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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2）
史量才在兴办教育期间，结识了不少江浙沪的爱国士绅和政界朋友。由此，他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1905年，上海政界组织宪政研究会，他是早期会员之一。
1907年，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他参加了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他积极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的行动，多方筹款筑路，并亲临现场规划。
史量才与张謇（季直）等立宪派人士结识，是由旧友黄炎培介绍的。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任常务调查干事。史量才与陈其美（英士）、章梓等同盟会员的接触，也在这一时期教书的余暇里。
上海的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有一座名为“息楼”的三层楼房，是80余年前《时报》主笔与教育界名流（多为中学校长）聚会的场所。由于同乡陈景韩的介绍，史量才得以兼任《时报》主笔，并成了息楼的座上客。这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编务、教学之余，在这里议论国事，痛斥朝政，有时商讨教育救国问题，争论十分热烈。
在上海的南阳路184号，那时还有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这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建造的。它大厅中挂着张之洞所题的“惜阴堂”横匾，因此人们就把这座建筑称为“惜阴堂”。在革命风云笼罩下，清王朝摇摇欲坠。“惜阴堂”却门庭若市，以君主立宪振首领张謇为核心的江浙两省知名人士频繁地在这里聚会。他们为清廷出谋划策，主张君主立宪，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反对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史量才于“惜阴堂”后期也来办点事，主要是记录讲话，整理文稿，同时并与陈其美等同盟会人联络。当时的史量才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不愿参加同盟会；但对立宪派的那一套，他也不赞成，认为必须推翻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所以也一直未加入立宪派。
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陈其美等人，拟借蚕桑女子学堂为据点攻打江南制造局。史量才慨然允诺。后因情况变化，预定计划未能实现，但也足以说明史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
1911年11月，江、浙、沪等十几个省市先后光复独立；张謇趁机建议江、浙、沪三地都督发起召开各省联合会议，共商国是，组织中央政府。史量才曾奉命为之奔走，在沪杭、沪苏之间多次进行联络。
上海光复后，史量才又受陈其美的委派，一度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为了替陈其美筹备款项，史量才风尘仆仆，往来于沪松之间。他办事精干，思想敏捷，深得陈的信任。但几年来的政治生活，使他对宦海望而却步。他的妻子又力劝他退出政界。好友黄炎培也要他离开上海，暂去苏州，相机行事。史量才此时已稍有积蓄，几经考虑，就以妻子病重，蚕桑学堂须全力维持为由，向陈其美提出辞职。此后，史量才转为较多地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接触。这一历史渊源，导致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走上了兴办新闻事业的道路。
二
1912年9月23日，发生了一件在《申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张謇、应德闳、赵凤昌、史量才、陈景韩等五人，以12万元的代价，向席子眉、席子佩兄弟购进《申报》，这天买卖双方的“合约”正式签字。10月20日，正式办了移交。史量才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任总主笔。从此，《申报》这家由英商美查创刊于1872年的近代报纸，才真正摆脱了外国人的掌握，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张报纸，基本上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张謇、应德宏、赵凤昌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因为史量才兼任过《时报》主笔，在“惜阴堂”活动中为张謇等所赏识，所以得以加入；陈景韩任总主笔，亦以文笔犀利闻名。接办《申报》，实际上是张、应、赵三人出资，史、陈二人出力。
当然，史量才就任《申报》总经理，从他本人来说，也是避离官场、继续实现其“开启民智”意愿的一种选择。正如黄炎培后来在《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中所说；“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3）
1915年冬，正当史量才苦心经营《申报》的时候，《申报》的前股东、当时仍留任为《申报》经理的席子佩，突然向公共租界会审公署控告史量才等不能如约按期还款。租界当局袒护席子佩，《申报》的竞争对手、《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又从中插手，史量才等败诉，《申报》被迫分期赔偿24。5万两银子。这时，张謇、应德闳、赵凤昌也无意办报，要求退出股份。面临着这双重的困难，史量才还是咬紧牙关，四出筹划，冀图使接办不久的《申报》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他争取到旧友，上海纱厂的巨子徐静仁的支持，由徐出面担保赔偿席子佩的巨款，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此后，《申报》也就为史量才个人所有。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史量才经营《申报》费尽心血。一方面，他使《申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不卷入党派之争。他曾自述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它尽力与对手《新闻报》竞争，革新报纸广告；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使每小时能印三大张的报纸9．6万份；1918年10月，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又新建了报社大楼。为在发行量上赶上《新闻报》，又用附送画报的办法积极发展订户，并探求快速投递的方法。在史量才及张竹平、王钦尧、许灿庭等经营人才的努力下，《申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1912年接办时的7000份，发展为1926年的14．1万余份，成为当时有数的大报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民族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史量才也因此成了中国的“报业巨子”。
史量才为实现“以企业造产为富国福民之本”的宏愿，1921年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后来他还协助友人扩大五洲药房和复兴中华书局。这样，史量才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金融、实业界。
1927年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新闻报》股权风波。1929年1月，史量才由董显光出面，在北京与《新闻报》外商股东、美国敦士福开森秘密谈判让渡股权事宜。谈判商定，由史出资80万元收买福开森在《新闻报》的全部股权。消息传出后，《新闻报》华籍股东、经理汪伯奇愤愤不平，报馆同人在报上展开了一场“收回股权”的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有利于实行新闻控制，也乘机进行干预，宣称对此“将予以相当处置”。处事一向谨慎的史量才，不得不做一些退让，与《新闻报》同人会晤时，史量才说：“《新闻报》外商股票转让于华商，成为纯粹华商的产业，当为诸君子所赞成。新股东以我和我的学生钱新之、吴蕴斋为主，并有中南银行，金城银行主持人参加。我保证新股东方面决无北洋军阀在内，外间传说，纯属谣传，今后事实可以证明。本人也决无吞并《新闻报》意图，想成为报业托拉斯。此后，《新闻报》还是一张独立自主的报纸。内部一切事务仍请汪氏昆仲照旧主持。我对于各部分亦不无端干涉。”
双方谈判结果，定下几条协议，其中包括史量才退出300股，使所掌握的股份不超过总股量的50％。《新闻报》同人，对此感到满意。《新闻报》股权风波就此结束。史量才原计划任董显光为《新闻报》总经理，戈公振为总主笔，这时只能放弃。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4）
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了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账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他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从事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常常直至深夜。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从而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他还将购纸款7万美元全部捐献；《申报》也连续发表社论，充分发挥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史量才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