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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师：“王璐的身份信息是女，但变成植物人的那个‘王璐’，虽然长得和身份证上一模一样，也很秀气，但他是个男的。当时王建龙求我不要说出去，说他爸他妈知道他的性取向会弄死他，‘王璐’也是偷了姐姐的身份证，两个人才能结婚生活在一起的。”
我忽然想起，在我联系公安局说“王璐已死”，问她是不是父母双亡时，对方告诉我：“王璐父母双全，并且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已经咨询过本人，王璐本人健在并已结婚生子，如果再报假警，将依法对你进行拘留罚款。”
我拿起手机，拨打了上次王璐父亲提供的王璐手机号。电话很快通了，王璐在那边问我是谁，我直接进入主题：“你多久没见过你弟弟了？”
王璐说：“快五年了，你是谁？”
我说：“你和你弟弟是不是长得很像？”
王璐说：“是，龙凤胎，你有他的消息？”
我没回，挂了电话，转头看向田静：“死的那个是王璐的弟弟，我们现在去商业街找王建龙。”
我和周庸、田静敲了敲王建龙的房门。他问是谁，田静报上自己的名字。王建龙打开门：“田记者、周庸、徐浪，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说不仅知道他在这儿，还知道他房间里藏着个“主管”。王建龙问：“你们报警了？”
我说：“报了，但不是因为电信诈骗的事，是因为‘王璐’的事。我们见到了真的王璐，也见了王璐弟弟变成植物人时的主治医师。”
王建龙点点头：“所以你们知道我的性取向了？”
周庸：“当然知道，你的性取向是直的。你以为你和诈骗团伙的南方姑娘卿卿我我，我们没看见吗？你以为我这几天没看见你叫的‘特殊客房服务’吗？”
我说：“是啊，装什么装。王璐弟弟用假身份和你结的婚，你们俩的婚姻不合法，现在警察已经开始对尸体进行尸检了。”
王建龙吼道：“我就不应该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说：“不是。你不该忙着搞电信诈骗，不去火葬场火化王璐弟弟的遗体。”
十几分钟后，警察在酒店带走了王建龙和藏在厕所的“主管”。
2013年12月，王建龙正跟着一伙南方人学习电信诈骗，父母让他去参加一场相亲会。他在相亲会上与“王璐”一见钟情，两人很快领了证，王建龙还给了“王璐”十万元做彩礼钱。
结婚当天，“王璐”要回家告知父母，王建龙说要陪同一起去，“王璐”不同意，一个人上路。王建龙怀疑有诈，就偷偷跟上了“王璐”——果然，“王璐”的电话很快就打不通了。王建龙一路跟着“王璐”，在“王璐”参加一场相亲会时，将他拎回了燕市。他这时才明白——“王璐”原来是个跨省骗婚的。
愤怒的王建龙将“王璐”带回燕市的家里，试图强暴“王璐”，却更崩溃地发现“王璐”是个男的——他一直在冒充自己姐姐的身份四处骗婚。
王建龙无奈之下，将对方放走。但他越想越生气，趁着对方没走远，他叫上一个和自己一起学习诈骗的“同窗”，“不小心”开车撞了假王璐一下。本来是想撞死，没想到有人看到报了警叫了救护车。
得知假王璐变成植物人，王建龙也挺高兴的，想着能以丈夫的身份签字，放弃治疗。但没想到，忽然有记者来采访，还有人捐款。当时不太宽裕的王建龙发现了一条维持生计的渠道——靠捐款活着。于是他假装起了模范丈夫，并把“妻子”接回了家里照顾。
微波炉若操作不当会引起爆炸，使用时一定要当心
随着他的电信诈骗越做越好，他也开始不在乎募捐的那点钱。正当他打算合法结束假王璐的生命时，“王璐”却忽然醒了。他陈年的积怨爆发，用刀杀死了“王璐”。然后他打开燃气，预设微波炉加热，伪装出了一场意外的燃气爆炸。
我将这个新闻卖给了媒体，赚了一些钱。后来听说有个导演想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但不知为什么就没了消息。
田静最好的一篇采访稿，以曲折的故事告终，我问她对这事怎么想。田静说没什么想法：“我更关心的是国内植物人普遍的生存现状，这不会因为一个个例就有所改变。”
16
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宫。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孕。
第三种就是试管方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户提供已经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体内，这需要有资质的医院配合。
