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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武汉大会战的摊子已经铺开了，再做大的调整不合适了，但我军切记要做到非到有利条件和地区，不要轻易与鬼子决战。
武汉大会战的一百余个中国师我看，最多留下百分之六十，也就是五、六十个师的兵力进行武汉大会战的消耗作战，至少保留百分之四十的兵力做今后抗战的基础……”
“那么，周先生，所谓的进攻呢？武汉大会战这点兵力可是连防守力量都被大大削弱了”
法肯豪森将军一眼看出了毛病：个中国娃娃，好嘛，我不进攻。结果绕来绕去，自己也回到了防守上面去了？那么我提醒一下吧。法肯豪森将军打断了周大少团长的话。
“听的意思是我要把部队全堆到防御阵地上，就无法进攻了？法肯豪森将军，难道没有听过进攻性防御吗？
其实在武汉大会战的军事部署上，最好的做法是军事部署实行三三制，什么是三三制呢？即三分之一的中**队依托预设防御阵地与鬼子对峙，三分之一的中**队大胆转入敌后，牵制敌人的进攻力量，当然破袭战、游击战、伏击战等不妨多搞搞。四处开花，八方放火最好了。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队进行整训补充，以备随时有战略机动力量进行持久作战……”
周大少团长这番话一，法肯豪森将军等德**事顾问团的将军们是眼界顿开，最高领袖也是如梦初醒：是迟滞消耗战，唉，弄到弄到自己又把武汉会战弄成了一个决战的态势？
周大少团长用指挥棒指点着军事地图详细道：
“我武汉大会战的主力第九战区的陈诚陈辞修将军所辖之四十余万人，应分为两大作战兵团，以互成犄角之势：
其中薛岳薛总司令率第一兵团之25个师配置于赣北南德一线及其两侧地区，力争以外线之势侧击西进日军，屏障南昌；
而张总司令率领第二兵团之33个师作为此次武汉大会战的防御主力，全力防守九江至瑞昌线的正面，依托预设防御阵地，逐次消耗鬼子冈村宁次的第11军，慢慢让它顺着长江两岸爬。
这个时候，薛岳的侧击的配合就很重要了，要及时抓住鬼子露出的破绽，把敢搞穿插迂回的第11军的日本鬼子，抓住机会狠狠吃掉它
这个军事部署就是要将我第九战区的武汉大会战的主力配置于鄱阳湖西面的水地带和庐山地区，依托这个有利的地形打击日军，也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大家会，第九战区的汤司令难道不用了，这可是中央军精锐。至于第九战区剩下的汤军团的九个师，那就当个麻将牌桌子上的听用，不妨将其作为战区突击力量，使用于战场最为关键之处。（主要还是周大少团长对于像汤恩伯这类最高领袖面前的心腹爱将实在是不敢相信：老子不用把供起，可能还好一点这都是兰封会战中专门害友军的老蒋嫡系给周大少团长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在这种严密的大墙壁前，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不折点本钱，那是难以越过这数道防线的”
法肯豪森将军频频点头，最高领袖也兴奋地在椅子上动了动。中德两国的数十位将军们也议论纷纷，众人的离别的烦恼、愁绪消失的无影无踪。
周大少团长这一弄，这武汉大会战的数十万防御主力依托极为有利的地形，左右互为犄角，以逸待劳，中**队竟然出现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几场中日大战以来的从未有过的有利态势。大家都非常兴奋起来。
“这里我要给大家泼点凉水，即使是如此有利的态势，我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在第九战区的兵力部署得当，又有坚固预设防御阵地和江防要塞等的有利条件下，仍不能认为与鬼子决战的时机就到了（周大少团长到这里的时候，有点意思的看了一眼正听他讲话的最高领袖。谁都知道最高领袖通常脑壳一热，常常把战前制定好的计划目的完全抛在脑后，属于典型的临场瞎抓型最高领袖却误会了，以为周大少团长这个作战思想希望得到他的认同，于是难得的微笑点点头。周大少团长一见，尼玛会错情，得，我接着），啥子围歼日军重兵集团等，脑壳一发热，就做此等妄想。
我们要牢牢把握坚持消耗鬼子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的原则。这个是个大原则，是我们目前实力较弱的情形下应该坚持毫不动摇的目的”
德国人的偏执劲头出来了，法肯豪森将军又扭到刚才的话题上去了：个年轻“污蔑”我不是真正的德**人，是只知道防守不知道进攻，好嘛，了这么半天，武汉大会战的进攻呢？
听了法肯豪森将军的诘问，周大少团长微微一笑道：
“这正是我下面要提到的，我们知道武汉会战的鬼子的另一路，牵制我之第五战区的华北日军第二军，那正好做我们要进攻的目标。
这个方向上的我第五战区的白司令长官（因为李宗仁治伤疗病，故暂由白崇禧代替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一职）可把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大军分成三个作战兵团，即左兵团：以孙连仲指挥，负责大别山西北山麓方向，目的也很明确，以弱兵的态势将鬼子诱至有利地区争取歼灭；
右兵团：由李品仙将军率领的第四兵团，负责大别山南山麓方向，利用长江北岸港湾复杂地形，切断日军第二军与日军第11军的紧密联系配合；
中央兵团，以廖磊将军（桂系的子弟兵）指挥，这个桂军适宜山地作战，其所部在大别山，那就如蛟龙入海任我纵横啰可深藏于大别山，依托大别山东面的险要隘口，阻止鬼子进入大别山，使其无法施展其擅长的穿插迂回的伎俩。
当然，日军的股力量进来我军自然非常欢迎，送上的肥肉嘎嘎嘛我藏于大别山深处的第五战区的中央兵团一口吞下，那是理所应当。
