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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庸问我：“徐哥，跟着咱们的是人贩子吗？”
我猜不是：“应该是其他买孩子的人，能用报纸广告卖孩子，证明这个地方的需求不小。跟踪的应该真把咱俩当记者了，怕查出什么，自己买的孩子也得被警察带走。”
到了泊州，我们开了间房，拨通了报纸上小广告留下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男人，问我想来点啥，我说要天河服装店的A货。他说六万元，并告诉我一个账号。“先打一万元，剩下五万元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问他在哪儿交货，他说最好在我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在外面交，地址由他们定。我说我人在泊州，具体地址他定。
他说今天收到钱，明天就可以交货。
我挂了电话，给对方转过去了一万元，让周庸租台车。周庸用手机弄了一会儿：“租好了，徐哥。”
“挺快啊，租的什么车？”
“宝马，一天一千两百元。”
我说：“你不能省着点啊！你是不是傻啊！租这么贵的车，就不能租个普通的丰田吗？”
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和周庸还在睡觉，接到一个电话，交货地点定在蓝山路的一个防空洞。
蓝山路下面有很多的防空洞，纵横交错，横贯马路左右，有一些是被砖墙封住的，有一些被打通，里面有人活动的痕迹——天气炎热的时候，泊州有很多人都会来这里避暑，泊州气温四十度时，防空洞里也就二十几度。但现在的气温只有二十多度了，这里又湿又冷，基本没人。我本来感冒还没好，一进里面直哆嗦。
因为取车花了太长时间，到这里时，距离人贩子联系我，已经过了近两个小时。我和周庸站在湿冷的地下防空洞里，给人贩子打电话。防空洞四通八达，像迷宫一样，根本找不到哪儿是哪儿。
对方接了电话，说我们太慢了，他怕有危险，换地方交易，让我等电话。我和周庸白跑一趟，开车回到酒店。
晚上8点多，人贩子又来了电话，让我们三十分钟内到新湖公园的大门。周庸查完地图松口气：“就在咱旁边，走着去可能更快。”
我说：“我自己走着去，你开车。人贩子要是开车走，你正好跟上他。”周庸说行。
独自经过无人的树荫地带，要注意安全
下楼后我感觉有点饿，就在路边买了几个小饼，一边吃一边往公园走。吃着饼到了公园，我隐约看见门边树荫里有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之前没来过泊州，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是栽了，那就得原地爬起来。所以我比较小心，装作给女朋友打电话吵架，在门口转了几圈。
没发现对方有隐藏的同伙，我拎着五万元现金，走向了树荫。
我走近拿手机晃了一下，是一个穿得挺破的、脸上有些脏的消瘦中年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倒还算干净，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年男人拿手挡住脸，让我把手电筒关了。
我问他是来交货的吗？他点点头，我抬抬手里的塑料袋：“五万元，用点点吗？”
他接过钱检查，我蹲下看小女孩，想伸手拉她，她往后一缩。我站起身搭话：“我还有朋友想买小孩，能给便宜点吗？”
他沾唾沫数着钱，摇摇头说：“不行，报纸上的都是明码标价，不讲价。”
我问他报纸上的都是他们的生意吗？他说是。
中年人点完钱，把小女孩向我一推，转身就跑。
我打电话给周庸：“他往湖街跑了，男，中年，消瘦，短发，脏，黄夹克。”周庸很兴奋。
我牵着小女孩先回了酒店。两个小时后，周庸回来了：“幸亏租了宝马，要不然就和人贩子的丰田撞车了。”
我让他别扯了。
周庸告诉我，他跟到靠近港口的一个大院。
我说：“既然知道在哪儿就好办了，明天咱们先确定一件事。”
周庸：“徐哥，咱这次来坐飞机，为了不被查，什么防身设备都没带，是不是得置备点儿啊？”
我说：“也是，昨晚下楼吃饭，看见道边有五金店和情趣用品店，足够买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带着小女孩去医院做体检，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过个山洞就到。晚上体检的报告出来，结果和我们猜测的不一样，女孩很健康，没有得包括性病在内的任何传染病。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昨晚的男人是不是让小男孩感染上性病的人贩子。
我和周庸把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假装热心群众捡到了一个走丢的孩子，将小女孩交给警察后，留下了假的联系方式——全程我和周庸一直戴着鸭舌帽，遇见监控就低头，避免被拍下脸。
将小女孩留给警察后，我和周庸开车前往了那个院子。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下午5点了。将车停在附近，转了回来，因为不确定院子里是否有人，我们蹲在院子旁边的树丛里等。过了一会儿，一辆丰田开了过来，周庸低声说：“徐哥，昨晚就跟的这车。”
车里下来了几个乞丐，每人抱着一个孩子。
周庸骂了声：“走到哪儿都有乞丐团伙。”
一波乞丐进了屋，一波乞丐上了车，还跟着几个缺手缺脚的小孩，车又开走了。
周庸：“这是要轮班啊！”
确定了院子里还有很多人后，我和周庸回到车里，一直待到凌晨2点。我们戴上帽子，拿了两根钢管，回到“丐帮总舵”所在的大院，翻了进去。
