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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远见大厦。周庸在角落里找了个位子，四周都是嘈杂的人声，但这是最好的场合——面对两个有致命武器的人。
我去买了四人份的可乐和薯条，回来坐下：“还真有点饿了，你们饿吗？今晚不用干活吧？”
他们看着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问他们和斗狗场有什么关系，其中一人回答说：“没关系，我们发现有这么个地方，就把偷来的大狗送去卖钱。然后跟他们的经理商量，每天死的狗我们也拉走，他们也懒得处理，就答应了。”
我问狗不是都得运到仓库吗？他摇摇头：“我们也算替别人打工，抓住一只狗给我们十五元钱。有时候我们会偷卖几只给饭店或者斗狗场，算是私活儿，赚点外快。”
周庸奇怪：“他们给的工资也不高啊，怎么不单干呢？”
他们说不敢：“之前有个人跳出去单干，没几天就死了，中了一箭，有新闻，都能查着。”
我问他们有没有这个团伙大量盗狗然后非法出售的证据，他们说就是自己知道，但没特意留过证据。
周庸：“徐哥，只有口供不行吧？”
我说：“不行，最好有证据链，才能把这帮孙子一网打尽。”
我喝了口可乐，问他们俩组织还招不招人：“你们能介绍别人入伙一起干这个吗？”他们说能。
我点点头，告诉周庸给他表姐打电话，让她到这儿来，周庸问：“找她干吗？”我给他解释，查到这儿基本到头了，再查也就是证据的事，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证据的事就交给警察吧。鞠优来了后，我和她解释了一下情况，建议警方派几个人去盗狗团伙卧底，收集证据。她说需要回去上会讨论下。
晚上不要独自在黑暗的公园里行走
我和周庸从大厦出来，周庸说：“徐哥，我有件事想做。”
我让他别突发奇想了，赶紧回家睡觉吧。
周庸：“我太想干这事儿了，你不让我做我睡不着。”
我说：“行吧，你说说什么事。”
这件事就是，我们开车去了温馨家园，把陶涛叫到了他虐狗的体育公园里，打了他一顿。
警察在盗狗团伙里卧底一个半月，终于收集齐了证据，一举剿灭这个组织。虐狗虽然不犯法，陶涛的行为却构成了收购赃物罪，能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般来讲，这种行为，法院是会从轻判的，但估计他们知道陶涛干了什么后，会想多给他判几年。
事隔两周后，我才有时间约吴悠和王津一起吃饭。王津一见面还是热情地拥抱，吴悠干脆强吻了周庸——她说是作为帮她找到狗的感谢。
在夜市吃着小龙虾时，我问吴悠，她们那天去拦运狗的车，最后怎么样。吴悠擦擦嘴：“狗都救下来了。都在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基地养着，有一些被人领养走了，还有的狗我们照了相贴在网上，看能不能找到之前的主人。”
我说挺好，皆大欢喜。
吴悠沉默了下：“徐哥，周庸，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们。”
周庸：“说呗，客气什么。”
吴悠点头：“那天我们拦下大车后，那个大车司机自残了，拿刀割自己的手，求我们放他走，说他这一趟如果不把狗拉回去，会赔很多钱。后来警察来了才制止了他。”
周庸放下手里的小龙虾，看着我：“徐哥……”
我说：“正常，每个人做的每件事都会造成一定的后果。你要是觉得有亏欠，咱就从这次卖新闻的钱里，拿出两万元给那个司机。”
周庸：“这样好吗？要不我自己掏钱给吧？”
我说：“那也行。”
15
有人为植物人倾家荡产，他却能发家致富
中国每年大约有八百多起燃气爆炸事件，近千人受伤，近百人丧生。但这么多的燃气爆炸事件里，从未有一起像下面这起爆炸一样曲折。
8月14日，燕市怡然桥附近的佳邻小区发生了一起燃气爆炸事故，死了一个人。这起事件里的死者，是个卧床近三年的植物人。她从五楼的家里被炸了出来，脖子上被发现有割伤。
当时田静找到我，让我去查这件事。自从《太平洋大逃杀》的特稿卖了近百万元后，这种纪实采访稿的价值一下就高了起来。
我问她这么好的选题怎么不自己跟。田静摇摇头：“好几年不在一线了，而且文笔没你好，容易毁了这选题。我已经和当事人打好招呼了，你直接联系他就行。”
这次的调查有个优势——田静曾采访过这个经历了爆炸的家庭。两年前，田静还是记者时，曾做过一篇名为《中国植物人生存现状》的调查特稿。当时她采访了十几个植物人家庭，其中就有这次出事的王建龙和王璐夫妇。
2014年1月，妻子王璐由于车祸成了植物人。她父母双亡，丈夫王建龙不离不弃，照顾周到。田静的文章发出后，王建龙被评为模范丈夫，还收到许多人的捐款。
我打电话给刚丧偶的王建龙，约他晚上在一家饭馆见面——周庸点名要吃这家。
8月17日晚上，我和周庸提前到了这家饭馆，点好菜，把桌号发给王建龙。
6点多，进来一个男人，高颧骨，短发，很精壮。穿着一身休闲装，戴着手表。他和门口的服务员说了几句，朝着我和周庸走来，伸出了手：“你好，徐浪，你们是田记者的朋友？”
我说：“是，她听说你们家的事，想让我们做个后续采访，你看成吗？”
王建龙点点头：“当然，田记者当年可帮大忙了，没她那篇文章带来的募捐，我当时都过不下去了。”
