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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苏联红军即将发起对柏林攻坚战的消息传来之后，全苏联都沸腾了，在此期间，尽管因为楚思南身在日本，苏联各个主要地报纸都把报道重点放在了东线。但是这仍旧没有影响到苏联国民对西线关注的热情。而到了十二月末，随着楚思南从东京返回莫斯科，并由此开始关注西线战事。方方面面的消息，也开始通过报纸、广播，铺天盖地的传来。
其实，早在楚思南返回莫斯科的一个多星期之前，西线战场上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就已经爆发了，而作为楚思南地夫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吉尔尼洛娃代替自己的丈夫飞赴苏军前线总指挥部所在地茨贝格，亲自下达了发起第一阶段总攻地命令。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技巧可言的攻坚战，从战役发起之初，苏德两军的每一场交锋几乎都可以称为殊死的搏斗。作为进攻一方，负责发起第一轮攻势的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主力，分别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向柏林近郊区域发起猛烈的突击。
作为这一场战役的直接指挥官，无论是朱可夫还是梅列茨科夫，抑或是罗科索夫斯基，他们都相当清楚，这已经是最后的一场战役了。在这场战役中，继续为了保存实力而进行一些拖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同样的，珍惜弹药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从战役发动的第一时间开始，绝对堪称甲天下的苏军大炮兵，便毫不留情、毫不吝啬的，将一枚枚炮弹接连不断的推进炮膛，让它们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啸声中，铺天盖地的砸落到德国人的阵地上。而在整场苏德战争中，表现并不怎么出色的苏军装甲兵，也亮出了锋利的獠牙，从尼斯河至东奥德河之间上百公里的德军防御阵地正面，带着滚滚尘烟驰骋纵横的苏军坦克、坦克歼击车随处可见。成集团军建制的苏军装甲部队，在大批步兵的随同下，悍勇而前，在德军残破的阵地上肆虐纵横。
殊为可悲的是，曾经以闪电战、装甲部队快速推进而著称的德军，此时已经绝对的走到了黄昏，作为德军尼斯河防线主要作战力量的曼托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竟然只拥有可怜的一百二十七辆坦克，而即便是这百余辆坦克，还存在着故障多发、燃油不足等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在他的正面，则是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两个苏军满编装甲集团军。以百余辆残损的坦克，去硬撼近千辆坦克的大军，这场战斗还未打响胜负已经可以预知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曼托菲尔做出了一个被他自己称为“对德意志犯罪”的决定，那就是将大批没有坦克的装甲兵，分配到步兵之中，以散兵坑为倚仗去抵抗苏军装甲部队的进攻。
那可是德意志军队中的精英啊，作为曾经一度辉煌的德意志装甲兵，这些士兵能够在残酷东线战争中存活下来，那本身就是一种经验与战斗力的体现。可是而今，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坦克，这同一名失去了战机的飞行员没有什么区别，在那简陋的散兵坑里，他们的价值甚至比不上一个二流地步兵。
人言：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几何时，在东方的莫斯科城下，数以百万计的德军气势汹汹，强大的装甲部队与占据着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将脆弱至极的苏联红军杀得丢盔弃甲，险些丢失掉了自己的首都重地。而今呢，同样是一场针对首都的争夺战，只不过攻守双方位置对调，曾经不可一世的进攻者。如今成为了可悲的背水一战者，而当初那些仅仅能依靠简陋地散兵坑以及落后的反坦克枪来狙击敌人地苏联红军。如今却成为了战场上的真正主导者。所谓旦夕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大概就是说地这种情况吧。
苏军为突破德军尼斯河、东奥德河防线所发起的进攻，仅仅进行了四个小时，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梅列茨科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先后在东面、南面，突破了德军的沿河防线，并立刻对柏林近郊地区发起了向心突击。而与此同时。在北面发起攻势的罗科索夫斯基兵团，也突破了德军地东奥德河防线，并击溃了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组织的一次反突击。
在突破了德军的沿河防线之后，在三个方向上实施突击作战的苏联红军，开始对尚且来不及后撤的德军一线防御部队实施包围歼灭。十二月二十六日，梅列茨科夫兵团突破了德军在柏林外围地区的最后一条沿河防线￣￣斯普雷河防线。同时，他地兵团左翼部队配合着朱可夫兵团，在大凯里斯地区。合围了德军的整个第九集团军。而在北线方向上，罗科索夫斯基兵团在牵制住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同时，向西寻求突破点，连续击溃了德军地数道防线之后，进入了易北河区域，其下辖的第五集团军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易北河的托尔高地，同刚刚推进到那里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胜利会师。
截止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苏军所发起的柏林进攻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在这一阶段中，苏军三大方面军紧密配合，先后突破德军在柏林外围的数道防线，并最终完成对整个柏林的包围态势。
战事发展到这个阶段，即便是再没有眼光的人也能看出来，德意志的前景已经变得昏暗无光了，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两位声名卓著的德军元帅￣￣博克、莫德尔，先后罹难战场。出于无奈也好，出于为国家保存骨血的目的也罢，大量的德军军官，开始选择了投降这一条路，不过这些人选择的投降目标却并非苏联，而是从西面进攻过来的美英盟军。从某些角度来考虑，德军的投降军官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是情无可原，谁都知道苏德之间的仇怨有多深，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希望落到苏联人的手里。但是话说回来，这一现象的出现，显然激怒了兵临城下的苏军，罗科索夫斯基兵团之所以放弃之间进抵柏林近郊的计划，转而快速向西推进，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包围柏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挡住美英盟军进一步向柏林靠近，第三方面就是为了阻止柏林德军向美英投降。