第四种是盲捐方式，即只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资质的医院提取。李超选择了第三种，试管培育受精卵，然后借腹生子——这能保证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自己和妻子。
我说：“不对啊，这事就专业的医疗机构能做，但卫生部门又不允许医院干这个，他们是在哪儿给你们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们送回来了。”
我点头：“多少钱？”
“一百二十万。”
周庸：“这么贵！”
李超点头：“我们选了最贵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长相身高都不错，学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怀孕后能住在豪华小区里，有专门的保姆照顾。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因为听说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妈妈那里，吃几个月母乳再抱回来。”
我说：“你确定那孩子是你的吗？”
“应该是，他们说先做亲子鉴定再付尾款。”
我点点头：“孩子到底是怎么丢的？”
据李超找的代孕妈妈说，那天晚上她推着小孩在楼下玩时，孩子被两个男人抢走了。
周庸：“徐哥，我觉得可能是人贩子做的。”
我问他为什么。周庸拿出手机：“最近这条消息都刷爆朋友圈了，两百名人贩子偷小孩。”
我说：“你就不能少看点谣言，这谣言几年前就有了，早辟谣了。不过基本每年都传一次，也不知道谁这么闲！”
我让李超把代孕姑娘的地址给我，我去和她聊聊，看能否发现点什么。告别了憔悴的李超，我和周庸打了一辆车，周庸问司机能不能抽烟，司机说可以。周庸按开车窗，递给我根烟：“徐哥，你是不是怀疑那中介公司？”
我把烟点上：“是，快做亲子鉴定的时候孩子丢了，也太巧了。而且李超前期已经交了八十万元了，就算孩子找不回来，这钱估计也退不了。”周庸点点头：“长途飞行太累，先回家睡一觉再说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开车来到代孕妈妈所在的小区。这算是燕市里环境比较好的小区，最小的一室一厅户型也得有八十到一百平方米，月租金一万元以上。
按照李超的豪华套餐，高档小区一人一套房、有保姆照顾的生活，起码要持续到哺乳期结束。虽然现在孩子找不到了，但代孕的姑娘还住在这儿。我和周庸按了门铃，上了六楼，一个姑娘站在走廊等我们俩。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多一点。把我们俩带进屋后，她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转身去倒水。
代孕姑娘把两个纸杯摆在我和周庸面前：“孩子父母急坏了吧？”
我说：“是，盼了那么久的孩子丢了，能不急吗？”
代孕姑娘说：“我也急。孩子要是找不着，我一分钱都拿不到，这一年的子宫算是白租给别人了。”
我问她和这家代孕机构以前是否有过合作。她说：“有，这是第二次合作了，之前也生过一次。”
周庸：“啊？你生下的孩子，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怎么感觉孩子丢了你也没那么伤心。”
她摇头：“我有自己的孩子要养活，做这个（代孕）就是租子宫赚钱。”我说：“那这是你第三次生孩子？”
她说：“是，我2011年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生子了。而且代孕机构招人时，招的都是生过一次孩子的人，怀孕时有经验，能降低流产的风险，节省成本。”
我点头：“上次找你代孕的是什么人？”
她说是两个男同性恋：“我们有个‘代孕妈妈群’，有时会互相交流点心得——找我们代孕的，最多一种就是身体有问题没法生育的，剩下就是上年纪的失孤人群以及同性恋。”
我站起身假装活动身体，四处扫了眼客厅。电视是壁挂，没有电视柜，茶几和餐厅桌子上都很空，看起来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背后给周庸做了个拖住的手势：“我上趟洗手间。”
我走向洗手间。周庸往前探，看着她：“现在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