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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淑兰对这句话无法反应过来。“想儿子平安，便要准备赎款”是绑架案中的常见台词，夏淑兰在电影和小说中听过看过很多次。然而，当这句话出现在现实之中，她霎时间无法理解。
“你在说什么？”
“我说，夏雅樊在我手上。如果我收不到钱，我会杀死他。如果你报警，我也会杀死他。”一阵寒僳从心底涌出，夏淑兰成到头皮发麻，呼吸困难。她终于听懂对方的话。
“你、你说雅樊在你手上？”夏淑兰刚说完，便回头对着空荡荡的客厅，大喊“Liz！雅樊！”
“太太，你别白费气力，我想跟你丈夫谈谈，毕竟我想金钱方面还是他才能作主吧。请你尽快叫他回家，我会在下午两点半再打电话来，如果到时他不在，就别怪我对你儿子不客气。”
“你、你……你根本在胡说吧！我的儿子才不在你手上！”夏淑兰强忍住颤抖，对着电话骂道。
“太太，我劝你别惹怒我，因为我不高兴，吃苦的只会是你的宝贝儿子。”对方保持着平稳的声调，缓缓地说：“你当然可以不相信，不过，这样子你便没机会再跟儿子见面了……啊，我说错了，应该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便没机会再跟‘活着的’儿子见面。为了表达诚意，我有一份礼物送你，放在南氏大厦正门外的街灯灯柱下，你不妨先去领取，到时再决定是否联络丈夫吧。”
对方话音刚落，电话便被挂断。夏淑兰脑袋一片混乱，无法了解这是什么情形。她丢下电话筒，在住所里大叫着儿子的名字。她冲进儿子的房间，看到空无一人，再走进洗手间、杂物房、书房，客房、厨房、保姆Liz的房间，可是不见儿子的踪影。偌大的房子里，就只有她自己一人。
时钟的时针指著十二和一之间，分针指著五十分的位置。平日这个时间，儿子该坐在饭厅的长桌上，吃着Liz烹调的午餐。虽然儿子个性内向，就算对着父母也鲜少露出笑容，但他在餐桌上总会津津有味地大口吃着午饭。夏淑兰和丈夫在香港住了快三年，仍然吃不惯中菜，但儿子反而很快适应，更特别喜欢Liz弄的豆腐汤，夏淑兰望向冷清的餐桌，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不协调感。
是恶作剧吗？
在这一刻，她仍认为“绑架”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
她回到电话旁边，提起话筒，翻开一旁的电话簿，找寻一个她很少拨的号码。
“九龙塘英童学校附属小学校务处……”她默念著名字，再拨出那名字之后写着的一串数字。
“英童学校小学都校务处。”电话彼端传来一把女声，英语十分标准。
“你好，我是4A班夏雅樊的母亲。”夏淑兰没有拐弯抹角，直接问道：“请问夏雅樊是不是仍在学校？”
“夏太太您好，所有班级都已经下课了啊。因为考试周已完结，今天是课外活动日，同学们在十一点半已提前下课了。雅樊同学仍未回家吗？”
“是……是的。”夏淑兰犹豫着该如何应对。
“请您等等，我替您接一下4A班班导。”
在等候转接时，夏淑兰瞧着客厅时钟的秒针。秒针就像跑得比平时慢，十数秒钟的光景，却像几个钟头那么久。
“您好，是夏太太吗？我是沈老师。”
“请问雅樊已经离开了吗？”夏淑兰焦急地问。
“他在十一点半已离开了，我亲眼看着他离开校门的。他还没回家吗？”
“没有。”夏淑兰语气中带点苦涩，说：“你有没有看到他跟同学们一起？他会不会跟同学们一起去玩了？”