院里鼾声一片，睡着十四个孩子——就盖着硬纸壳，直接睡地上。这几个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但身体都不健全。
有个男孩看起来七八岁，瘦得像条狗，头骨凹了一块，光着上身，腿上穿着一条已经看不出底色的裤子——他的右腿从背后拧了个圈后从左侧脖颈处伸向前，他的脸不得不贴在自己的脚上。他的左腿从身前向上从右侧跨在自己脖子的后面，两条腿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只能侧睡在地上。
这孩子忽然睁开了眼，看见我们“啊”地叫了一声，我们转身就跑。刚跑到墙边，屋里出来个人，大喊一声：“有人来了！”
屋里蹿出好几个人，跑向我和周庸。我让他踩我肩膀先翻上了墙，周庸拽着我的手向上提——我感冒几天，还发烧，有点虚，一把没上去，对方已经冲了过来。
周庸死命拉我，我向上使劲的时候感觉有人拽住我的脚，我往后用力一蹬——鞋掉了，我和周庸从墙上掉到了外面。
我隔着墙喊了一声：“别追了，什么都没偷着！”顾不得身上疼，我们爬起来就拼命跑，一直跑到了港口，有许多工人正在卸货。看见人多我们放了心，打车回到酒店。
回去后，周庸问我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我说：“应该不能。咱肯定不是警察，要不就不跑了，加上我喊的那句，他们应该以为就是小偷吧！”
周庸点点头：“怎么那么多残疾小孩呢？”
我估计可能是故意收集的，也可能是采生折割，残疾小孩要钱比较容易。采生折割是江湖上流传了几百年的、最惨无人道的做法。就是把孩子的手脚折成奇形怪状，放在大街上乞讨，黄昏再接回去。丐帮从未灭绝，采生折割也从未灭绝，各个城市都有，所以见到这样的儿童乞丐，第一选择应该是报警。
周庸点点头：“太残忍了，但那些健全的孩子都在哪儿？像他卖给咱们那女孩一样的，我一个没看见。”
我说：“不知道，明天咱们问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庸打车去取回了被我们战略抛弃的宝马，在路边等那辆丰田出现——这是开往市区最方便的一条路，对方有很大可能会走。
上午9点，那辆车出现了，我和周庸立即跟上。司机在紧靠着步行街的路边停车，让几个乞丐下了车，然后又开到了一条文化老街。他把车停在巷子口，进了一家茶楼。
周庸：“这生活得还挺雅致。”
我觉得应该不是。听人说过这条老街的一些秘闻，这条巷子里有很多出名的“洗钱地”——这里面有些高档茶座，有门槛，不能随便进，里面都贵得要死，进入一次最少好几万元，只有洗钱的人能进。周庸：“这是什么洗法？”
我跟他解释：“比如说你消费了十万元，走之前，可以把自己的一盒茶叶卖给对方，他出九万买。这样你的钱就洗白了，他也赚了一万块的‘手续费’。”
“所以这个人是来这儿洗钱的？”
我觉得应该是：“乞讨来的钱和卖孩子来的钱来路都不正，怕出事，这种人洗钱很正常的。”
下午2点，开车人从茶楼出来，我和周庸在后面跟着。再次回到了港口附近。在人少没摄像头的路段，我和周庸从左侧超过了他的车，然后一脚急刹。他刹车不及，追了我们的尾。
他下车看了一眼自己的车头：“你们傻吧？”
我和周庸迅速架住他，把他架到了宝马后座。我让周庸把另一辆车开到路边，用昨晚在情趣用品店买的手铐将他拷住，他的虎口上有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
我再用同样在情趣用品店买的眼罩蒙上他的眼，开着车到了港口一个没人的地方，打开了录音笔。
这家伙看情势不对，没什么反抗，很快就招了——他是这个“丐帮”的头儿。帮派里的残疾儿童，有天生的，也有小儿麻痹和弱智儿童，被他们进行了采生折割，变成了残疾。身体健全智力正常的孩子都关在屋里——生病就卖不上价了。
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个月前，有一个男孩，卖到了感怀镇。他想了一会儿，问我们是不是卖给了一对种茶的夫妇。
我说：“是，那个男孩有性病，得了尖锐湿疣，和你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恋童癖？”
他说不是。
我和周庸脱下他的裤子，检查了他的生殖器官和肛门，发现没有腐烂、红肿等性病的痕迹——他没有撒谎，起码那个男孩不是他奸污的。
我又问他，他的乞丐团伙里是否有人是恋童癖。
他说：“没有，我从上家手里买来后，直接就转卖出去了，没和团伙里的其他人接触过。”
周庸：“你还有上家？”
他点点头：“当然，要不然我们哪儿来的那么多孩子？一群乞丐又不能天天出去绑架。大哥，你就放过我吧。”
我又问了几句——他不止有一个上家。
一开始，他只是从人贩子手里购买有残疾的孩子，或小儿麻痹、弱智的儿童来进行采生折割，利用他们要饭。后来他发现这里面有钱赚，就做起了贩人生意，当起了二道贩子——外地的人贩子把孩子卖给他，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再加价卖出去。得性病的男孩就来自其中一个上家。
我和周庸审完他，把他关在车里。我们下车抽烟，风很大，点了半天没点着。
周庸：“徐哥，这案子看来还得接着查下去啊，车里那个怎么办？”
我蹲下抽了口烟：“等会儿再想吧，我感冒还没好，这几天折腾，加上这会儿一吹风，现在头特别疼。”
20
被拐儿童救回后，染上了一种怪病（下）
纽扣摄像机
我不爱住酒店，每次住酒店时都得检查很久——你不知道房间里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危险。潜在的危险是指针孔类的偷拍或窃听设备——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视频或裸照出现在色情网站。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