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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阿龙，你又关小差？老板知道一定炒你鱿鱼。”那位女性对那企堂道。
“好姐，这两位长官有点事情想问问你。”企堂阿龙堆著笑脸道。我想他平时一定不是这模样。
“啊？啊？”’好姐一脸错愕，就像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却被老师抓的学生的样子。
“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阿七将照片放在柜台上，“他可能在今天十一点后来过。”
好姐似乎松一口气，盯着照片看了几秒，说：“这个年轻人啊……有，有，今早十一点半左右，他跟另一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一起来。因为他们在门口探头探脑，又是生面孔，所以我认得。”
“探头探脑？”我问。
“他们好像没来过，所以这副样子吧。”好姐说。“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同行还有一个四、五十岁、有点胖的大叔。离开时那大叔还买了几个老婆饼，我便想他们是不是吃不饱。”
“那两个年轻人来时，手上有没有拿着东西？”我再问。
“这个啊……好像有？其中一人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但我或者记错。”好姐皱着眉说。
“那么，他们离开时有没有仍带着那侗袋子？”阿七问。我猜，他想确认一下杜自强他们没有把炸弹放在茶楼内。虽说茶楼一向不是袭击目标，但万一他们在茶楼里放计时炸弹，一旦爆炸便死伤惨重。
“应该有吧……啊，对了，有，有。我记起来了，跟这个年轻人一起的青年，他来和离2e都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我卖老婆饼给那大叔时，还在想他会不会把饼放进手提袋里，回到家饼都可能给压扁了，因为我看那个袋子沉甸甸的……”
我心下一凛，我猜阿七跟我一样，今早九点我看见杜自强和苏松离家时两手空空，但他们十一点到茶楼时却提着手提袋。换言之，他们在这个两个钟头的空档里，拿到那个沉甸甸的袋子。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哪个方向走？”阿七问。
“不知道啊，天晓得他们要开车到哪儿。”
“开车？”我问。
“他们离开俊，坐上对街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私家车……就在那辆白色车子现在的位置。”我从茶楼大门向外一看，好姐说的白色车子，竟然巧合地正是阿七的大众。
“你认得那是什么款式的车子吗？有没有看到车牌号码？”阿七紧张地问道，知道款式和车牌号码，员警便较容易找出他们。
“隔了一条马路那么远，孙悟空金睛火眼也看不到车牌号码啦！至于款式什么的，我对车子全无认识，总之是一辆不大不小，有四个轮子的黑色车子……”
虽然好姐的描述完全无法让我们了解那是什么车子，但这样说，杜自强他们开车到统一码头乘汽车渡轮到佐敦道码头便合理了。
“好，谢谢你。”阿七向好姐道谢后，转身对我说：“虽然现在追一定来不及，但我们可以去码头看看……你未吃午饭吗？”
冷不防地，阿七这样问我。我好像不由自主地注视著柜台的糕饼，也许我露出一副很饿的表情吧。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阿七回头向叫阿龙的企堂说：“你给我打包几笼点心，虾饺、烧卖之类的，最好有糯米鸡或叉侥包。”
“是，是！长官！”阿龙一溜烟地跑上楼梯，不到一分钟，捧著五、六个纸盒下来。
“这么多！我俩怎吃得下？”阿七失笑道。
“长官办案辛苦，自然要多吃一点。”阿龙仍在赔笑脸。
阿七打开其中一盒，我瞄到里面有十数件点心，挤得满满的。阿七说：“给我们三盒就够了。多少钱？”
“这是我们茶楼一点心意，钱便不用付了。”阿龙笑着说。
“多少钱？别要我再问一次。”阿七板起脸孔，狠狠地瞪着阿龙，我想，阿龙应该没料到会遇上这种牛脾气长官吧。
“嗯……嗯……四元二毫。”阿龙战战兢兢地说。
阿七付过钱，接过三盒点心，走出茶楼。我赶紧跟着他。
“我没钱付我的一份……”刚上车，我使对他说。
“我硬要你来帮我，如果连午饭也没得吃，未免说不过去吧。”阿七除下眼镜，解开领带，笑道，“我们当员警的，有时要挨饿工作，为了追捕犯人可能连半滴水都没得下肚，但你是市民，没道理要你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没吃午饭，如果我一个人追查，我便会跳过不吃，这顿饭算是你带挈我的。”
我本来想说句谢谢，平时我一餐顶多花一元，今天简直是豪华大餐；但一想到明明是他办案，却拉我下水，我便觉得我应该吃得心安理得。反正我一介平民，抓到苏松他们，领功的只有阿七，这四块钱实在太便宜了。
“我开车到码头，你先吃吧。”阿七扭动车匙三次，车子引擎才传来运作的声音。
从德辅道中驶往统一码头不过是一个街口的距离，我只吃了两只虾饺，车子便到了。第一茶楼的点心意外地好吃，看来这个“第一”之名不是盖的。
车子来到码头外，通往汽车渡轮上车处的入口排了长长的车队。也许因为周末的关系，不少上半天班的人要回海港对面的家，所以如此挤迫。看样子，光是排队等候上船也要等三十至四十分钟，不过，阿七没有把车子开到伫列中，反而停在路边。
“你继续吃，我去码头问问职员，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如果犯人在码头放炸弹，这儿会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阿七说罢便往码头走过去。
