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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切实的证据就是根本态度的分水岭，而确保证据准确性的只有检方和当事人。”
“这话可能很难听……但是你们媒体确实没资格。这个没资格不止是说判定真相方面要无条件且单一的听从检方的意见，也有所谓意志体现方面的。换言之，我们需要直接倾听民众的呼声，而相比较于你们媒体的具体报道，我们更希望看到诸如民调之类的东西。”
“不是说你们会作假，而是说你们不纯粹。艺人这一行，尤其是电影演员，根源性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观众、自身、行业人士这三类而已。而你们媒体呢？不仅有一定的独立意识，还要多方面掺杂诸如意识形态、广告商、股东、社会稳定等多方面的因素……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这没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但是社会在发展，既然现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直观体现出人民的基本态度，那我们何必要多此一举再去看你们的加工民意呢？”
“哦，我大概听懂了你的意思，你是想说你们媒体的加工会使民意更具专业性和理性，而民众的直接表达会显得盲从而愚昧……这话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民众说而要跟我讲呢？摄像机一直开着的。”
“必然的嘛，我们在做节目，sbs电视台的摄像机一直拍着的，估计今晚上或者中午就能上sbs的新闻，你要是跟他们熟的话，可以让他们给你打码……还真需要啊？”
“纯粹私人的看法……孝珠？”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这种所谓桃色案件，对于靠观众喜爱、同行认可才能赖以生存的艺人来说是致命的。那么既然报了案，无条件的捅到了检方和媒体以及大众面前，那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自己注定瞒不过，早死早托生；还有一个就是清者自清了！而孝珠作为一个尤其敏感的女性艺人，能够坦然面对这种案件并在获知消息的当日下午就直接联系检方，我只能认为她是理直气壮的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一切要看检方的调查，他们最终的调查结果才是我们这些同行以及民众，当然还有你们媒体，共同的判断依据。希望早点破案……”
“没有内幕消息，纯粹个人的信任，以及逻辑上的理性推理……不过我真觉得检方应该也不会让我们等太久的，因为孝珠这个案件虽然涉案金额很少，但毕竟影响也挺大的，再加上有账目上的交通……她父亲不是打了钱吗？顺藤摸瓜的事情而已，真相大白应该就在眼前。”
“不是说行业内的高层讨厌谁或者喜欢谁，也不是我跟谁有过节或者跟谁有交情……而是两个字，公平！”
“就是公平！对于地位高、资历深、人脉广的李秉宪先生而言，如果没有协会来延伸民意的话，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这对观众和为此受到不良影响的电影同行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法律的问题我们不会置喙，那是检方和法院的责任，但是道德的谴责以及行业风气的维护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同样的道理，孝珠那里也是公平两个字！不能因为她和李秉宪一个公司就要承受这种无端的恶意，只要一天从法理上来说她是无辜的，那我们就会维护她到底。”
“李智妍和金多喜？你们总算是记得她们也是艺人了……她们不是电影人，但仅仅是从艺人权利互助委员会的角度来说，也要有一个公平给她们。我们有过认真的内部讨论，也有过对网络上民调的整合……直说吧，李智妍没什么可讲的，无论是按照她自己所说的小三想上位，还是按照bh公司报案时声称的什么之前只是普通友人关系，她都是整个事件的实质策划者，从道德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没有什么可惋惜和维护的。但是金多喜……”
“你们得明白，金多喜不仅是年轻，更重要的是她明显是被鼓动和利用的。所以从艺人权利互助委员会的角度来讲，会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并转达民意……你等我说完……如果我们委员会只给韩孝珠一个公平，或者只给李秉宪一个‘公平’，那这个艺人权利互助委员会的‘公平’是不是只针对有钱的艺人、有势的公司而言的？是不是小公司和圈子里的边缘艺人就只是一坨杂草不用理会？那这样的公平有什么意义？”
“你刚才说什么？哦，干涉司法。我觉得吧，你这话就偏颇了，谁都没资格干涉司法。你要明白，提供法律援助是我们委员会的义务，而转达民意则是我们依法行使的权力，对于后者以及你刚才这句明显失态的话我要格外强调一点，那就是检方和法官也有权力依法拒绝或者依法部分采纳我们的转呈。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们有我们的权利！”
“换言之，我们无条件尊重法庭，但是道德领域，我们行业协会也要无条件尊重民意。这就是韩国社会中，我们这些ngo组织和行业协会存在的根本意义！社会的软性组织，不是吗？”
“听不懂？你们这群身经百战的记者们难道还需要我这个年轻人在这里给你们上一课吗？咱们说今天第二句不好听的，如果韩国没有这些多如牛毛的委员会、协会的话，仅凭政府机构来做事情，这个社会早就瘫痪了！现代汽车的工会没搞过罢工？妇女权益委员会没去国会门口堵过门？什么什么高句丽历史真相委员会没去青瓦台递过请愿书，要求官方采用他们的历史课本？韩国满大街都是的各种教会，是不是年年都要最高宪法法院彻底废除死刑？什么人权委员会是不是刚刚给宪法法院递了请愿书，要求废除通奸罪？甚至你们记者联合会前些日子还公开谴责了揍了你们一顿的安保人员，是不是？这些事情，他们做的，你们做的，我们做不得？”
