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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张浪费很快就成了的风格，特别是在帕洛阿尔托总部。总部的家具都是特别定制的，办公室挂着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还配备了厨房，厨房里有大理石操作台。1989年，公司搬到了雷德伍德更大的办公楼里，花费自然更多。接待大厅里摆放的是意大利进口的真皮长沙发，办公室的最大亮点是由建筑大师贝聿铭（i。pei）先生设计的悬浮楼梯。罗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也是由贝聿铭设计的，并于同年对外开放。这座楼梯就是如今苹果零售商店里用的那些浮夸楼梯的前身。
在史蒂夫的影响下，整个公司都挥霍无度。“我们的信息系统，”他在1989年自豪地告诉我，“是为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公司设计的。”（1989年，的销售额只有几百万美元，离10亿美元相去甚远。）他觉得这些钱花得合情合理，因为从一开始就要按照500强公司的标准来打造基础设施。他告诉我，与苹果不同，“钱得投在前面，做事要一步到位，要请最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头脑风暴、为公司的长远战略出谋划策，必须一步到位，不能反反复复。可能刚开始成本比较高，不过未来几年的回报肯定高得多。”
史蒂夫砸重金为打造了让世人艳羡的生产线。工厂位于弗里蒙特，距雷德伍德大约15英里，虽然面积不大，但不得不让人赞叹。1989年，工厂投产前，史蒂夫带我去工厂逛了一圈。整个工厂几乎是空的，史蒂夫解释说那里不需要很多工人。他对每个细节都非常自豪，给我展示各种机器和机器人，这些机器都刷成了他指定的灰色。生产区域位于同一个层面，与一家大型餐厅的面积差不多。那天工厂里空无一人，看着像是“波将金”＇1＇的虚假工厂，史蒂夫声称工厂一天能生产600台机器，一年的产值相当于10亿美元。
工厂的设计出自一群生产系统工程师之手，生产部门的博士人数比软件部门还要多。生产线的设计非常灵活，能适应零库存模式，那些精密的工作机器人都可以代劳，包括沃兹和史蒂夫在做applei时亲手完成的那些装配工作：把芯片焊到电路板上，测试元件是否能正常工作。工人只需要做最后复查，然后完成装配的最后一步，把电路板插到对应的插槽里。
史蒂夫说得没错，工厂的确堪称典范。当时日本的生产商步步紧逼，抢走了很多美国半导体生产商的生意，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商正以此为戒，防范日本生产商的进攻。史蒂夫希望他的工厂能向世界证明，美国的高科技生产厂商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如此追求完美、注重细节的工厂能让员工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每件小事都追求完美，你能够取得的成就会比原本想象的要大得多。
这个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在公司目前还没有任何订单的情况下，就这样大把花钱建造世界一流的工厂，实在是说不过去。史蒂夫完全可以把生产外包，20世纪80年代末，硅谷已经涌现出很多专门的外包厂商，完全有能力生产出像这样的复杂产品，而且成本低得多。从工厂外的景观绿化设计到运送零部件的滚轮机械装置，工厂就是一个吸金的无底洞。每天生产600台电脑？得了吧，工厂的月产量都没有超过600台。
打造一家一流的工厂，为员工布置一间漂亮的办公室，为公司设计一个炫酷的商标，这些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史蒂夫从来没有衡量过这些决定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分不清哪些是必需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作为初创企业的ceo，权衡利弊本应是他的关键职责，他却没能担起这个责任。
史蒂夫决定给计算机配置一个光驱用来存储信息，而不像普通电脑那样配备硬驱。光驱有两大优势：能够储存的信息量是标准硬驱的200倍，而且是可移动的。史蒂夫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广一个理念，他觉得普通人应该有一张光盘，这样就能把信息随身携带，从一台电脑复制到另一台电脑。他想实现这个在当时看来有点乌托邦式的理想。（如今，我们当然可以从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获取更多信息，不过这些信息是储存在所谓的“云”上的。）但光驱也有很多问题，主要是读取信息的速度太慢。史蒂夫的理想是储存足够多的信息，而用户的需求是快速读取信息，史蒂夫再一次让自己的理想碾压了用户的实际需求。1989年年末，电脑最终问世时，诸如太阳之类的竞争对手使用的是硬驱，无疑占了上风。
电脑的很多特点是为了夺人眼球。与普通的个人电脑一样，电脑也由四部分组成：键盘、鼠标、机身和显示器。电脑的设计师是德国大师哈特姆特艾斯林格（hartmutesslinger），与史蒂夫的合作始于麦金塔项目。艾斯林格是世界一流的设计师，与史蒂夫一样不愿意妥协，他的参与让电脑的成本进一步飙升。他要求机身必须是一个真正的立方体，必须是标准的直角，不能像其他电脑那样有弧度。苹果电脑的机身也是有弧度的，机身弧度不是出于审美的考虑，而是为了便于生产。要打造真正的立方体就需要购买昂贵的特制模具，只有在芝加哥的一家专业五金店才能买到这种模具。艾斯林格和史蒂夫还要求机箱的材质不能使用塑料，必须用镁，而镁比塑料贵得多。使用镁材料会产生很多问题，正如史蒂夫8年前为appleiii的机箱选了铸铝材料一样。尽管镁具备一些塑料没有的优点，但不像塑料那样容易打造，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缺陷。
