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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周庸眨眨眼，周庸：“徐哥，不行啊，咱赶时间啊，要不下次再吃吧。”
我说：“不行，我就馋这一口。”
周庸：“徐哥，你这不耽误事吗！王总还等着接货呢，要不这狗咱俩买下了，我回家给你炖，行不行！”
我说那也行，但人家老板不一定卖啊。
周庸转身给了老板笑脸：“老板，我们真赶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按熟狗肉的价格买你的生狗。”老板二话没说，招呼服务员把狗给我们拿来。
我和周庸把狗装上车，周庸：“徐哥，你真爱吃狗肉吗？”我摇摇头。
这之间吴悠又给我发了几条信息，问我她的狗有没有消息。我想着车后已经被剥了皮的那只狗，不忍心告诉她，她的狗可能也是这个下场，就说还没有消息。
我和周庸带着狗，去找了周庸表姐的闺密，那个女法医，请她帮我们化验下狗肉里面的成分。我们想知道那两个人是用什么把狗射倒的——按说以狗的生命力，只是中了一箭的话，不至于倒得那么快。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狗死于氰化钾中毒。
我问她，人吃了氰化钾中毒的狗肉会怎么样？女法医说：“吃一两次可能没事，但常吃肯定会慢性中毒。”
我和周庸从法医那儿离开。周庸问我：“徐哥，他们从哪儿搞到的弩和箭啊？”我说查查就知道了。
我在网上查了下“弓弩”，只能搜到小孩的玩具。然后我在几家可能会卖的网店搜，也没找到，最后在一张网页图片上找到了弩的照片——上面有联系方式，并写着“售卖钢珠枪及弓弩”。
我找到人，问他有没有射狗的工具，立刻倒的那种。他马上推荐了一种小型弓弩，说这种弩只要三百五十元，毒镖八元一支。我问他是不是氰化钾的，他说就是这种。我问他这是哪儿生产的，他说不用管哪儿生产的，绝对管用。我继续问他这些毒镖有没有编号之类的，他说没有。
周庸：“徐哥，这玩意儿太危险了，不只是射狗的事，射着人怎么办！”
我说：“是，所以咱得尽快把这俩孙子解决了，先去狗肉馆看看能不能找到证据。”我和周庸来到狗肉馆，老板对我们还有印象，热情地迎上来：“上次带回去的狗肉怎么样，好吃吧？”
我说：“不怎么样，上次我们回去吃完，都闹了肚子，你这狗肯定有问题！”
老板的笑脸一下子就变了：“那不能，我们这儿的狗都是现杀现做的！”
我说：“这样，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卖我们俩的狗，也不能是你自己养的。你告诉我那狗是哪儿来的，我们自己去找他算账。”
老板点点头：“行啊！我的狗都是正规的肉狗场出的。货源在上东省，你找去吧。”
我说：“不可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肉狗场。肉狗的养殖成本高，狗肉的价格又不如羊肉和猪肉，怎么可能有人做这种赔本买卖。”
老板笑了：“还真有，您要不信，我给您看看我进货的狗场和进货单？”
我同意之后，老板拿着进货单给我看，然后我拿手机搜索了他购买肉狗的狗场。还真有这家狗场！狗场采取两种养殖方式，一种是统一圈养，另一种是将狗承包给当地的农民，统一进行疫苗注射和监测，最后再以一定的价格回收。
我和周庸从狗肉馆出来，周庸问我：“徐哥，咱亲眼看他买的那狗啊。”
我说：“是，但他不承认啊！他肯定是有一部分狗真的是从正规渠道进货，另一部分低价从盗狗的手里购买，有人来查时，就拿正规渠道的狗做挡箭牌。正规渠道的狗价格很高，刚才我看他的进货单，连皮带骨一斤都要将近二十！”
周庸：“抓不到老板的把柄，就没办法让他交代和那两个人的交易信息啊！”
我说：“你不是有那两个人的联系方式吗？明天给他们打电话，直接约出来。”
周庸：“行！”
第二天周庸打电话的时候，发现都打不通，他很郁闷：“徐哥，他们俩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我说：“你给王津打电话，让她问问。”周庸打给王津，说了一会儿。他挂了电话苦笑：“徐哥，王津和那俩人聊天时，说了咱俩是夜行者，正在调查丢狗的事。那俩人现在肯定躲着咱们了！”
那就只剩下一条线索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去了“燕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办事处，向他们咨询抓狗的那俩人是不是他们的志愿者。负责人事管理的姑娘查了一下，说：“以前是，但已经被开除了。他们之前在一家领养院当志愿者。5到7月份之间，我们发现他们违规帮一个叫陶涛的人领养了二十几只狗。”
周庸问：“领养宠物还限数量啊？”
她说：“当然，协会明文规定：为保证宠物的生活条件，不许一人领养多只。”我问她那个领养二十几只狗的陶涛，有没有登记地址。协会的姑娘点点头：“每个领养人都有登记信息，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给你们。”
我简短地讲了一下那两个人偷狗、杀狗、卖狗到狗肉馆的事：“从你们这儿领养的狗，估计也是卖给人吃了。”
姑娘想了想，打开一个文档：“我没告诉过你们领养人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查到的。”
我说行，走到她身后，看见了陶涛的地址：祥龙区，温馨家园东二区，十三号楼。两只泰迪被摔死的那栋楼！