“怎么不说话了？”
“感激？我们的公平不需要感激！因为协会是集合体，它们不是具体某个人，它们不需要感激……我吗？”
“我金钟铭就需要在乎谁的感激或者憎恨吗？负责联络李秉宪的就是我本人，我会在乎这种人恨我或者不恨我吗？至于孝珠和金多喜，我需要她们感激或者不感激吗？咱们说今天第三句不好听的话，从05年参与死守电影配额运动开始，一晃已经8年多了，事到如今，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我金钟铭行事，难道还需要看谁的眼色？对得起自己的念头就足够了！这破事我当然可以不管，但我心里偏偏就有一个公平的念头，又如何？”
“采访完了就散了吧，我这边还要录节目，还要提心吊胆着我家毛毛给我找麻烦，不想说太多了。”
蜂拥而至的韩国媒体们或满足或憋屈的就此退下了，随后，随着sbs电视台原封不动的播出以及各家媒体对这次采访的报道，韩国网络上的民意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
呃，这里必须要承认一点，那就是民意某些时候确实是个好东西，而韩国的民意尤其是个好东西……因为民意在皿煮国家里无论如何都是最基本的政治正确。而对于韩国民众而言，自己的意念能够突破权威，然后得到尊重，自己本身能够从沉闷的生活中暂时跳出来，然后于网络上获得一定的存在感，那简直不要让人太兴奋！
这里不要说韩国人了，全世界的平民百姓都有类似的追求，这也是社交媒体兴起的一个本质原因。而另一边，随着网络的发展，传统媒体也渐渐的发现自己的影响力在衰弱，大量的影响力被转移到了无所顾忌的自媒体上面。而生存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媒体偏偏会无条件的顺从民意或者伪装成民意，这让实力强大的传统媒体有些不知所措和心存顾忌。
而重新回到韩国这里，你不得不承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韩国人在民意运动上的偏激和爆表执行力某种程度上会催化一些事情。实际上，随着越来越多的权威和高层为民意背书，接下来，韩国人对这件事情的参与热情达到了一个顶峰，他们迫不及待的想成为这件事情中的仲裁者，想看到‘自己的意见’得到贯彻的落实。
于是乎，他们开始催促检方加速调查韩孝珠的案件，开始扩大签名运动施压李秉宪，以求对方正式的退出韩国娱乐圈，开始有各种ngo组织上书检方，要求轻判刚满20岁的李智妍，开始有网络流氓去怼那些说了‘违背民意’话的专家名流……‘民意’在狂欢，旧式的权威在退缩，新式的权威在观察和融入，而一切的一切都在朝着一种让人心慌的方向迅速发展着。
首先是李秉宪，大概是看到了这边的事不可为，李大官人终于打破了沉默，他从洛杉矶那里发来声明，向公众道歉、向家人和同事道歉、向整个行业道歉、表示愿意放弃对两名犯罪者的诉讼权利、表示愿意离开韩国娱乐圈进行自我反省……当然了，相比较于被声明的其他对象，检方大概是唯一驳斥了这个声明的群体，因为这个案件数额极大，是标准的刑事案件，李秉宪的放弃诉讼显得毫无意义。
不过，检方也不是吃素的，在有理有据的驳斥了声明并表达了会合理接受公众意见的同时，他们还顺势公布了自己这两天取得的好成绩韩孝珠的那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
原来，犯案的人是个圈外人，因为其家庭和韩孝珠家庭有些私人关系，所以有对方父亲的交流方式，而在李秉宪事件引爆了舆论以后，手头正好缺钱的他就打起了歪主意，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空手套白狼敲诈一笔。
“没有不雅照的存在。”首尔地方检察厅的发言人如是答道。“我们得到了受害人韩先生父女的同意，以检方的身份来发布和验证这个信息，没有任何不雅照的存在，当时嫌疑人发给受害人韩先生的电子照片是以往家庭聚会中他本人拍摄的韩小姐的正常照片，被他做了简单的打码和误导性的模糊处理而已。而韩先生年纪较大，不大懂的这些东西，信以为真，所以才会打钱……后来韩孝珠小姐知道了事情以后立即对自己父亲声明她不会有任何失格的表现，韩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而二人也在和经纪公司讨论后选择报警。”
“如何做后续处理？这个确实不好说，因为按照韩国法律，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必须是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才能构成刑事犯罪。而和李秉宪先生事件中不同，这边的勒索只有单独的一次交涉，而且涉案金额很小，是绝对小于刑法规定的那个入刑数字的……很明显当时嫌疑人是有过这方面考量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受害者和嫌疑人两家关系比较亲密，双方都有意庭外和解，而如果当事人韩孝珠父女选择放弃诉讼并向我们提交书面声明的话，因为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要求，很可能会就此结案。”
一时间，舆论大哗。不过，可能是之前就有所铺垫，所以之前一度陷入到难堪境地的韩孝珠这次毫无压力的就获得了形象上的反转。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在网络自我夸耀，当初自己是如何睿智和冷静区分李秉宪和韩孝珠的……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家有这种亲戚？”就在外面渐渐尘埃落定之时，韩孝珠的家中，被反转了形象的这位准影后却丝毫都轻松不起来。
“我知道就行了。”韩孝珠是军人世家，她父亲虽然远不及她伯父的现役将军身份，却也是挂着空军预备役中校的闲职，言语中军人的姿态还是有的。“按照我的意思在免责声明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