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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乐华村两年后，周绮蓁再次怀孕，为区家多添一位成员。区辉二度当爸自然喜不自胜，而阿怡亦渐渐懂事，知道自己当了姊姊，要更努力替父母分担。由于岳父仙游前只留下一男一女两个名字，区辉不知道如何替二女儿取名，于是他向邻居一位退休老师请教。
“叫‘雅雯’如何？”老先生跟区辉在奂华楼前方空地的一张长椅上聊着，“令嫒叫‘雅怡’，我们沿用‘雅’这个字，而‘雯’就是有花纹的云彩。”
区辉循老先生指示，抬头一看，夕阳斜照下的彩霞映入眼帘。
“区雅雯……真是动听的名字啊。还好有黄老师你在，我这个老粗抓破脑袋也想不出这么漂亮的名字啦。”
因为区家变成四人家庭，奂华楼的单位就显得略微狭窄。奂华楼的单位是为了二至三人家庭设计，室内没有房间间隔，如今人数增加，区辉可以申请换屋，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不过，房屋署回复说房屋供应紧张，无法在乐华村甚至原区找到适合四人居住的单位，如果要搬的话，只能选择大埔或元朗。区辉跟妻子商量，周绮蓁笑着说：“我们在这儿住惯了，搬到老远的话，你上班麻烦，雅怡又要转校，划不来。我们这儿再挤也不及我们当年在木屋区那么挤吧？”
周绮蓁就是如此一位乐天知命的妇女。对妻子的说法，区辉搔搔头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虽然他心想孩子上中学后，还是得让她们有自己的房间，他听闻这有助小孩独立成长。
然而区辉没料到，他根本没机会看到两个孩子上中学。
二〇〇四年，区辉遇上严重工业意外身亡，终年四十岁。
经过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疫症爆发，香港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不少企业老板为了省减营运成本，将业务外判，或以合约形式招聘员工，逃避资方应负的贵任。大企业以低价聘用小公司负责某些工作流程，而小公司亦可能从中取利，将作业再分拆外判给更小型的公司，由于这种层压式的雇佣关系，劳工的薪水被大幅削减，可是由于不景气，工人们害怕饭碗不保，只能默默承受剥削。区辉辗转在这些小型外判公司工作，跟其他工人抢夺有限的职位空缺，可幸他在货仓就职多年，考取了俗称“铲车”的叉式起重车的驾驶执照，这正是他的求职利器。除了物流业要聘用懂驾驶和操作铲车的司机，货柜码头亦有同样的需求，不过铲车司机的工作不是搬运货物，而是“拉缆”。在大型货柜码头，泊岸货轮的缆绳既粗且重，无法用人手牵拉固定在系缆墩上，必须使用铲车代劳。为了增加收入，区辉身兼两职，不但在九龙湾的货仓负责搬运货物，更在葵涌货柜码头当“拉缆员”。他想趁自己还有气力时多赚点钱，毕竟年纪愈大身体便愈不中用，他日即使想多兼几份差事也力有不逮。
二〇〇四年七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黄昏，葵涌四号货柜码头的主管发现有一辆铲车不见了。他向工人们查问后，发觉失踪的不止铲车，还有一名拉缆员。在一众工人和警卫搜索下，
1位六十岁的吊机操作员说看到区辉驾着铲车经过Q31区后没回来，于是主管带人到该区寻找。他们在岸边一个系缆墩上发现异样——m缆墩左方有明显的刮痕，旁边地上有黄色的塑胶碎片。工人们一看便认得，那些碎片来自码头的铲车。
主管慌忙报警，在消防队潜水员花了半个小时搜索后，证实了工人们不安的猜想。区辉出了意外，连人带车掉进海里，身体卡在车架与起重叉之间，而车子半埋在十二公尺深的海床上。当码头工人使用吊机将沾满淤泥的铲车吊上水面时，区辉已回天乏术。