我提议边吃边聊，问他喝不喝酒，他说可以喝一点儿。我们随便聊了会儿，他比较平静，不像刚经历了丧偶之痛。
周庸给他倒了杯酒：“王哥，你这心情还可以啊。”
王建龙：“咱说实话，我早做好心理准备了。挺多次都想放弃，让她走得了，别遭罪了，但又下不了决心。出了这事，也算替我决定了。”
我点点头：“听田静说，你太太脖子上有割伤？”
他说：“是，可能是爆炸时，玻璃什么的划的。你说谁能对一个植物人下手？不太可能。后来法医要尸检我没让——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吧。”
我说：“所以煤气是你忘关的吗？”
王建龙点头：“是我没关。”
我问能不能去他家看看。王建龙说：“当然可以，就是烧得没什么玩意儿了。”
吃完饭往回走，没喝酒的周庸开着车：“徐哥，你看他戴的那表了吗？”我说：“有印象，怎么了？”
周庸：“那是块万国孔雀翎，我爸有块一模一样的，六十多万。”
我说那表应该是假的吧。
周庸摇头：“国内造假技术是好，但都集中在表盘上，表链做得不太行。其实现在鉴别真假表主要就看表链了。刚才我仔细看了半天，他那皮链做得挺精细，缝制的车线走向直，针脚均匀，封口处没一点儿毛边，我看那表是真的。看来给他们捐款的人不少啊，都够他戴大万国了。”
我说捐款不至于这么多吧，于是打给田静，问她能不能查到王建龙总共收了多少捐款。
田静说：“行，那捐款的卡号我还有，我去找人问问。”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开车到了佳邻小区。从楼下看起来，王建龙家的窗户已经没了，被烟熏得漆黑一片。
我上楼敲门，进了王建龙家。防盗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室内随处可见各种烧焦的物品。客厅角落里摆着脚手架和油漆桶，显然正准备着一场修整。
这是间南北走向的两室一厅，王建龙说，他自己住一间，另一间用来安置王璐。发生爆炸的厨房，正对着王璐的卧室，卧室里床被冲到了窗下，衣柜在门后所以相对完好。我打开被熏黑的木衣柜，一股烧焦的胶皮味扑面而来，周庸捂住口鼻进去翻了翻，向我示意什么也没有。我点点头，又走向王建龙的卧室。
王建龙卧室里有张单人床和一个书架，我看了看上面的书，还能看清名字的，一本是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本是《厚黑学》——没想到王建龙爱看群众心理的书。
拍了几张照，我和周庸与王建龙下楼离开。我们送王建龙打车走后，周庸掏出烟：“徐哥，等会儿再走，抽根烟。”
我问他怎么了。周庸从兜里掏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只冈本的避孕套。
我说：“你随身带这玩意儿干吗？”
周庸：“不是我的，我带的不是这个牌子。这是王璐房间的衣柜里找到的，我当时没说。你说他老婆是植物人，他家怎么能有避孕套呢？不是过期的吧？”
我说：“拆开看看就知道了，上面润滑剂多的话就是新的。要是在他老婆昏迷前买的，得两三年了，密封再好的避孕套，润滑程度也不可能跟新的一样。”
我和周庸把七个避孕套拆开，俩人粘了一手油。周庸：“徐哥，这避孕套肯定是新的，湿巾都擦不掉。你说能不能是王建龙交了女友，故意制造意外把植物人妻子弄死了？”
我说：“不至于啊，他想把他妻子弄死只要放弃治疗就行了，何必还把自己房子炸了。”
周庸继续联想：“可能他妻子忽然醒了，看见王建龙和别的女的那什么呢，然后王建龙惊慌之下就把她杀了。”
我让他别瞎想了：“就算真醒了看见了，离婚不就得了吗？”周庸叹口气：“好吧，那咱现在查什么？”
我想先搞清楚，王建龙为什么这么有钱。“田静说，三年前俩人还租房住，但爆炸这房子是他自己的。”
我给田静打电话，约她晚上吃湘菜。吃饭时，我问田静捐款的事，田静说：“还没查到，再等等。”
我点点头：“有个事想问你，王璐父母双亡，这事你验证过吗？”
“没有，这是王建龙告诉我的。”
我说：“我有个猜测，三年前，王建龙还是个需要捐款的穷人，现在忽然就有钱了。会不会王璐有一个大额的人身意外险，王建龙想独占赔偿金才编造王璐父母双亡——实际上他想独享赔偿金。虽然还没查出捐助款项到底是多少，但我绝不相信这些钱够在燕市买房，更别说还戴六十多万元的表。”
田静点点头：“知道了，我当年采访时，记录过王璐的个人信息，等我找老同事问问。”
因为涉及募捐，需确保真实，田静当年记录了王璐和王建龙的身份证以及结婚证信息。她将这些信息发给我后，我先给王璐老家所在市的公安部门打了个电话，说我有个朋友王璐，最近去世了，她是否父母双亡，没有家人。
公安局第二天给我的反馈是——情况不属实，王璐父母双全，并且还有一个弟弟。他们已咨询过本人，王璐本人健在并已结婚生子，如果我再报假警，将依法对我进行拘留罚款。
周庸听我说完，说：“徐哥，我一身冷汗，要是王璐还活着，那死的那个是谁？”
我也想知道。我说：“咱去看看吧，你静姐见过王璐，把她也叫上。”
坐了三个多小时的高铁，我们到了站，到订好的酒店办理了入住，按照王璐身份证上的信息找到了一个老小区。我们上楼敲门，开门的是个老头儿：“找谁？”
我说我们找王璐。老头说自己是王璐的爸爸，王璐结婚后就不和他们一起住了。
田静：“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