我和周庸跟踪了陶涛两天——他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8：20左右出门上班，晚上8点钟左右到家，基本不在外边吃饭。我偷跑到他家门口听过，他家里并没有狗叫声。第三天晚上的12：30，陶涛出门了，他背着一个双肩包，向小区外走去。
我和周庸在远处跟着他，到了那天发现被虐狗的体育公园。公园门口停了一辆面包车，那两个“志愿者”见陶涛过来，从车里下来，递给他一个蛇皮袋子，然后上车走了。陶涛拎着袋子，一个人走向了公园深处。
我们悄悄地跟了上去，不敢离得太近。陶涛走到公园一个隐秘的角落，放下了背包，从里面拿出一根棒球棍，对着蛇皮袋子开始猛打。我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周庸已经冲了过去，一把推开了陶涛，然后蹲下身开始解蛇皮袋。陶涛拿着棒球棍向周庸走去，我赶紧跟过去：“干吗呢？”陶涛停下脚步，盯着我和周庸，也不跑。
周庸解开了蛇皮袋：“徐哥你看，太残忍了。”
我说：“你站起来盯着他，我才能看一眼，他手里还拿着球棍呢！别咱俩都低头然后团灭了，那也太丢人了。”
周庸站起身怒视陶涛，我转头看了一眼。一只拉布拉多倒在地上，眼睛里都是泪水，满身是血，已经站不起来了，两只后腿耷拉着搭在地上，一看就折了。它的嘴上戴着一个狗嚼子，发不出声音，我说怎么被他虐待的狗都没人听见叫过，原来是因为这个东西。
我直起身，看着陶涛：“能这么做，肯定是心理变态，我就不问你为什么了，但是你怎么得到这些狗的，最好说清楚。”
陶涛笑了：“你智障啊，我凭什么跟你说清楚，你是警察吗？就算你是警察，我也没必要说清楚吧。中国又没有动物保护法，我怎么虐狗，都是我自己的事儿。”
我说：“那行，反正你刚才干的事、说的这些话，我都录下来了。我打算把你的个人信息和所作所为在网上公布一下——当然，就在这儿跟你说说，我不会承认是我发布的。然后呢，自然会有一群人人肉你，你被人肉了之后，自然会牵连你的父母、家人和朋友。你确实没犯法，但你要能承受这些的话，就什么也不用告诉我。”
威胁之下，他松了口。他说他和那两个“志愿者”就是交易关系：“之前他们俩在领养中心工作时，我们合力把狗搞出来。我虐完或虐死之后，他们就拿去卖掉。后来他们俩被开除了，就到处抓狗。我为了虐狗，就给他们点儿钱，让他们送一些狗到我这儿来，我虐完，他们再拿去卖。这等于他们多赚一份钱，他们当然愿意！”
我点头：“你有那两个‘志愿者’盗卖狗的证据吗？”
陶涛说：“没有，我们都是当面现金交易，其他时候从不谈论狗的事情。”
又问了几个问题，我让陶涛走了，告诉他明天把那俩人约出来，否则就把他的信息上传到网上。
在和周庸把拉布拉多送往宠物医院的路上，周庸问我：“徐哥，就这么放过这孙子？”
我说：“哪能，咱等查明那两个再一起收拾。”
周庸疑惑：“怎么收拾他啊？虐狗也不违法。啊，我知道了，把他信息挂网上！”
我说：“不是，只要我们能查明那两个人盗狗的证据，就能根据刚才的录音证明，他明知对方盗狗还购买，这属于购买赃物，可以判刑。”
第二天晚上，陶涛用交订金的借口约出了那两个人。他们拿完钱后就开车走了，我和周庸在后面开车跟上。在西郊一个别墅区，面包车停下了。两个人下了车，翻墙进了一栋有独立小院的别墅，面包车就停在它的外面。
我和周庸也远远停下车，熄了火，院里面传来一阵狗叫声。过了一会儿，那俩“志愿者”抬着一只袋子从不高的围墙里翻了出来。我和周庸拿手机录下这些，等着他们把袋子放进面包车里，开出了小区，我和周庸打火跟上，结果他们出门就上了高速公路。
周庸：“徐哥，这俩孙子真喜欢走高速啊！”
我们一路不开远光灯，不远不近地跟着，从高速公路到了西郊。他们在一栋库房停下，下车，跟两个看门的库管打了个招呼，抬出了十几只狗，放在地上，又开始一只只往库房里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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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狗里，有流浪狗，也有许多宠物狗，有一个像吴悠一样心急如焚的主人，在到处张贴寻狗启事，求人转发朋友圈找狗，茶饭不思地等着它们回家——然而它们再也回不去了。
周庸：“徐哥，看来他们不只两个人啊。”
我说：“可能是一个盗狗团伙，而且手里还有弩之类的违禁武器。这次可能有点危险，咱们得抉择下是否接着查。”
周庸拿起手机：“接着查啊，吴悠现在一天问我一遍她的狗有没有消息，我们最后总得给人个交代吧。”
周庸趁他们往库房里抬狗的时候，下车凑过去，偷偷爬上了面包车，又趁他们下次搬狗时偷偷跑了回来。
周庸关上车门：“徐哥，车里就剩下他们从别墅偷出来的袋子，我解开一看，里面是一只四肢和嘴被绑着的藏獒。”
过了一会儿，俩人搬完了，和看管库房的人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周庸：“徐哥，咱是跟着他还是去那库房里探探？”
我说：“咱先跟着他吧，库房在这儿跑不了。咱先看看他们把藏獒送哪儿去，看来这种价格偏高的狗他们另有用处，我们跟着他们，说不定能找到吴悠的罗威纳。”
两个人搬完狗，上车开走，我和周庸跟上。没开出去多远，面包车停在了一个建得古色古香的大院门口。两个人下车，抬着装藏獒的麻袋进了这个庄园。这个大院门口停了许多豪车，甚至有劳斯莱斯和法拉利恩佐。而且不断有车开过来，停在门口，下车进去，门口还有人接待。
周庸：“徐哥，这应该是一开放场所。”
我点头：“下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