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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就是为了影响客人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杀人：“就为了抛尸？”
她说不是，死的那人是个毒贩，他俩一起“溜冰”，那个毒贩子可能吸大了，忽然开始打她。丽姐因为吸毒太多，有抗药性，先醒了过来。
她发现对方红着眼在掐自己脖子时，忽然想到这个毒贩带了很多冰毒。把他杀了，短时间就不用买了。
这解释了我们的一个疑惑，在人口流动这么大的城市，警方怎么在只有一个人头的情况下，快速确定死者的？可能因为贩毒，早被警方盯上了。
最后，老金问丽姐是怎么染上毒瘾的，她说是2012年——她寄养在老家的女儿出车祸死了，她非常绝望，出去散心，到云南的时候，吃了一种叫“见手青”的蘑菇，中毒产生了幻觉。
“见手青”是种牛肝菌，很多云南人有吃它中毒的经历，会产生很强的幻觉，一般是看见无数的小人。但丽姐的幻觉不一样——她看见了自己的女儿。
被抢救过来后，她又吃了几次“见手青”，但都没用，最多只让她食物中毒住院。然后她想到一个办法，新型的毒品，也可以致幻，于是她开始大量吸食冰毒，希望在幻觉里能偶尔看见自己的女儿。
在吸了一段时间后，丽姐发现自己有了抗药性，越来越难产生幻觉，只有加大剂量和提高频率才能致幻。为了能持续致幻，丽姐有时一天花几千元吸毒。
老金听完，从抽屉里拿出一点冰毒，放在冰壶里点燃，递到了丽姐的旁边。
丽姐深吸了几口，眼睛逐渐开始充血，说：“你们是好人，冰柜旁的架子上有个本子，是我从那毒贩兜里掏出来的，他不是什么好人，你们看看……”
我走过去拿起本子，正要看时，警方到了，我随手把本子揣进口袋里，就忘了这事。一直到做完笔录从警察局出来，我忽然想起这个本子。
我俩回到了漏风的车里，打开照明灯，一起沉默地抽了根烟。
然后我掏出那个毒贩的本子。
上面写着：
2013年10月17日，雁湖街，19岁，一个……
2013年11月6日，柏华小区，23岁、26岁，两个……
2013年12月22日，红杏村，27岁，一个……
2014年1月25日，长河村，26岁，一个。
这些日期对应上的是那些失踪的姑娘。
我忽然想起，我在架子上拿起这个笔记本时，旁边还有把锥子。
后记：
爱我，你怕了吗？
你好，我是徐浪，《夜行实录》的作者。
2016年4月，我开始了这个系列故事的写作，并发布在网上——很快，这些故事引起了讨论，赞赏和质疑都有。
许多人觉得，夜行者的故事很好看，但有些黑暗和压抑，令人不适。对此，我的应对方法是：继续写，让你习惯这种压抑。
这不是崩溃疗法。我这么做是因为：人类对恐惧、黑暗的反应是最真实和强烈的，这是天生的。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直面。
我为什么要写夜行者的故事呢？
小时候，大人总讲一些可怕的故事（对小孩而言），大意是：你不听话，故事里的妖怪或坏人就会把你抓走。小孩听了故事，就记住了警告。被故事吸引是人的一种本能，吸引关注、感染情绪、留下印象。人喜欢听故事，喜欢转述故事，喜欢参与到故事中。
中国古人面对未知的世界，给自己讲了个故事：盘古开天地，女娲捏泥人。犹太人则说：“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小孩子总问父母，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往往是，从小树林、垃圾场、海边等等地方捡来的。同理，当你跟别人讲一个道理，常常这样开头：“我有一个朋友……”
瓦尔特·本雅明对故事下过一个定义：故事是来自远方的亲身经历。他的话里包含了故事的两个特点：
1。故事不是你亲身体验和经常遇到的。
2。故事听起来是真实的。
在“真实”的故事中，体验未曾有过的经历，这就是故事之于人的魅力。我从小喜欢听故事和讲故事，尤其是都市传说类型的。
十几年前，我上初中时，学校里忽然开始流传“割肾”的故事。我和朋友趁着课间和放学热烈地讨论了很久。晚上去姥姥家聚餐，听见姨父警告刚参加工作的表哥：生活检点些，不要向太漂亮的女孩儿搭讪，当心被割肾。再过一段时间，小区里一对中年夫妇的儿子失踪了，大爷大妈都传言失踪的小伙子是被人割了肾。
这些谈论、传播“割肾”的人，没人能证实是否真有割肾、如何割肾、技术上是否可行。但故事就这么流传起来，成为饭后谈资的同时，也不断警醒着人们。一定有原本喜欢在夜里游荡的青年，听了这个故事后，选择每晚回家看电视、远离漂亮姑娘，觉得这样更安全。
这就是都市传说，一种有意思的民俗文化，与城市生活相互依存。
在“魔宙”公众号后台的统计里，年轻的女性读者超过了一半，这让我有点惊讶。最开始，我和很多朋友抱有同样的疑惑：我写的故事会不会吓跑女孩儿？
实际上，黑暗与恐惧没有赶走她们，反而让她们留了下来。她们的留言，基本都是表达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和警惕意识，而非恐慌、排斥，这让我十分高兴，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自己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不想浪费。用故事传达经验和交流想法，是我拓宽人生体验和理解人性的一种方式。“夜行者”是我为自己设定的身份。这个身份，满足了我对离奇故事的热衷和调查癖——我把自己对故事和冒险的热爱，都倾注在了这个身份里。在我的认知里，夜行者既是中国都市里的蝙蝠侠和印第安纳·琼斯，也是福尔摩斯和大侦探波罗。
我的调查和写作，都是为了创作都市传说类的故事。都市传说与现实的贴近，让本雅明定义的“故事”，变成“来自不远处的亲身经历”。
