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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期间，他把这位送信的瑞士青年留在身边做向导和旅伴。福尔摩斯说，他要在这瀑布旁稍事逗留，然后缓步翻山而过前往罗森洛依，我在傍晚时分到那里和他相会。我转身走开时，看到福尔摩斯背靠山石，双手抱臂，俯瞰着飞泻的水流。不料这竟是我和他今世的永别。
当我走下山坡扭头回顾时，瀑布已杳不可见，不过仍可看到山腰通往瀑布的蜿蜒崎岖的小径。我记得，当时看见一个人顺小径快步走上去。在他身后绿荫的衬托之下，我很清楚地看到他黑色的身影。我注意到他，注意到他走路时那种精神抖擞的样子，可是因为我有急事在身，很快便把他忘却了。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到迈林根。老斯太勒正站在旅馆门口。
“喂，”我急忙走过去说道，“我相信她病情没有恶化吧？”
他顿时面呈惊异之色，一见他双眉向上一扬，我的心不由沉重起来。
“你没有写这封信吗？”我从衣袋里掏出信来问道，“旅馆里没有一位生病的英国女人吗？”
“当然没有！”他大声说道，“可是这上面有旅馆的印章！
哈，这一定是那个高个子英国人写的，他是在你们走后来到这里的。他说……”
可是我没等店主说完，便惊恐失色沿村路急速跑回，奔向刚才走过的那条小径。我来时是下坡走了一个多小时，可这次返回是上坡，尽管我拼命快跑，返回莱辛巴赫瀑布时，还是过了两个多小时。福尔摩斯的登山杖依然靠在我们分手时他靠过的那块岩石上。可是却不见他本人的踪影，我大声呼唤着，可是耳边只有四周山谷传来的回声。
看到登山杖，不由使我不寒而栗。那么说，他没有到罗森洛依去，在遭到仇敌袭击时，他依然待在这条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深涧的三英尺宽的小径上。那个瑞士少年也不见了。他可能拿了莫里亚蒂的赏钱，留下这两个对手走开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有谁来告诉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被这件事吓昏了头，在那里站了一两分钟，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开始想起福尔摩斯的方法，竭力运用它去查明这场悲剧。哎呀，这并不难。我们谈话时，还没有走到小径的尽头，登山杖就说明了我们曾经站过的地方。微黑的土壤受到水花经常不断的溅洒，始终是松软的，即使一只鸟落在上面也会留下爪印。在我脚下，有两排清晰的脚印一直通向小径尽头处，并没有返回的痕迹。离小路尽头处几码的地方，地面被践踏成泥泞小道裂罅边上的荆棘和羊齿草被扯乱，倒伏在泥水中。我伏在罅边，低头查看，水花在我周围喷溅。我离开旅馆时，天色已经开始黑下来，现在我只能看到黑色的峭壁上的水珠熠熠发光以及峡谷远处浪花冲击的闪光。我大声呼唤，可是只有那瀑布的奔腾犹如人声传入耳中。
不过命中注定，我终于找到了我朋友和同志的临终遗言。
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登山杖斜靠在小径旁的一块凸出的岩石上。在这块圆石顶上有一件东西闪闪发光，映入我的眼帘，我举手取下来，发现那是福尔摩斯经常随身携带的银烟盒。我拿起烟盒，烟盒下面压着的叠成小方块的纸飞落到地面。我打开它，原来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三页纸，是写给我的。它完全显出福尔摩斯的特性，指示照样准确，笔法刚劲有力，仿佛是在书房写成的。
我亲爱的华生：承蒙莫里亚蒂先生的好意，我写下这几行书信，他正等着对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最后的讨论。他已向我概述了他摆脱英国警察并查明我们行踪的方法。这更加肯定地证实了我对他的才能所作的极高评价。我一想到我能为社会除掉由于他的存在而带来的祸害，就很高兴，尽管这恐怕要给我的朋友们，特别是给你，我亲爱的华生，带来悲哀。不过，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我的生涯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而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使我心满意足的了。诚然，如果我对你彻底坦白说，我完全知道迈林根的来信是一场骗局，而我让你走开，是因为我确信，一系列类似的事情会接踵而至。请告诉警长帕特森，他所需要的给那个匪帮定罪的证据放在字首为Ｍ的文件架里，里面有一个蓝信封，上写“莫里亚蒂”。在离开英国时，我已将薄产作了处理，并已付与我兄迈克罗夫特。请代我向华生夫人问候，我的朋友。
你忠诚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余下的事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经过专家进行现场勘察，毫无疑问，这两人进行过一场搏斗，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两人紧紧地扭打在一起，摇摇晃晃地坠入裂罅。毫无找到他们的尸体的希望，而当代最危险的罪犯和最杰出的护法卫士将永远葬身在那旋涡激荡、泡沫沸腾的无底深渊中。后来再没有人见到那个瑞士少年，他分明是莫里亚蒂雇用的爪牙。
至于那个匪帮，大概公众都还记得，福尔摩斯所搜集的十分完整的罪证，揭露了他们的组织，揭露了死去的莫里亚蒂的铁腕对他们控制得是多么严密。在诉讼过程中，对他们那可怕的首领的详情很少涉及，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把他的罪恶勾当和盘托出，这是由于那些枉费心机的辩护士们妄想用攻击福尔摩斯的手段来纪念莫里亚蒂，而我永远把福尔摩斯看作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最明智的人。
……（本卷结束） ……
归来记
空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个人兴趣，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４２７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分。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铺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