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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超犯罪的主观恶意性的辩论，看是故意杀人呢，还是过失杀人。
这时，张超咳嗽了一声，拿起一副前几天才向看守所申请佩戴的眼镜，不慌不忙地戴上，随后拉了一下黄马甲，使得囚服更挺一些，整个人更精神了些。
他微微闭上眼，过了几秒钟，重新睁开，挺直了脊背，缓缓开口道：“对于公诉人的犯罪指控，我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意见。”
大家感到一丝好奇，他的两位大牌律师互相对视一眼，但都以为是他想自己反驳检察官对杀人主观恶意性方面的指控，只不过他这开场措辞听着有点怪怪的。
“请被告陈述。”法官说道。
张超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丝旁人觉察不到的笑意。他摸了摸额头，然后不急不慢地抬起头，朝后面诸多旁听人员扫了一遍，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很害怕，但更多的是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他脸上挂满了无辜，仿佛比窦娥还冤，但接下来整个法庭都被一片惊讶和唏嘘所笼盖，法官锤子都快敲断了。
“什么……你没有杀人？”检察官有些反应不过来。检察官应付过很多故意杀人案的公诉，被告往往也只能从故意还是过失的角度进行申辩，从没遇到被告对前面的证据都没异议，突然最后冒出来全盘否认杀人的情况。
老教授连忙小声提醒：“你干什么！证据确凿，你现在翻供来不及了，只会加重刑罚！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好对策，你只能从犯罪主观上辩，我和李律会帮你！”
张超低声向导师道歉：“对不起，有些真实情况我只能现在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他不管两位大牌律师，目光朝着旁听席上的众多记者和政法从业人员笔直投射过去，深吸一口气，突然将音量提高了一倍，镇定自若地说道：“我说，我没有杀人！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我在3月1日晚上8点到12点间杀害了江阳，但实际情况是，3月1日中午我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第二天也就是3月2日上午坐飞机回杭市，在江阳被害的时间里，我没有任何作案时间。关于我在北京的情况，有两地的机票、监控、登机记录、旅店住宿可以查，并且，我在北京的这一天，分别去会见了我律所的两位客户，一位一起吃了晚饭，一位跟我在咖啡馆聊到很晚。在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能证明我在北京，无法证明的独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我不可能从北京回到杭市，杀了人后再次回到北京。江阳是被人勒死在杭市，当天我全天在北京，怎么可能是我杀人？我之所以在公安局写下认罪书，是因为我在里面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压力。但是，我没有杀人，我是清白的，我相信法律！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我要求出示相关证据！”
他环顾一圈沉默的四周，挺起胸口，目光毫不躲闪地迎向了所有人。
当天晚上，最具轰动性的新闻引爆网络。凶手试图抛尸在地铁站被当场抓获，现场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证人，事后凶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上了电视认罪。结果到了庭审这一天，他却突然翻供，一席话推翻了检察官的所有证据链，法院当庭以事实不清为由，暂停审理。
原本清晰明了的案件顷刻间变得扑朔迷离。
事后，他的两位大牌辩护律师告诉记者，事发突然，张超在此前的会面中从未向他们透露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张超在江阳被害当天人在北京的证据是充分的，至于张超在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受到某种压力，他们不方便做过多猜测和解读。
当天媒体的新闻稿中，引述了张超自称受到某种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才写了认罪书的说法，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犯罪时间，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张超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就在几个月前，浙江省高院平反了轰动全国的萧山张氏叔侄杀人冤案，当年办案的“女神探”聂海芬走下神坛，被控通过对嫌疑人刑讯逼供来录根本不存在的犯罪口供。有此前科，下城区公安分局更是对张超的案子百口莫辩。
法律学者、人大代表看到相关报道后，纷纷建言对案件和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严肃调查。
与此同时，省市两级检察院领导大怒，认为公安在这起案件办案的过程存在严重猫腻，极大抹黑了本省司法机关的形象，监察部门则要求隔离约谈办案警察。
下城区公安分局顿时深感压力重大，正副局长一齐赶到市政府汇报情况，尽管他们反复表明此案中他们从未对张超进行刑讯逼供，张超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证据链也非常扎实，但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依旧半信半疑。
一位领导问他们，张超那天坐飞机去了北京，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没查他的机票、酒店记录？副局长直想骂对方白痴，如果张超不承认自己杀人，警方自然要他出示不在场证明；现在他自己承认杀人，难道警方还要证明他犯罪时，人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才能定罪？何况当时审讯时，张超交代了案发当晚他去找了江阳，警方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看到他的座驾于晚上七点多驶入小区，谁想到张超现在翻供后说这车借给江阳在开，座驾里的人应该是江阳，不是他！
另一位管司法的副市长当面抛给他们一句话：“如果你们证据链扎实，那张超现在怎么可能翻供？”一句话更是问得他们哑口无言。
最后，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决定成立高规格的三方联合专案调查组，由杭市刑侦支队支队长赵铁民担任组长，各单位分别抽调骨干人员，约谈相关办案民警，详细地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第四章
“你当时用绳子勒死死者时，是从正面还是背面？”
“我……我想想，当时场面很混乱，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好像是从他身后。”
两位审讯队员目光交流了一下，一人道：“你再想想清楚。”
“那……那就是从正面。”张超很慌张，整个人处于恐惧之中。
“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
一名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官员暂停了投影上的视频，看了眼对面坐着的一干警察，随后面向所有人：“审讯监控很明显证明了，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存在诱供。”
那些警察各个脸上透着忐忑不安，面对人数比他们还多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不知所措。
赵铁民咳嗽一声，道：“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大队长停顿几秒，鼓起勇气回答：“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算诱供，这是正常的审讯。”
“不算？”检察官鼻子哼了一声，看着手中材料，“你们审讯张超时，问他从正面还是从身后勒死嫌疑人，他说记不清，猜了个身后，你们让他再想想清楚，不就是暗示他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还有作案工具、犯罪时间等等细节，他交代时明明说记不清楚，为什么最后他的认罪书上写得这么清楚明白？还不是你们查了现场后，要他按照现场情况写下来的？”
大队长对这个质疑无言以对，张超被抓后，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但一些细节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杀人后，在紧张恐慌的情况下，自然会对一些细节感到模糊，何况他后来又喝了酒。警方调查了现场后，张超也对调查结果没有表示异议，最后也是在完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写下认罪书。
当时录口供时，张超态度很好，供述细节上他自己记不清时，警方自然会根据现场情况对他进行提醒，所有审讯都是这么做的。谁曾想到他在杀人这件事上供认不讳，却在细节交代中耍花腔，故意说记不清了让警方提示他，等到庭审翻案后，检察院调取相关的审讯录像时，这审讯过程就成了警方无法辩驳的“诱供”。
他觉得张超从被捕那一刻，就给警方下了一个套。
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