我一边用牙签吃着美味的点心，一边打量著阿七的车子。车子内部颇为朴素，没有什么装饰，在我面前的挡风玻璃上贴著一张纸，上面有香港员警的徽章，我猜那可能是方便进出警署的通行证。我把目光移到仪表板，再往下看，看到收音机的按钮。我打开收音机，调节频道，喇叭传出英文歌。
就在我把一整盒点心吃光时，阿七回到车里，“似乎没有任何异样，职员也说中午后没有任何特别事情发生。”
我把一盒点心递给阿七，一边扭动收音机的旋钮降低音量，一边说：“即是说，他们应该开车上渡轮，到九龙去了？”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半，距离杜自强他们离开茶楼已有两个半钟头，搞不好已经如姓邹说过的情况，“完成任务”，解散了。
阿七捡起一个叉烧包，两下便把它全塞进嘴巴里，含糊地说：“很、很可能是。但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沿途收、收集情报，我将杜自强的照片给、给职员看，他们都说没见过他。”
“我其实有好好想过……”我打开另一盒点心，也抓起一个叉烧包，说：“我想，码头应该不是目标。”
“为什么？”
“你记得地图上的那个‘X’吗？”
“你说铜锣湾裁判司署那个？”
“那是其一，另一个在统一至佐敦道的直线上。”我边吃又烧包边说：“我想，那个”X“会不会代表了真正的炸弹？”
“真正的炸弹？你指连同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的那两个预告？”
“不，不，那两个我说过，可能是幌子。名单是用来误导员警的，地图上才是他们真正的计画内容。昨天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真炸弹，地图上便有一个‘X’，那么，海面上的那个，X”也应该是真炸弹。”
“所以你认为他们目标是要炸渡轮？”阿七问。
“总不会是把炸弹丢进海里，炸‘白炸’@吧。”我说了一个很无聊的双关语。
“但炸沉一艘渡轮有什么意义？”
我耸耸肩，摊摊手，表示不清楚。
“嗯，我们先排队上船，期间再慢慢想吧。”阿七边说边开车，驶往车队后方。
在轮候上船的三十分钟期间，我们不断讨论地图上每个符号的意思。我认为尖沙咀员警宿舍等四个地点上只有编号而没有时间便是作为陷阱的佐证，苏松他们是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浪费警力，以及掩饰真正的目标。
“所以，统一码头可以剔除。因为如果他们在统一码头放炸弹，在美利楼和中央裁判司署的警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赶到。”我提出这点时，阿七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我们之后便无法推论犯人的下一步。我只能猜测，他们口中的“执行细节”很可能在船上进行，实行某种诡计，姓邹的要杜自强他们做诱饵，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渡轮上的水手可能会留意到什么。可是刚才阿七已问过码头的职员，他们都说没有任何不寻常事件发生，我们的结论便是，要上船亲自问问水手。
大约四点，我们等了两班船后，终于能开车上渡轮，这艘拥有两层甲板的汽车渡轮叫“民定号”，我约略估计，大概每层可以容纳二、三十辆汽车。我虽然不时搭渡轮过海，但坐私家车上汽车渡轮还是头一遭。在船上，有些司机和乘客留在车厢中打瞌睡、读报、听电台或闲聊，但更多人离开车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
我跟随阿七向水手们问话。
“员警。”阿七出示证件。“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今天十二点四十分后，有没有见过这个青年？”
几名在甲板工作的水手聚集过来，仔细看杜自强的照片后，纷纷摇头。
“那有没有遇上什么奇怪的事情？”阿七再问。
“没有啦，长官。今天只是一样人多车多，没有什么特别事。”一名长胡子的水手说。
“我们这艘是没有事，但我刚才换班，听到民邦号那边好像发生了小纠纷。”旁边一名年约四十岁的水手说。
“小纠纷？”阿七问。
“好像说，一个半小时前从中环开往油麻地的航班上，有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而开骂，水手们都怕他们大打出手，可是闹了一阵子，他们却和好了。真是不能理解这些小伙子在想什么。”
“我有没有办法问问民邦号的船员详细情形？”阿七问。
“当然可以，不过我们刚离开中环，民邦号应该刚离开油麻地。你们在佐敦道下船后，要多等半个钟头才等到他们泊岸，到时你们便可以上船查问了。”
我们应该会在四点半下船，换言之，民邦号大约在五点正靠岸。
“我说，杜自强他们的目标，会不会是民邦号？”回到车上，我对阿七说。
？白炸：粤语，即水母。
“又回到炸沉渡轮的假设了？”阿七反问。
“炸沉渡轮的确没有意义，但别忘了渡轮是运载车子的啊。或者他们要对付的，是某个开车搭渡轮的人，他们想制造海难。”我皱起眉头，说：“这么说来，杜自强他们的对话便容易理解了。杜自强和苏松在船上假装发生纠纷，邹师傅趁船员们不注意时，在机房或渡轮上某特别脆弱的位置装设炸弹。杜自强说过目标不易对付，大概是指船上耳目众多，而邹师傅说目标比想像中脆弱，是因为船上各人都没料到会有炸弹。在闹市中想暗杀一个人，未必能成功之余，逃走亦很麻烦，但渡轮在三十分钟的航程内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水警轮和消防船要救援有点困难，而船上的救生用具也不见得齐全。最重要的是，犯人一早已逃走了。”
“糟糕了。”阿七立刻跑出车厢，我紧随其后，他跑到刚才问话的胡子水手跟前，说：“我要用无线电联络民邦号。”
“长官，这我可没权处理，你得亲自跟船长说。不过你要问民邦号的船员有没有见过你要抓的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