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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昨天北角那对小姊弟被炸死的新闻吗？”我打断阿七的说教，平静地说。
“哦？知道，他们好可怜。可是目前仍未找到凶徒……”
“我知道凶手是谁。”
“咦？”阿七意外地瞧着我。“是谁？”
“害死那两个小孩的。”我直视他的双眼，“便是你。”
“我？”阿七瞪大双眼。“你在胡说什么？”
“炸弹不是你放的，但因为你的愚昧迂腐，所以他们才会死。”我说：“杜自强要找你，你被那个杂差房探长说两句便连屁都不敢放。杜自强就是要告诉你北角的事啊。”
“怎、怎么说？”
“我说过，我听到邹进兴吩咐杜自强和苏松从北角出发，跟他在据点会合。杜自强他们出门时两手空空，到第一茶楼时却提着炸弹，即是说，他们是到北角接炸弹。我们不知道他们拿炸弹的详情，但我记得，地图上北角清华街的位置上有些铅笔痕，邹师傅很可能特意点出来给杜自强他们看，从炸弹制造者手上接过炸弹必须很小心，我不是说爆炸的危险，而是制造者曝光的危险，如果放炸弹的人像邹进兴一样被警方盯上，跟踪之下，造炸弹的人被捕，左派阵营中珍贵的技术人员便会减少。”
我顿了顿，看到阿七一脸呆然，便继续说：“所以，我相信他们不会用亲自见面交收这种方法。最简单的，便是预约一个时间地点，炸弹制造者将炸弹提早放在该位置，然后让，敢死队”取用。杜自强便是想告诉你这项情报，因为他们深夜被捕，来不及通知造炸弹的人，对方便如约放下第二个炸弹，可是没人接收，最后被好奇的小孩子当成玩具，酿成惨剧。你记得我说过，姓邹的提过连续几天会有第二波、第三波袭击吧？”
“杜自强……想告诉我这件事？为什么是我？他可以直接跟杂差房的伙计说啊？”阿七神色紧张地嚷道，他的表情跟他身上的制服毫不搭调。
“在杂差房被殴打、被拷问是常识，你认为告诉那些家伙，他们会相信吗？杜自强就是知道你为人正直，在街坊之间有口碑，才指名找你。可是你因为上级的几句话，便放弃了。当时你也犹豫过吧？因为你知道，杜自强跟苏松不一样，他不是狂热者，只是个不幸的人。可是你无视自己信任的事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警署的人际关系，听从那你不认同的命令。”
“我……我……”阿七无法反驳。
“你为了什么’警队的价值‘’连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号车的炸弹。可是，昨天有两个无辜的小孩，却因为你失去宝贵的性命。你要保护的，到底是员警的招牌？还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权，还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语气问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当员警？”
阿七默然无语。他放下只喝了两口的汽水，缓步离去。
看到他失落的背影，我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分，毕竟我也没有资格说这些正气凛然的话。我想，翌日见面时，请他喝可乐当赔罪吧。
可是翌日阿七没有现身，再之后几天也没有。
因为何先生在警署有些人脉，于是我问何先生知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几天没见到阿七。
“四四四七？谁啊？我不记得他们的号码啦。”何先生说。
“那个啊……”我努力回忆上星期瞄过、阿七警员证上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关振铎还是关振铎的。”
“啊，阿铎嘛。”何先生说：“听说他之前立了大功，给调到不知道是中环还是九龙尖沙咀了。”
原来是升职了。这样便算吧，我可以省下一瓶可乐的钱。
虽然我大言炎炎，训斥了阿七，但其实我跟他不过是一丘之貉。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正义而检举杜自强他们。
我只是担心自己和大哥的处境。
在这个时势，有理往往说不清。跟杜自强和苏松这些左派分子同住一室，已令我有点焦虑，不知道会不会被牵连，当我意外听到他们的炸弹阴谋时更教我坐立不安。如果是普通的示威或集会，只要认罪，法庭多数会轻判，但扯上“凤梨”便不可同日而语，我和大哥有可能被冤枉成杜自强的同党。
要自保，便要先发制人，解决邹师傅一伙。
本来，我只打算替阿七找到证据便功成身退，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有阿七证明我是举报者，苏松如何说、杂差房的探员如何想多抓几个人邀功，我和大哥都能够幸免于难，我亦不用担心被左派知道我是告密者，警方不会泄漏我的身分和案情，他们恨不得社会上多几个我这种人。
只是我耳根软，被阿七说了两句，便傻乎乎地坐上他的车，跟他港九四处跑。看来我是个容易被人利用的笨蛋吧。
两天后，大哥回家时兴高采烈，说有事要跟我商量。
“我之前的生意谈成了，佣金有三千元。”他兴奋地说。
“天啊，这样多！”我没想到大哥这回的生意做得这么大。
“不，金额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一位老板打好关系。他打算扩展业务，开新公司，正在招聘人手。我做成这生意，等于面试成功，虽然只是个普通文员，但说不定他日可以当主任或经理哩！”
“恭喜你啊，大哥！”我本来想说我也“面试成功”，不过那职位是大哥嫌弃的员警，而且我暂时也无意加入。
“不用恭喜我啊，你也有份。”
“我有份？”
“我说我有一个好兄弟，一样能干，保证办事效率高，所以只要你愿意的话，咱们两兄弟可以在同一间公司上班。”
跟大哥一同工作？好啊，比起当那劳什子员警好得多了。
“好啊，是哪一家公司？”
“你听过‘丰海塑胶厂’吗？那老板姓俞的，他准备插手物业和地产市场。即使我们只是入职当见习文员，晋升机会也应该不错！阿棠，虽然你姓王，我姓阮，但这些年来我都当你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回我们便一起加油，以这份工作为起点，干一番事业……”
作者后记