“我记得有几位同学找他说话，但他摇了摇头，那些同学便早一步离开，依我看，他是拒绝了同学们的邀约……”
“平日来接他的保姆也不在吗？”
“咦？啊，好像有看到，但又好像没看到……”沈老师顿了一顿，似乎在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况，只是下课时校门挤满人，自己的学生还能够记得，要记住其他面孔便有点困难。“雅樊同学未回家，会不会是保姆带他去了某处？”
“不，如果是的话，她会先告诉我，或是留下字条……”因为工作关系，夏淑兰跟保姆和儿子的作息时间经常不一样，有要事会利用字条留话。
“这样啊……如果您担心的话，打电话到警署备案会不会较好？”
夏淑兰想起那男人的话——“如果你报警，我也会杀死他”——连忙嚷道：“不、不！这……这太小题大作了，毕竟才一个钟头而已，我想他可能跟保姆去买东西之颓，麻烦你真不好意思。”
“啊，这也对。如果您有需要，请再打电话给我，我今天直到六点都在学校。您们家在……”电话传来翻页的声音：“……南氏大厦，跟学校很近嘛，万一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我能在十分钟之内赶到。”
夏淑兰猜想，对方正在翻阅学生通讯册。她为免对方再提报警，于是寒暄两句，答谢对方后便匆匆挂线。
放下话筒的一刻，夏淑兰感到旁徨。她一方面感到惭愧，因为工作关系跟孩子日渐疏离，连今天是课外活动日也不知道，另一方面对这个毫不现实的情境感到陌生，她六神无主，不知道这时做什么才正确。是要打电话给丈夫吗？还是再打一次电话到学校，请老师帮忙？
她想起早上回家时，在玄关遇上儿子的情形。雅樊似乎比平时高兴，他一向上学时都有点不情不愿的，有时更会闹别扭，但这天早上雅樊表现得很雀跃。顾名思义，课外活动日就是以活动为主的学校节日，学生不用在课室上课，改到操场或活动室参与不同的项目，例如运动竞技、电影欣赏、音乐表演之类。夏淑兰一直以为儿子对这些活动没大兴趣，但回想起雅樊早上的笑靥，她不禁觉得自己没有做好母亲的职责。
夏淑兰提起电话筒，打算打给丈夫之际。霍然想起那个男人挂线前的话。
——“我有一份礼物送你，放在南氏大厦正门外的街灯灯柱下，你不妨先去领取，到时再决定是否联络丈夫吧。”
虽然手指在电话转轮上已拨了两个数位，夏淑兰还是放下话筒，走出阳台。阳台正对着大厦正门，可以看到下方的露天停车场、园圃、围栏，以及围拦外的大街，如果灯柱下放著什么，在阳台也能看到。
从室内走出室外，阳光令夏淑兰睁不开眼，几秒后才适应那猛烈的光线。她撑著栏杆，探身往外，仔细察看街上的灯柱，当她的目光移到围栏正门外右边第二根灯柱时，她不由得深深抽了一口气。
灯柱下有一个咖啡色的瓦楞纸箱。
本来，夏淑兰还有一丝“这是恶作剧吧”的想法，但那纸箱把这想法从她脑海中驱除。南氏大厦位于九龙塘的高尚住宅区，街道一向整洁，既没有小贩，也没有工人。她住进南氏大厦这三年间，从来没看到附近街上有人遗下杂物。
夏淑兰赶紧穿上鞋子，连大门也没有上锁，直奔出去。她按动电梯按钮，电梯却迟迟没有反应，她便往楼梯跑过去。夏宅在南氏大厦七楼，夏淑兰一步跨几级，不到一分钟，她已来到街上。
她经过一楼玄关时，管理员正奇怪她为什么衣衫不整、发鬓凌乱、气喘如牛地跑出去。她站在灯柱前，看到那个瓦楞纸箱。那个箱子长、宽、高只有二、三十公分，大概可以放一个小号的皮球。纸箱没有用胶布对死，盖子只是交叉亘叠，夏淑兰仔细看了看箱子四边，四边都没有写上任何文字，只是一个光秃秃的纸箱。