阿怡失去父亲时只有十二岁，而小雯更只有四岁。
深爱的丈夫猝逝，周绮蓁肝肠寸断，但她没有让自己陷入哀伤之中，因为她知道两个女儿以后只能依靠这位母亲。
按道理，区辉因公殉职，遗属应该可以依劳工法例获得六十个月薪金的赔偿，这样周绮蓁一家三口还可以利用这笔保险金撑几年。可是区家的噩运再度降临，仿佛区辉离世只是一连串不幸的开始。
“嫂子，我不是不想帮忙，但公司只能付这个数目。”
“牛哥，阿辉替你们宇海拼了命工作，每天天未亮便出门，晚上回来时孩子都睡了，两个女儿也没机会跟他多见几面，如今他出了事，我们孤儿寡妇无依无靠，公司却只能拿出这丁点钱？”
“唉，嫂子，公司环境也不好，搞不好明年便要结业，到时连这笔钱也付不出来啊。”
“为什么要宇海老板出这笔钱？阿辉不是有什么劳工保险的吗？钱该由保险公司付啊？”
“阿辉的保险……似乎过不了公证行一关。”
牛哥是区辉在公司的前辈，跟周绮蓁见过几次面，所以宇海起卸运输姓邓的老板吩咐他当中间人，跟周绮蓁“洽谈1__。根据他的说法，公司虽然有替区辉购买劳工保险，但保险公司委托公证行调查意外后，认为保险并不适用。最主要的原因是，区辉在发生意外时已过了他的轮班时间，亦无法证明他当时驾驶铲车是执行职务；此外，坠海的铲车经过检验证实没有任何故障，所以不能排除区辉在驾驶时因为“个人健康问题”失去知觉、导致意外的可能。
“他们的说法是，搞不好阿辉下班后贪方便，开铲车代步，经过Q31区时隐疾发作，令铲车掉进海里……我甚至听到有人说要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不过老板说，做人不能落井下石，阿辉在公司没功劳也有苦劳，即使保险公司不赔也得做点什么。这笔‘恩恤金’是公司的心意，价码是小了点，希望嫂子勉为其难收下它吧。”
牛哥将支票递给周绮蓁时，周绮蓁的手一直在发抖。那句“追究损毁铲车的责任”令她气忿得快要哭出来，可是她知道牛哥为人耿直，只是转述所闻，把脾气发泄在对方身上并无好处。那份“恩恤金”只等同区辉三个月薪水，对区家面临的财务困境，不过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帮助。
周绮蓁隐约觉得，牛哥接了一桩苦差，老板似乎隐瞒了什么，可是她没想到如何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权利，最后只好接过支票，向牛哥道谢。
周绮蓁的直觉是对的。
区辉工作的外判公司的财务，不至于像牛哥口中那么糟糕，虽然那也不是谎话，因为这些小公司只要遇上一、两笔坏帐，就能动摇根基，在毫无先兆下倒闭并不稀奇。为了保障工人权益，以及防止因为大额意外赔偿拖垮公司，法例规定所有公司必须为员工购买保险，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关的风险，即使有员工受伤或殉职，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财务状况。
然而，周绮蓁不晓得的是，尽管区辉的老板不用付钱，他也不希望保险公司赔偿巨款。
因为这样会影响公司的“信用额”。
只要赔偿个案成立，即便付款的是保险公司，也会令投保的企业信用额受损，往后保险公司便会要求该企业付更高的保险费。周绮蓁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资方会替员工向保险公司争取最大补偿。殊不知对方是一丘之貉。
香港的荣景，就是建立在被牺牲的草根阶层之上。大企业剥削小企业，小企业剥削工人，在老板们眼中。商业利益比个别工人的家庭前途更重要，哪怕那丁点利润不过占这些老板们财产的万分之一。