《夜行实录》是虚构的故事，有人问我，你的故事为什么写得那么可怕？
大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吸引和警告小孩，是因为讲得有模有样——“这事就发生在××路”“某某家的小孩因为不听话就被抓走了”。这正是都市传说的讲述特点，也是千百年来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
真实和幻想，处于故事创作的两个极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见解。
《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看不上真实，他说，小说是虚构。在这位用想象力和结构技巧讲故事的大师看来，人类的骗术永远比不上自然，要是有人说他的小说是真人真事，他会觉得这是侮辱艺术，也是侮辱真实。我喜欢纳博科夫，觉得他的小说好看，但我也喜欢“编得跟真的似的”的故事。
在我看来，非虚构和伪记录的方法更贴近普通读者的内心。即便是纳博科夫的虚构，也总会和现实有所关联——他的自传性文集《说吧，记忆》便是这样一种手法，在真实记忆与幻想之间搭建隐秘的桥梁。
真实，是一种美，而营造真实的写作方法，是一种审美取向。同样，对黑暗和光明的不同关注，也是一种审美取向，它更能唤起情感，感染力更强。所以，我在写作中，尝试学习这种讲故事的技能。“像真的一样”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而是故事呈现的真实，或叫叙述逻辑的真实。
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在写作中尝试了不同方法，用更基于现实世界的素材来营造真实。这使我的写作游走在边界，就像用刀尖挠痒，但不划破皮肤。
这种写法，有两个目的：
第一，引起正视和警示，对人性的恶与生存环境的劣进行展现。读完后的黑暗体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第二，分享危险的快感，都市传说暗含的心理危险让人觉得刺激，相信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体验。
《夜行实录》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不安的情绪却真实存在。都市传说和口头传播的“逼真”故事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对世界潜在的不安始终存在。
生物学有个观点认为，寻求新鲜刺激和爱好挑战新环境的动物，适应能力较强，其基因传递下去的概率会更大。这是一种生物本能。虽然我们的智力发达到令生物本能退化、隐藏，但在这点上，应该和动物相同。有人爱极限运动，有人爱恐怖片，有人爱丛林探险……正因为都市中的人无法探险，探险节目和真人秀往往很受欢迎。
写夜行者故事的时候，我也会想：我是在营造恐怖和危险吗？这样对吗？每次思考完，我都更坚定地继续写。可能是因为我拥有某种偏好危险体验的基因，和恐怖片爱好者一样。
我生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截至目前，还没人在我面前割肾。绝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都有种确定感，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在安全的环境里体验危险的想象，会更确信当下的安全，更警惕潜在的危险。从科学上讲，这是肾上腺素和杏仁体分泌激素直接的平衡，也就是刺激引发的快感。
我认为，要直面生存的真相，而不是袋鼠式地生存。
生存最大的真相是死亡，如何应对这一事实，会决定一个人如何生存。
世上的危险和不安因素，不会因我的视而不见而消失。世上的罪恶，不会因为我的不关心而减少。我怕死亡突然来袭，所以选择面对真相，并调适我的焦虑，这让我珍惜拥有的一切。
因此，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后，决定把《夜行实录》一直写下去，并不断学习如何在掌握边界的前提下，感染读者。
以前看过村上春树评价斯蒂芬·金小说的文章，大意说，小说最重要的不是让人觉得恐怖，而在于能让读者的不安达到某种适当的程度。
恰到好处的不安程度，是我对自己讲故事能力的追求。
夜行者的故事中，作恶的人方法各不相同，无辜者也会受到伤害，这正是人性真实的所在。
我并不以欣赏他人的痛苦为乐，而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引发必要的警醒和思考。人性的恶究竟边界何在？生存的无奈原因何在？一个人变成恶魔的原因何在？
我想过，如果压抑自己对不安、不公和残酷的反应，我很可能会慢慢走向扭曲，扭曲的结果是，我可能会不自觉地成为恶人——这太可怕了。
《马太福音》里说：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每个人都倾向于用自己的观念和眼界来定义世界，这是生理本能，也是社会本能。因为这种定义是相对确定的，让自己感觉安全。但当更多信息和价值观曝光在个体面前时，不确定感令人不安。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在鲁迅先生这句话的基础上延伸一下：敢于直面多元构成的真相和价值观，才是值得过的人生，才是活得明白的人。
不断拓宽自己对人性理解的宽度，足以对抗人生。
《夜行实录》是我的方法，希望你也有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