她战战兢兢地用双手提起箱子，然而一提之下，却发觉箱子意外地轻，感觉上箱子里根本没有东西。因为这个重量，夏淑兰的戒心稍稍降低，她大著胆子以左手捧著箱子，再用右手掀开纸箱盖。
对一般人来说，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吓人，但夏淑兰看到，顿时陷入歇斯底里。箱子里有两件东西，最先抓住她的视线的，是一件衣服——那是一件满布污垢、还有零星血迹的淡绿色衬衫。
那是英童学校附属小学的校服。
而放在那件皱巴巴的校服之上，有一撮用绳子扎紧、五公分长的啡红色头发。
那发色跟夏淑兰头上的一模一样。
夏雅樊五官和个性都跟父亲相似，唯独发色还传自母亲，保留了塞尔特人血统的特徽。
2
夏嘉瀚丢下工作，驾车回家期间一直心绪不宁。
他很清楚妻子是个冷静的人——身为护士，面对濒危的病人也得冷静应付——所以当他从电话听到妻子号啕大哭，说孩子出了事，要他立即回家，他便知道情况一定很严重。
就是因为他知道情况严重，才不得不放下工作，向上司请半天休假。换作平时，他一定以工作为先，在电话打发妻子，下班后才回家处理。
夏嘉瀚是个拥有强烈责任感的人，而他的工作，正好需要这份责任感。
他在香港廉政公署任职调查主任。
夏嘉瀚是英国人，本名是Graham Hill，当他来香港工作时，一如其他洋人，给起了一个中文名字。他一直觉得这有点可笑，他明明是一个不懂中文的老外，却有一个中文名字，而香港的本地华人为了赶时髦，往往替自己改一个洋名。像儿子的保姆梁丽萍，英文名叫Liz。可是她却不知道这是Elizabeth的缩写，Liz刚到夏家工作时夏嘉瀚便常常叫她做Elizabeth，对方却一脸茫然，说明后双方才发现这个小误会。
而更可笑的是，因为中文姓氏中没有近似的音译，“夏”的粤语发音是“Ha”，跟“Hill”其实不大相像，有些同僚会称他做“Mr。Ha”。夏嘉瀚觉得，自己和妻子变成”Mr。＆Mrs。Ha ，l，每天却喊著华人保姆的洋名，香港真是片古怪的殖民地。殖民者渐渐跟本地人同化，被殖民者在生活和文化上却愈来愈像外来人。
他的妻子叫Stella。因为中文名字通常只有单音节或双音节，于是取了个不大相像的名字“淑兰”。儿子Alfred也一样，起了名字叫“雅樊”，而他自己的“嘉瀚”似乎是三者中跟原名发音最相似。替他们起名的人一再保证这些都是漂亮吉利的名字，夏嘉瀚倒没有在意，因为他不是个迷信的人，他一直相信，中国人那些“风水术数”，只是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玩意。
他深信人要得到幸福，便得靠自己的双手争取。
夏嘉瀚在一九三八年出生，儿时经历了二次大战，成长于英国最反复的年代。毕业后投考员警，在伦敦员警厅工作，在同事介绍下认识淑兰，二人结婚组织家庭，婚后第三年雅樊出世，就是很“正常”的一个英国公务员生涯。当时夏嘉瀚猜想，他大概会继续这种“正常”的人生，工作至退休，然后跟妻子在近郊找个平静的小镇安享晚年，节口时跟儿子和孙儿玩乐。可是他错了。
淑兰是位护士，婚后仍然工作——夏嘉瀚知道妻子是个很要强的女性——但在孩子出生后，淑兰还是辞职，专心在家照顾孩了。夏嘉瀚为厂让家人有更丰裕的生活，以及弥补妻子辞职后灭少的收入，他将多年累积的财产投资住房屋市场。由于他的信贷纪录良好，加上公务员的身分，从银行借贷买房子，再放租赚钱没有任何阻碍，而他自己也计算过，如果房价持续上升的话，他甚至可以提早退休，亦不用为儿子将来上火学的学费烦恼。
问题是英国经济突然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