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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杨大发夫妻的集体照片。杨大发夫妻的头像获得后，公安机关第四次派人带着杨大发夫妻的照片，到重庆南岸监狱找在押犯、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等10余名特务辨认，均认定杨大发就是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等4位同志，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妙计。当晚三村贫协主席杨大发接到村长通知，让他明天早上去银行换贷款条子，顺带把村里的几把椅子挑到区公所。
17日上午，杨大发经过3公里的跋涉，挑着椅子满头大汗来到了区公所的石梯前。正当杨大发气喘未定地刚进入办公室时，突然有人在背后大叫一声：
“杨进兴！”
杨大发立即答了一声：“到！”
瞬间，从屋内冲出来的几名侦察员，将他掀翻在地，一起扑上前，压得他动弹不得。随后，四只短枪齐刷刷对准了他，一副铮亮的手铐铐在了“贫协主席”的双手上，当场宣布将其依法逮捕。至此，“贫协主席”的画皮终被剥落。
五
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杨进兴被捕获后，供认了全部罪行。杨进兴并供认，临解放时，他乘坐周养浩的车，从重庆逃到成都。奉毛人凤、徐远举之密令，由周养浩给他两百个银元作活动经费，与王明清等28人，到川北华蓥山打游击。杨进兴等18人途经射洪县时，汽车坏了，车上的人各自逃窜。杨进兴虽然成了光杆司令，仍带着妻子向华蓥山方向行进。行至南充市时，解放军已进入南充，杨进兴便逃到南充县青居乡烟山脚下，改名杨大发就地潜伏。除种田外，杨进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抬滑竿、拉板车、卖灯草为掩护，来往于南充、南部、岳池、广安之间，妄图联络旧部和残余特务，伺机再动。直到1953年朝鲜停战后，杨进兴才感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起来，便死心潜藏下来，妄图逃脱打击。
“杨大发就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真凶杨进兴！”《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小报刊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题，报道了杨进兴落网的消息。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杨进兴死刑，立即执行。全国各大报刊都作了报道。
1950年1月15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重庆各界群众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西南党、政、军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送了挽联。追悼会后，杨将军及宋绮云等9位烈士灵柩，均覆以鲜艳的国旗，由杨拯民护送登轮，经由汉口送回陕西分祭后，安葬于长安县陵园。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北京举行了公祭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均送了花圈。将军生时备受摧残，死后极尽哀荣。而杀害他的刽子手均受到了惩处，也算苍天有眼。
“西安义举揭示抗日主张堪称一代名将，华清兵谏促成国共合作无愧千古功臣”。
位于长安韦曲杨虎城陵园里的“正气亭”青砖灰瓦，四角飞檐。雕刻在亭外立柱上的这副对联凝结了后人对杨虎城将军的最高评价。
2006年11月23日下午，园内一片静谧。“正气亭”前沿山坡铺设的54级台阶，一派巍然。转过大亭，拾阶而上，“革命先烈杨虎城之墓”静静躺在北面山坡一片松树林的正中央，紧邻的北侧是一同遇害的妻子谢葆真和儿子杨拯中之墓，南边不远处是另一位夫人张惠兰女士之墓。这里是杨虎城将军最后的归宿，而57年前的阴霾之夜已烟消云散……
参考文章：
《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杨进兴落网记》，作者：胡昭裕，原载《工人日报》
《谁是杀害杨虎城的幕后真凶》作者：郭雪，原载《华商报》
《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末日》，作者：孙曙
《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杨进兴落网记》，作者：刘邦琨，《党史天地》2001年12期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1）
·1948年就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挺进报》送到了西南公署，长官朱绍良怒气冲冲
·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来到重庆主持破案
·特务打入《挺进报》内部，使中共地下党受到重大危害
·中美合作所对革命党人酷刑相逼
·对华蓥山组织四次大屠杀
·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干掉杨虎城，陈仪交军法会审
·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犯下滔天罪行
·对重庆进行爆炸破坏，也不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一部《红岩》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的反面人物——穷凶恶疾的徐鹏飞也为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所熟悉。而事实上，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其原型就是军统少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的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就让我们亲眼目睹他在被捕改造后所写对自己罪行的供状，直面那段黑暗的过去。
接受命令
１９４８年，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这一年，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互相争吵埋怨。川滇黔康四省是蒋介石盘踞８年的巢穴，这时也到处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抗丁抗粮，反捐反税……国民党统治者如坐针毡，极度不安，为了稳定后方，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策划了一连串的阴谋。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秉承他们的意旨，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１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
１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
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