我本来没打算为这部作品写后记或自序的，因为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来后，文本有其生命，读者从它身上看到什么、领略到什么，是读者的自由，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经历。与其由作者说一堆有的没的，不如让读者自行体会。不过，我将作品交给出版社时附上了作品的简介和创作缘由，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编辑后来便对我说：“写一篇后记吧！读者会有兴趣的！”
那我从头说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运地获得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后，便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当时没有什么想法，而台湾推理作家协会正举办内部短篇小说交流比赛，题目是“安乐椅侦探”，即是侦探角色只凭复述的证言，毋须亲自到现场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我想二位只能说“是”和“非”的安乐椅侦探”应该是个有趣的极端，于是写了（黑与白之间的真实）的初稿。微妙的是我在字数控制上失败了，恰好超过了规定上限，结果改变主意，打算将这篇短篇留下写成连作，再写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参与交流。
之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扩展关振铎和骆小明的故事。最初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再写两个短篇，每篇约三万字《黑）的初稿约三万三千字），便能出版。反向年代记（ReverseChronology ）的想法是一早决定好的，只是当时仍然纯粹以推理小说的角度去考虑，以“事件”为主轴。
然而，随着我撰写大纲、建构谜团时，我的内心愈来愈忐忑。
我在一九七○年代出生，成长于八○代，在那段岁月里，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员警”是一个跟“美国漫画中的超级英雄”无异的概念。坚强、无私、正义、勇敢、忠诚地为市民服务。即使年纪渐长，明白到世事的复杂性，员警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于负面。可是在二○一年的时候，看到香港社会的种种现象，眼见跟员警相关的种种新闻，那想法便不断动摇。我愈来愈怀疑，撰写以警官作为侦探的推理故事，会像宣传（Propaganda）多于小说（Fiction）。
连作者自己也质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读者信服呢？
于是，这部作品的方向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不想再单单借着故事描写“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个角色、一个城市、一个时代的故事。
然后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胀了。
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说（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说），大抵知道“本格推理”与“社会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谜团、诡计为主，重点是以线索解开谜底的逻辑趣味，而后者的重心放在反映社会现状，强调人性和写实。我本来想写纯本格的故事，可是方向一转，便倾向于社会描写。两者性质未至于完全相反，但要结合混搭并不简单，很容易让其中一方的味道盖过另一方。为了解决（或称为逃避）这问题，我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编写——这部作品由六个独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组成，每一篇也跑强调谜团和逻辑趣味的路线，但六篇串连起来便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绘图。我的想法是，微观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观下却是写实派的社会作品。
每篇故事的年分，都是香港社会脉络的转捩点，那些元素或许在故事中占重要的部分，也可能仅仅只是衬托。唯一不同的是第一章 ，毕竟故事中的日期比我完稿的日子还要晚，我不是诺斯特拉姆斯，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不过，二○一二至一三年间香港社会对警权的质疑日益严重，二二年末更是高峰，或许算是不幸言中。
我不打算一一详说每个故事背后的想法，角色的意涵、细节里的譬喻，文本里外的概念连结之类，这些留给各位读者感受就好。我只想谈谈其中两点。对不熟悉香港地理的台湾读者来说，这一点我不提便或许不会知道，故事中的地点其实是不断重复的。例如第二章 关振铎与骆小明碰面的球场，和第五章当作“南氏大厦※”蓝本的“楠氏大厦”相近，都在亚皆老街附近；第三章传出可疑人物出现、浪费警力搜查的大型公共屋宛“观龙楼”，就在第五章“坚尼地城游泳池”旁边；第二章唐颖遇袭的西九龙填海区，前身就是第六章主角和阿七等候民邦号靠岸的佐敦道码头；第三章的嘉咸街市集、第四章关振铎和小刘吃午饭的餐厅，以及第五章的“蛇宝”乐香园咖啡室，都在中环威灵顿街一带（第四章的餐厅名字乃杜撰，名字相似的餐厅仍在原址经营所以我按下不表，而乐香园现已结业）。如果有读者读完这部小说，想到故事中提及的地点观光一下，我会非常高兴。
至于另一点我想谈的，是我觉得今天的香港，跟故事中的一九六七年的香港，同样吊诡。
我们就像绕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而我不知道，二○一三年后的香港，能否像一九六七年后的香港，一步一步复苏，走正确的道路。
我不知道，坚强、无私、正义、勇敢、忠诚地鸟市民服务的员警形象，能否再次建立，让香港的小孩子能再次以警队为荣。
陈浩基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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