华北日军第二军共计四个师团、一个旅团及配属的部队约十万余人。进攻方向不外乎大别山南北两山麓。由于要与江南的华中日军第11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配合，此路鬼子沿着大别山南山麓进攻最为可能。如此，也便于该路日军得到其沿着长江溯江进攻的日本海军第三中国舰队第11战队的强大的海军火力支援。
为此，我第五战区的三大作战兵团的整体部署是：右兵团的李品仙将军的近20个师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沿岸布防，既可以遏制鬼子取捷径攻略武汉，又利用有利地形迟滞消耗日军。
左兵团在大别山北麓作为策应，重在阻击鬼子的迂回，牵制分散日军的进攻力量。所以拿在台儿庄大捷中以防守出名的孙连仲兵团配置此处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但是孙连仲兵团的18个师可不要全部给他。为了加强主要方向，掌握一定的战区机动力量，留足预备队，就给孙连仲留十个师在大别山北麓作正面的布防即可。
孙老总自然是会骂娘的，骂一骂。出点火气也就由他去吧（众人大笑，连不苟言笑的最高领袖闻听此话都是一乐）
这硬是从孙老总手里抢来的八个师，同中央兵团廖磊将军率领的以桂系第21集团军为主编成的中央兵团组成强大的中央集群，深藏于大别山山中，控制大别山正西各处险关要隘，届时亦负责机动作战任务，这就是咱们的暗藏的打击力量。
武术中有一句话叫：手是两扇门，全靠脚踢人大家在军事地图上我指出的地方看一看，是不是像这个打架的架势？我先在这里斗胆豪言，武汉会战不出大战果就罢了，出则必定在这里
另外，胡宗南将军的第17集团军暂部署后方（周大少团长又把老蒋的嫡系当听用了），一面整训，一面亦可作为武汉大会战的整个会战突击军，并控制信阳及鄂北三关……”
周大少团长这一番军事部署，号称“诸葛”的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听得不禁眼冒精光：
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大军经他娃这一摆弄，好嘛，一兵一卒都靠上了大别山这个险要之处，那是进可攻退可守，行动自由，先就置于了不败之地。
而且周大少团长那是几乎把大别山这个地势是用好、用尽、用绝了第五战区的左、中、右三个作战兵团依托大别山，进有前出阵地，退有天然避风港，作战、藏兵都灵活主动，并能够以此为轴，转动豫南、鄂北、皖西千里防线。
此举明显高出现在的第五战区的军事部署一筹，特别是这个四川猴精那暗藏大别山里的一腿一旦使出，那绝对是会让日军吃大亏的想到这里的白崇禧不禁心襟摇荡忍不住脱口喊了一嗓子“好”
）
325章 如今风雨西楼夜 不听离曲也泪垂（下）
325章如今风雨西楼夜不听离曲也泪垂
一场夏夜里突如其来的风雨丝毫没有消退武昌东湖畔的西平楼里热烈的气氛。由于周大少团长的有意挑衅德国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而引发的一场军事谈论，使得本有些伤感的送别会竟然有些戏剧性的成了军事会，惹事的周大少团长俨然间似乎还成了猪脚。但句实在话，大家沉浸在热烈的谈论之中，倒也把离别的愁绪抛到了九霄云外。
俗话，有事觉时短，无事嫌日长，这一通谈论下来，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大部分德国顾问团成员和最高领袖及中国将领们都离去了，偌大的西平楼里只有法肯豪森将军还和不打不相识，俨然已成忘年交的周大少团长在窃窃私语、促膝长谈。
算得上是军事家的法肯豪森对于周大少团长详细介绍的几场亲自指挥的战役非常有兴趣，戴着一副老光眼镜边听翻译（法肯豪森将军听得懂中国话，却拿一口川腔普通话莫得办法，最先还以为周大少团长得是不是中国话？哪一国的语言？怪不得中国割据势力大行其道，这语言不通就是个致命的问题）边认真记录着，不时还打断周大少团长的话，声地问询几句。周大少团长也一改此前对法肯豪森将军的不逊的态度，非常谦逊认真。
这一弄就到了夜里一点，最后十分欣赏周大少团长的军事才能的法肯豪森将军很是希望周大少团长能去德国。周大少团长啷个可能答应嘛，话自然得漂亮：
我的祖国正遭受日本强盗的野蛮侵略，在这个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肩负着自己无法推迟的责任，虽然在中国我可能遭受到了一点的委屈和误解，但是这个时候我是不会离开中国的
假如德国也遭到外敌的野蛮侵略，我相信法肯豪森将军也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不是吗？
周大少团长这话使法肯豪森将军也迸发出了一个军人的豪迈之气：
虽然我已年近六旬，如果是我的祖国遭到了外敌的入侵，我将会像一个老战士一样，端起毛瑟步枪，杀向保卫祖国的战场上的我理解周先生的选择，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爱国者。
“噢，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又见到中国的朋友们，特别是这个家伙，不知道到时再见面的时候还会不会，法肯豪森这个老家伙，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德**人了吗？”
法肯豪森将军语气有些伤感的对周大少团长道。
最难消受是离别，周大少团长也被这种愁绪所感染，没有回答。
他知道法肯豪森将军后来的命运并不是很顺利，一个比较正直的职业军人在德国那种比较疯狂的纳粹氛围下是较为艰难的：
法肯豪森将军44年参与了著名的针对希特勒的“七月二十日”刺杀行动，被纳粹逮捕后，一直关在集中营直到被盟军解放。
却又在随后因为其在比利时当过纳粹德国驻比利时的最高军事长官，要对比利时境内的25000的犹太人和比利时战俘的死亡负责而被盟国判处了十二年的徒刑。三个月后即被释放，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