十二月二十八日，楚思南从东京返回莫斯科，随后，克里姆林宫发布了苏联历史上第一份由总书记亲自起草的《新年通告》，在这份通告中，楚思南向全苏联人民正中宣告：“持续了四年之久的卫国战争即将胜利终结，而在过去的这如同噩梦般的四年时间里，数以千万计的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伟大的苏维埃，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抵御了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
楚思南的通告，除了对战争期间涌现出来无数“苏联英雄”们提出表彰之外，也夸赞了那些为支援前线作战，而努力工作的后方群众，同时，他还做出承诺，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时间内，苏联政府将偿还所有国家在战争期间亏欠国民的各种款项。同样是在这份通告中，楚思南宣布，鉴于战争即将结束，人们渴望已久的和平即将到来，苏联政府也将把主要的精力从战争转向国家建设。他号召全体国民振作起来，鼓足干劲，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国家重建事业上取得最伟大地成绩。
伴随着楚思南的这一份新年通告，克里姆林宫对外宣布将筹措召开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此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除了讨论经济建设的各项措施与计划之外，还将商讨诸如解放政治犯之类的敏感性问题。
对于解放政治犯这个问题，楚思南也是考虑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一名两次以政治犯身份锒铛入狱的人，他深知苏联体制中关于政治犯界定以及判刑的内幕。安全委员会审查一名政治犯嫌疑人的方法，可绝不像是现代社会中法庭审判那样的公正严明。现代法制条件下界定一个政治犯有罪无罪，那是要由安全机关搜罗证据，然后以无可辩驳地铁证。向法庭证明嫌疑人有罪，然后法庭才做出判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嫌疑人还可以针对那些不利于自己地证据做出一一的辩驳。而苏联安全委员会在这方面地做法则恰恰相反，他们针对嫌疑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告诉你“你是政治犯，你企图颠覆祖国，企图破坏苏维埃政权”，“你说你无罪，你说你是冤枉的，那好。你拿出证据来。”“你拿出证据来，”这句话相当有意思，想想，作为一个身陷牢笼的囚犯，他到哪里去搜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一旦拿不出证据，又不愿承认自己有罪的话。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就将会是安全委员会的严刑拷问。
楚思南知道，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大量的文人以及知识分子被投进监狱，他们地罪名虽然五花八门，但是归根结底却都是政治犯。斯大林其人刚愎自用，兼且因为执政前在苏共党内威望不高，因此他的内心里有一种近乎自卑的危机感，对那些稍有不满情绪的人，往往就狠下死手。而那些获罪的文人、知识分子们，全偏偏大都是些只专心学术研究，却不懂得变通的死脑筋，因此往往会触犯斯大林地忌讳而身遭大难。在斯大林倒台之后，图哈切夫斯基当政时期太短，而且克里姆林宫内党派权争不断，所以这个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今，克里姆林宫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楚思南本人手握重权、声望无人能及，同时呢，卫国战争也基本结束，国内外环境开始趋向缓和，因此，他感觉是应该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解放政治犯，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地拨乱反正，意味着要给一大批曾经遭受政治迫害与冤屈的人平反，意味着要给曾经的铁血领袖斯大林下一个“定义”。这一系列的问题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苏共内部、苏联政权层面上的大事，楚思南一个人绝对不能全面解决，所以呢，召开一次全国性、全党性的代表大会，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当然，楚思南主导下的苏共十九大也绝不仅仅就是为了解决以上的那些问题，在这次大会上，楚思南还要拿出问题来交给各个加盟共和国、各个州、各个阶层的党代表们去讨论。比如说：开展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主要方向问题；战后苏联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党内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问题；对战后各个相关国家左派力量的援助问题；旨在建立一个苏维埃性质的国家联盟问题等等等等。
“毫无疑问，苏共十九大是苏联历史上一次具有非常意义的会议”，这是后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家们对此次会议的评价。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楚思南同志所做出的指导性发言、倡议，令苏共从斯大林当政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繁复问题中脱身出来，从而摆脱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做好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
同样是在这次全会上，楚思南重新提出列宁同志曾经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并将此一精神作为苏共党内对外工作的主导思路，号召摒弃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这一倡议，同一九二一年苏共十大上，列宁针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的批判，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但是此次全会仍旧有一个不太令人感到满意的地方，同样，这也是最令后世的史学家们所诟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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