周绮蓁为了照顾家庭，生孩子后已没有全职工作，只偶然在相熟的洗衣店打打零工，赚点外快。既失去家中的经济支柱，又没有足够的赔偿金应付生活开支，周绮蓁只好母兼父职，重操故业，回到茶楼当侍应生。可是十年过去，物价飞腾，工资却跟十年前没分别。眼见月薪不够自己和女儿猢口，她只好另找兼职，一星期里有三天到便利店值通宵班，早上六点下班后，睡不够五个钟头又要到茶楼工作。
不少邻居劝周绮蓁辞职，申领综援，可是周绮蓁一口拒绝。香港社会福利署有一项“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让有经济困难的家庭申领救济金，并且会依家庭状况提供补助金及特别津贴。
“我知道我现在的收入只比综援金额多一点，假如我辞职拿综援，便可以全心投入照顾雅怡和雅雯。可是，你教我以后如何教导她们要当个有承担、有责任感的人？”
周绮薬回答邻居时都不动气，笑咪咪地反驳对方的建议会为小孩立坏榜样。
而这些言行被阿怡一一看在眼底下。
面对父亲离去，刚升上中学的阿恰受到很大的打击。区辉曾答应过女儿，说趁着阿恰小学毕业后的暑假一家到澳门玩三天，没料到来不及兑现承诺便撒手人寰。阿怡本来就是个内向的孩子，经历了生离死别变得更沉默寡言。不过她并非悲观消极，母亲树立的榜样令她了解到即使现实再残酷也得正直坚强地活下去。因为周绮薬每天忙于工作，家事就由阿怡一手包办，诸如打扫清洁、买菜煮饭，以至照顾四岁的妹妹起居饮食。才不过十二'三岁，阿怡已懂得照顾家庭。甚至晓得如何省钱，以有限的家用维持生活所需。阿恰每天下课后不得不拒绝同学的邀请，缺席课外活动，久而久之，她跟同学们的关系愈趋疏离，甚至被视作孤僻的怪人，但她毫不在意——她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知道自己的责任。
跟阿恰相比，小雯的成长却似乎没有受父亲早逝影响。
在母亲和姊姊的庇荫下，小雯就像一般孩子一样无忧地长大。有时阿怡觉得自己好像太宠妹妹，但只要看到小雯天真的笑脸，她又觉得姊姊宠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小雯偶尔顽皮耍性子，惹得阿恰板起脸孔责骂她，但每当阿怡急得哭出来——毕竟她只是个中学生——小雯便会反过来哄姊姊，噘着嘴摸着阿怡的脸庞亲昵地说“姊姊别哭”。有时周绮蓁深夜下班回家，会看到两个女儿吵嘴后和好抱着一起睡的样子。
对阿恰来说，五年的中学生涯过得很不容易，但她还是熬过了，班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她的会考分数足够她升读预科I；班导甚至认为她往后能进一流的大学，但无论老师们如何劝说，她都不为所动，决定中五毕业后便出社会工作。在父亲去世那一年，阿怡已做了这个决定，无论成绩如何，她也会放弃_大学的机会，为的是分担母亲一个人赚钱賛家的责任。
“妈，我出来工作，多一份收入，你便可以轻松点了。”
“怡，你难得有机会升预科，就不要放弃。钱你不用担心，我顶多多接一份兼职……”
h二〇一二年以前？香港沿用英式的五年中学、两年预科、三年大学的教育制度，之后才改成今天的“三三四”？
“妈！别说了，你再这样操劳，迟早熬出病来。过去两年为了我的学费你已经很辛苦，我可不能让你再为我未来的学费费心啊。”
“也不过多两年罢了，我听说大学有什么资助计划，到时学费就不成问题吧？”
“不，大学虽然有学费借贷，但毕业出来工作，那笔钱还得要还的。今天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不高，更别说我念文科，可以选择的职业就更少，到时找到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每月要还钱，余下能给你的家用就更少了。而且我升学的话，未来五年家里还是只有你一份收入，五年后大学毕业，扣掉还款后我能给你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