史蒂夫对电脑有如此多苛刻的要求，要将成本控制在3000美元以内根本是不可能的。光一个机箱就造价不菲。“根据预算，”列文说，“不算主板，机箱的成本不能超过50美元。但是史蒂夫希望机箱的油漆品质能与他在4000美元的唱盘上看到过的钛制音臂相当，于是他派了三名员工去通用汽车学习怎么上漆。通用汽车比较擅长给金属上漆，佩罗当时是通用汽车的董事。最终我们学会了怎么上漆，本来整个机箱的预算是50美元，结果仅仅上个漆就花掉了50美元。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第28章 下一个产品是什么？（5）（）
更可怕的是，史蒂夫对机器的内部还有诸多审美要求，其中一点尤为苛刻。根据一般的生产流程，应该是先给工程师定好电脑的各项技术参数，让工程师设计出符合这些要求的电路板，然后才会去考虑电路板的大小和形状。史蒂夫却把这个过程倒了过来。他告诉乔治克洛和其他硬件工程师，的电路板必须是正方形的，正好能放进镁制的机箱里。正方形不是电路板的常规形状，史蒂夫的这一要求让工程师无法充分施展才华，无法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所有技术要求。史蒂夫让整件事变得更为复杂，他花了大把的钱，让庞大的工程师团队加班加点工作，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设计理念，对最终产品却并没有任何实质改进。
一而再，再而三，史蒂夫做的那些决定如果割裂开来看，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加总在一起，却破坏了公司的整体发展。史蒂夫没有权衡过每个想法的利弊，他无法接受有哪件事不称他心意。
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自己信心爆棚。在媒体和投资者看来，他就是一位天才。佩罗曾经盛赞他“33岁的人，却如同拥有50年的从商经验”。佩罗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大错特错。里根总统手下的商务部长马可姆波多里奇（malbaldrige）常常给史蒂夫打电话寻求建议。主流刊物经常派记者前去打听史蒂夫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不仅仅是电脑和技术方面。有一次，史蒂夫接受其他记者采访时，我恰好也在场，他对各种话题都能自信地侃侃而谈，包括产业政策、与俄罗斯的竞争、缉毒战和巴拿马的曼努埃尔诺列加（manuelna）将军。一家尚没有任何产品的初创公司想要进入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前景并不乐观，外界和媒体却大肆追捧，这更加坚定了史蒂夫心中的信念：命中注定他就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如此使命感让史蒂夫无法舍弃自己的任何一个想法，仿佛他所追求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区分卓越产品与平庸产品的关键所在。多年后，佩罗承认自己被蒙蔽了。“我犯过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把钱投给了那群年轻人。”
史蒂夫事事都要与苹果一争高下。苹果有一个标志性的商标，于是史蒂夫也为设计了一个炫酷的商标。苹果有先进的工厂，于是史蒂夫也不惜血本给自己的小公司建了一家奢华的工厂，产能足以与苹果匹敌。尽管他嘴上没说，但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对苹果的执念。财富杂志的编辑约翰休伊（johnhuey）第一次去拜访时，就坐在大厅的沙发里等着，史蒂夫刚和其他拜访者吃完饭回来。史蒂夫并没有认出休伊，他在另一张昂贵的沙发上坐下，花了15分钟时间翻阅了几本杂志，对苹果那群“蠢蛋”设计的“愚蠢”的广告非常不满。
有些作者把史蒂夫的执念以及对于功名利禄的渴望归结于他的弗洛伊德情结，他要打败“抛弃”他的亲生父母。然而在我看来，史蒂夫幼稚的行为更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养父母总对这个聪慧、早熟、心思缜密的孩子百依百顺，如果不按着他的想法来，他就会如同一头受伤的驴子般哀号。长大成人后，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时不时会乱发脾气。在公司，没有人能够控制史蒂夫的这一面。像列文和巴恩斯这样头脑冷静的人经常会给他提不同的建议，但他却置若罔闻，甚至不屑一顾。史蒂夫跟乔诺塞拉谈起麦金塔推出后的那段岁月时说道，“我想我知道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是什么感受。”不幸的是，在，史蒂夫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像个孩子，而不是成熟、理智的父亲。
史蒂夫的任性妄为让员工无可奈何，他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更是让员工无所适从。他认为员工就应该在晚上和周末加班，如果发现有什么“紧急”问题需要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周日或假期给在家休息的员工打电话。尽管如此，硬件和软件工程师却依然心甘情愿地为他工作。
因为史蒂夫理解工程师的情感诉求。从本质上来说，工程师的职责就是解决问题，如果能解决那些看似无解的大难题，会让他们激动不已。史蒂夫向他们提出了不可思议的挑战，为他们设立的目标在电脑行业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史蒂夫，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如此看重工程师的工作。设计出一台足以改变教育行业的电脑，这个目标本身无疑振奋人心，不过对那些才华横溢的程序员来说，为这位老板实现这一目标更是无法抵制的诱惑。
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的目光逐渐投向了大学教育以外的市场。列文和销售团队试图将电脑销往各行各业，他们认为电脑能彻底改变办公环境，能方便地与其他电脑互联，用于3d建模以及数据分析。这台电脑不仅能服务于象牙塔，还能满足华尔街投行和各类商人的需求，无疑是一款变革性的产品。因此即使产品的交付日期一延再延，很多工程师依然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