而至的期末考试。我没有买卫生巾、洗内裤，而是慌乱中放下吉他，背起书包直奔教室。
在去教室的路上，杨阳问我：“你打算先学什么？”
“先看高数吧，后天就考了。”
“高数是谁教的？”杨阳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居然不知道谁是老师。
“好像是一个小老头。”被杨阳突然一问，我也犹豫起来。
“噢，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鸡巴出来了的老头。”杨阳有点兴奋。
“对，就是他。”我忧心忡忡，没有杨阳似的快乐。
我们转遍整座教学楼，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供上自习的地方。齐思新和佟小娅正坐在一间教室的角落里腻腻歪歪，桌上摊开一堆吃的，脚下放了一个巨大的暖壶，也不知道他俩是来学习还是度蜜月。张超凡等人也占据了某间教室的一角，趴在桌上兢兢业业，孜孜不倦。
我对杨阳说：“连个座儿也没有，回去吧！”
杨阳说：“先别走，你跟我来。”
我跟在杨阳的后面，不知道他如何找到座位。
杨阳趴在一间教室的门口观察一番后把书包扔给我，说：“帮我拿着，他们一会儿就给咱们让座位。”然后便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本教室晚８∶００有班会，谢谢合作。”
教室内学生纷纷看表，嘴里一边小声嘀咕着骂杨阳的话，一边收拾书包，片刻后，教室里已空无一人。
杨阳得意地说：“牛逼吧！”
我说：“一会儿人家回来非得打你丫的。”
9
尽管有了学习的地方，我们却没有了学习的状态，在坐下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杨阳抽了四根烟，我去了三趟厕所，后来好不容易看了几眼书，却被楼道里的吵闹声弄得没了。
外面一堆人在议论着高数，有人说这次考试出题偏难，有人说无外乎就书本上那些东西，还有人说不考了，去办个缓考。杨阳听到后面这句话后茅塞顿开，决定放弃高数考试，去办缓考。
杨阳问我：“你还考吗？”
我说：“甭管怎么着，我都想试试。”
“好吧，那我先回宿舍了。”杨阳收拾好书包，步履轻盈地走出教室。
办理缓考是需要证明的，可以是校医院开出的病假条或家里的事假条，教学科的老师只有看到白纸黑字的证明，才会给学生办理缓考。
杨阳现在的身体状况异常优秀，医院不可能给一个健康人开病假条，杨阳问我怎么办，我说：“让你妈给老师打个电话，说家里有急事，不能参加考试。”
杨阳说：“不想让我妈知道我不去考试。”
“那就跟老师说你姥爷病了，需要你照顾。”
杨阳突然拍着自己的大腿说：“反正我姥爷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我就说我姥爷昨天刚刚去世，我要去参加葬礼。”
“这儿招行，老师也是有感情的。”
不知道杨阳从哪里弄来一个黑纱，套在胳膊上，问我：“怎么样？”
“不错，就是你还不够悲伤。”
杨阳又用凉水洗过脸，没用毛巾擦，而是等着风干，然后照着镜子将整齐的头发胡撸了一把，悲痛欲绝地出门了。
我躺在床上继续看着高数书，杨阳满心欢喜地走进来。一看便知，他成功办下缓考。
“办了？”我问。
“办了。”杨阳坐在床上点了根烟，将事情的全过程向我娓娓道来：
“我刚出宿舍楼，眼睛里就进了沙子，揉了半天，沙子没出来，倒是把眼睛揉红了。我进了老师的办公室，一个女老师见我戴着黑纱，眼睛红肿，就语气平缓地问我有什么事。我没有哭但还是泣不成声地告诉她，我姥爷去世了，他生前最疼爱的人就是我，甚至超过了我姥姥，所以我明天要去给他老人家送葬，不能参加考试了。这个女老师也是性情中人，她劝告我节哀顺变，不要过于悲哀。我感谢了老师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老师说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分子，出了这种事情，谁的心里都不好受，然后拿起教学科的印章，在我的缓考证明上深深地盖下去。接过证明，我几乎是夺门而出，女老师冲我喊道：‘同学想开点儿，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杨阳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后，兴高采烈地去图书馆借小说了，我却不得不继续忍受高数的煎熬。
到了这个时候，学校居然没有开设通宵教室，无论我的学习欲望多么强烈，都不能如愿以偿。我坐在教室里刚刚把高数书的前三章看完，看楼的大爷就开始逐间教室哄人，已经十点半了，到了教室的锁门时间。我翻了翻高数书，还剩四章没有看，但只能收拾好书包，心情沮丧地回到宿舍。
走进宿舍，见除了杨阳已经躺到床上外，其余四个人正围坐一圈，在有说有笑地洗着脚。我艰难地穿越过那些泡着脚和袜子的脸盆坐到自己床上，马杰问我：“复习得怎么样？”
我说：“明天悬了，看了还没一半。”
马杰安慰我说：“没事儿，我看得也不好，明天上午还要接着看。”看他轻松的神态没有流露出半点儿焦急的意思。
我掏出高数书继续复习，他们谈笑风生地擦脚、洗袜子、倒水，然后陆续上床。
宿舍楼在考试期间不掐电，马杰上床前看也没看我一眼，随手关了灯。
“操！”我喊了一声。
“怎么了？”马杰说。
“你没看见我正在看书吗！”
“都挺晚了，明天还考试呢！”
“想睡觉你就睡，我看书也碍不着你。”
“开着灯太亮了，我睡不着。”
“谁也没让你睁着眼睛睡，你把眼睛闭上，再说了，我还净看你白天睡觉呢！”
我走到门口打开灯，听见马杰小声嘀咕：“早干嘛来着！”
“废他妈什么话呢，你管得着我干什么嘛，我愿意！”我冲到马杰床前。
马杰这人就是特孙子，他本来睡在下铺，怕被人坐脏床单，就换到张超凡的上铺，美其名曰张超凡身体太胖，上下床行动不方便，简直就是扯淡！我睡觉的时候，他从来没替我考虑过，要么趿拉着一双木底拖鞋跟个日本鸡似地走来走去，要么就是玩ＰＳ游戏，引来一大帮比他还傻的傻逼，不仅大声喧哗还要评头论足。现在他想睡觉纯粹就是为了不让我看书，也不知道他能从我的不及格中获得什么利益。
马杰见我来势汹汹，把脸转向墙壁，一声不吭了。
杨阳穿着一条小裤衩，拿着两根烟从床上下来，给了我一根，把我揪到楼道。
“甭理丫挺的，该看就看。”杨阳打着火机伸到我面前。
“我知道，”我迎着杨阳的手，低头点着烟，“刚才特想抽那傻逼。”
“还是考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