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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并及时坦然自首，听候惩处，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一女子发于孝思，奋力不顾，其志可哀，其情有可原，现据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请特赦，所有该施剑翘原判徒刑，拟请依法免其执行等语。兹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宣告将原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之施剑翘特予赦免，以示矜恤，此令。”
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第二章 巾帼英豪施剑翘（7）
中国近代法律专家、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教授对于施剑翘一案同样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施剑翘一案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当时社会上对于施剑翘的行为非常同情，这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为父（上一辈人）报仇的故事，认为能够牢记父仇是个孝子孝女的表现。中国古代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案例。施剑翘一个女流能够为父报仇，是侠女、孝女的做法，许多人呼吁法庭轻判施剑翘。而且，孙传芳作为一个军阀，在老百姓心中印象很坏。当时天津社会上，还传说他和日本特务暗中勾结，认为他可能要当汉奸。所以，从社会舆论的角度，很少有人站在孙传芳一边。所以，后来的审判已不单单是简单的杀人案件。这也是施剑翘为什么没有判死刑的主要原因。但这种方法终究与现代文明秩序有一定的冲突，因此也将受到一定的惩处。但是，由于当时的媒体大篇幅报道此事，使得社会各界关注越来越多，特别是同情施剑翘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法庭最后用了最轻的量刑标准。这也是法庭（法律）向舆论妥协的结果。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出狱之后的施剑翘
施剑翘一生坎坷，曾数次想皈依佛门。1936年，时年41岁的女侠施剑翘来到苏州灵岩山上的灵岩寺。这天是其父施从滨遇难22周年忌日，她上灵岩寺做佛事。恰巧，正赶上灵岩寺印光大师舍利入塔典礼，来了各地庙宇的大德法师与年高德重的居士。在与这些大师、居士的接触谈心时，施剑翘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进一步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尤其是当她目睹灵岩寺方丈妙真和尚造林、兴学等德行和功绩后，更是深为感动，使她“一向内心的速闷和彷徨，顿觉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她当即请求高鸭年老居士代其向妙真方大请求皈依。3天后，即9月20日午后3时正，施剑翘应约准时来到灵岩寺，跪在佛前献身于佛，“好像小孩子在门外受了惊恐，奔投于慈母之怀，有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
其实，早在22年前，施父从滨惨遭军阀孙传芳杀害后，她就曾以吃素念经来减少她内心的痛苦。10年后，她手刀父仇、枪杀孙传芳后，再次萌动学佛之念。在她40岁生日那天，她回忆过去，若有所悟，写下了“四十年来一梦长，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心印菩提万丈光。”与“礼佛一心静，栽花一指香”、“痴来只道情无限，觉后方知色是空”等诗句。
施剑翘在皈依以后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尤其是能平心静气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她觉得只受三皈还不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于是10月14日又在苏州报国寺请求师傅为她传受五戒（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施女侠认为：佛法就是善法，是改恶向善离苦得乐的方法，是一切人所应奉行的。然而，她认为佛弟予不应该关着门只求自利，应该把佛法宣扬到社会各阶层去，多做有利于群众的事业。
后来，施剑翘辗转各地，往来佛堂，宣号佛意。1937年，担任了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先后去汉口等地慰劳抗日将士，捐赠物资给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并在合川县募捐了3架飞机的资金。宋美龄想拉拢她，她断然拒绝，写诗明志道：“寄语渔人休布网，大鱼不在此中留”。在周恩来、邓颖超的指导下，逐步走向革命，1945年她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出川到苏州办从云小学，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1946年，受周恩来的委托，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金送到驾机起义的刘本善家属手中。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苏州市人民代表和市妇联副主席，后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去北京，担任全国妇联领导职务和北京市政协委员。1978年8月27日，施剑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参考文献：
《民国十五疑案》作者：张宏张晨怡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作者：何易潘荣
《施剑翘十载除奸》，作者：张鸿基
《女杰施剑翘》作者：施羽尧沈渝丽
第三章 革命志士吴越喋血京城（1）
·孙中山先生为吴越陵园题名，并亲撰祭文
·“庚子”之后，全国学风日盛，办学救国
·从维新到革命的思想转变
·深受革命志士赵声的影响
·建立北方暗杀组织
·舍生取义，喋血车站
在安徽省安庆市，很多街名都是辛亥革命以后取名的，吴越街便是为纪念革命烈士吴越而命名。在安庆市西门外平头山畔，还矗立着一座烈士陵园。这里安放着9位辛亥烈士的遗骸。孙中山先生亲题“皖江烈士墓”，并亲撰祭文。文中有“爰有吴君，奋力一掷”句，就是颂扬著名烈士吴越为揭穿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在北京车站谋炸清廷五大臣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壮举。
办学图强
吴越，字孟侠，一作孟霞，安徽桐城县高甸人，出生于1878年，其父是一位塾师，家境清贫。吴越8岁丧母后，随父就读。他在少年时期就表现了见义勇为的品质。吴越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所以进步很快。时值戊戌变法前后，学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和光绪帝颁发的一些变法谕旨。虽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镇压下去，但在一段时间内，吴越把康梁主张看成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吴越年岁稍长后，曾一度在清苑县支应局担任司事。不久由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吴汝纶是清末的一个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作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他是吴越的堂兄，对吴越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教育思想，深为吴越所推崇。吴汝纶曾经对吴越说：我们国家所以如此落后、贫穷，不如西方国家，主要是没有新式教育，培养不出适合时代需要的人才。他告诉吴越：创办新式教育，是救国强民之道。
吴越在高等学堂读书时非常刻苦、认真，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堂曾叫他充任学长（相当于现在的班长），并发给“品端学粹”的牌示，以资鼓励。他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按照吴汝纶的教诲，用很大的气力来创办两江公学。当时，两江（指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那时安徽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后安徽虽独立建省，但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总督仍称两江总督）在保定的子弟不少，人们酝酿成立一所两江公学。吴越同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的几个同学积极参与学校的筹备工作，并不遗余力地为之奔波劳碌。
办学的校舍定在两江会馆。但会馆为当地驻军所盘踞，而且态度蛮横。吴越找到直隶布政司杨士骧（安徽泗县人），经吴越恳切陈词，杨始出面交涉，又花了不少钱，才设法把驻军从两江会馆迁出。校舍落实后，吴越起早摸黑地筹募基金，修葺房屋，添置教具、图书、桌椅。一次，几个同学来访，吴越正在粉刷房屋，满头、满身都是石灰，大家笑着说吴越成了个“粉人”了。经过紧张的筹建，两江公学开学了，百余名学生得到了就读的机会。
两江公学开学后，吴越和几位同学分别担任了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学任务。吴越搬进公学，朝夕与学生相处，以全副精力管理好学校。他还同一位叫金慰农的同学共同主办了《直隶白话报》，用以传播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在两江公学的影响下，保定私立学校发展很快。当时人们评论说：庚子（1900年）以后全国学风日盛，保定一直走在前面，保定办学又自两江公学为发端。
从维新到革命
早期的吴越一直身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不放过任何学习康有为思想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办的一些杂志，深信康有为提出的：“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及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
进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以后，他阅读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许多著述和论文，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后来在《暗杀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看到立宪派主办的《清议报》后，受到立宪派的影响，盼望早日实现立宪。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