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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6）
有一次，审讯人员一时疏忽，在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周养浩处理意见的草稿，被周看到了。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还有沈醉揭发的置他于死地的材料。于是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他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子。只见周养浩突然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宋希濂当时也只有42岁，身强力壮，周养浩比宋大1岁，可能是宋希濂的个子比周养浩矮的缘故吧，伸手就顶住了周的手臂，凳子就应声落地了。
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其实，沈醉已明白了八成，徐远举可能比沈醉还明白，起码有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后，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出去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徐远举和沈醉都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与案情有关，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代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哼！”周养浩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周养浩对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而沈醉对他此后也是有意回避。
1956年周养浩被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但表现却一直不怎么好。他工于心计，加上是搞法律出身，就拼命为自己辩护，每次提审让交代问题，都变成自己无罪辩护的舞台。他总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讲自己是无罪的，因其口才很好，又摆出律师的劲头，有时候提审人员还真说不过他。政府自然不允许他狡辩，认为他是反动立场顽固。
这样周养浩自己也觉得很沮丧，整天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吟诵古诗词。不过他吟诗有时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唱《金陵怀古》时，被批评为“怀念蒋介石”，他唱《苏武牧羊》，又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到最后他也就破罐破摔，我行我素，任凭别人怎么说，一切如旧，也不求特赦了。具体表现在不但改造表现较差，连监规也不遵守，也不好好劳动，经常装病。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办理。”特赦时，监狱方面给他的评语是“虽然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不建议特赦”。后来毛泽东亲自说所有战犯一律释放，才赶上这个末班车放了出来。
由于当时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并发路费，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湾，要求到台湾和家人团聚，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140天没有获得台北方面的允许。
周总共有6男6女12个孩子，但他多方联系，只有在美国的最小的女儿回信说同意让他去住。他不明白其他子女是不愿意养他还是怕连累，搞的很灰心，但又不愿意回大陆，只好先去美国，去以前，还特意找到了香港中旅，问如果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中旅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给安排工作。
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到达美国后，才发现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小女儿家等他，原来是其他子女的工作多数在台政府任职，为了避免麻烦，只好让和台湾没什么关系的小女儿出面。
周养浩定居美国后只想安度晚年，对两岸任何事情一概不谈，也谢绝记者访问。直到另一个跑到美国的特赦战犯段克文在美国出书，污蔑中共的战犯政策。台湾记者认为周养浩应该也是反中共的，特意拉美国记者去采访周，没想到采访时周却说“他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还说段克文出的书是“胡说八道”，段这个人“不是东西”，还大爆段克文原本只是文强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文强离开军统时，偷盖了文强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还不是实授。搞的台湾记者们尴尬不已。从此不敢再登门。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家中去世，享年84岁。去世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送了花圈。
参考文章：
《周养浩惨杀杨虎城》，作者：沈醉
《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作者：陶朱问，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1）
·1949年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子弹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来，才能‘解决’陈毅！”
·三批刺客接踵而至，陈毅却执意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我公安机关张开罗网，静候猎物
·与猎物不期而遇，眼看入网的“鱼儿”又游走了
·国民党金牌杀手最终落网
·最后的神秘女特务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兼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5月27日下午2时，6辆黑色的小轿车在上海市政府大楼前嘎然而止，陈毅一行风尘仆仆走入正门，正在这里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肃立，行注目礼，目送新任市长一行进入大楼。
沿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拾阶而上，陈毅径直来到二楼145号房间——“市长办公室”。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已在这里等候接管。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激动人心的讲演，一切都是那样普通平常。这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共同作风——朴实无华，埋头苦干。
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已是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机器工业80％停工，面粉业由于运输不畅，产量只及战前的1/10，占上海工业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没有原料和销路，全部瘫痪。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
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的3万多人，加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看到信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的字样，沉甸甸的，拆开一抖，“档哪”一声，一颗亮晶晶的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桌旁的纸篓。
站在一旁的秘书又将信封和子弹捡了起来。这段时间，公安保卫部门已经三番五次就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害我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作过报告。对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陈毅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执掌“党国”大权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派遣特务潜入上海，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秩序动荡。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排在第一位。
这个阴谋也为我公安部门掌握的可靠情报所证实。
一
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实施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这批特务立足未稳，即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2）
紧接着，又来了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刺客。这次他们除了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但是很快又全部落入法网。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1950年初春，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1949年10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两天后又接电告：“刘匪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与刘匪同时到沪者尚有其他行动匪特多名，希即布置侦捕。”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在伸向上海、伸向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说到减人，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
陈毅上任后，看到当时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经费开支很大，有限的财力难以支撑，同时又影响办公效率。当时从旧政权接下来的人员就有5万多，加上我方接管人员1万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