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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在当时，反对变法者却众多，甚至连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出面，带头反对。她俩视新法为洪水猛兽，把王安石说成是乱臣贼子。她俩哭着向神宗诉说：“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动摇，罢了王安石的官。后来后悔了，又请王安石出来重新当政。
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由于高太后临朝听政，对变法者大打出手，使北宋政权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淳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城，任户部尚书。《重刊兴化府志》说：“章淳复变役法，置司讲议，久不决”。蔡京见状，主动上前积极配合，帮章解决问题。“京谓淳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然之，雇役遂定。差雇两法。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依以济”。这一记载说明，蔡京对王安石十分敬仰，对他的新法很有研究。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去世；八年后，蔡京还继续宣传和介绍王安石新法，使王安石的遗志有人继承。
但哲宗时的这次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不已，难于取得明显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任命他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
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节夫帖》
第一宋朝官职
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
三师、三公本为亲王使相宰相之加官。惟徽宗时，蔡京为太师时，掌宰相实权。
太尉、司徒、司空正一品
少师、少傅、少保正一品
（宰相）（宋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总理全国政事以宋初为例，其他时代变化很多。（以下同）
参知政事正二品副相
枢密院枢密使
（知院事）从一品
正二品专司“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戌赏罚之事”
副使
（同知院事）正二品
门下省侍中佐天子。审中外出纳之事。
门下侍郎佐侍中
中书省中书令佐天子。宣奉天子命令
侍郎佐令
尚书令奉天子命而施政
尚书省左、右仆射佐令
左、右丞相佐令
三司使三司使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
副使
翰林
学士院
翰林学士正三品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文件
翰林侍读学士正三品
翰林侍讲学士正七品
崇政殿说书从七品
谏院知谏院掌规谏朝政缺失
六部
（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
（各一人）从二品同唐之制宋之六部、组织上属于尚书省。
侍郎
（各一、二人）从三品
郎中正六品
员外郎从六品
御史台御史大夫从二品专掌监察、执法
1。“大夫”为加官，不除人。“中丞”为实际上之台长。
2。宋仍于御史台设三院。
御史中丞从三品台长
侍御史
（台院）从六品
殿中侍御史
（殿院）正七品
监察御史
（察院）从七品
（九卿）
（九寺）卿
（各一人）正四品
（或从四品）宋之九卿：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少卿
（各一至二人）从五品
（或正六品）
国子监祭酒从四品掌教育行政
司业正六品
国子博士正八品
国子监丞正八品
路转运司：转运使、副使、判官掌一路财赋、又兼管监察官司吏之事南宋谓“漕司”
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掌司法和刑狱南宋谓“宪司”
提举常平司：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掌常平仓及贷放钱谷等事务南宋谓“仓司”
提举学事司掌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徽宗设，不久废。以上各官谓之“监司”。
经略安抚司
经略安抚使掌军事及民政南宋谓“帅司”
府知府事
（各一人）
（府尹）开封尹
正三品掌府之事宋于首都、陪都及特要之地称“府”
（少尹）开封少尹从六品
（判官）
（推官）开封府均从六品
州（判某州事）
（刺史）从五品掌州之治宋不设“太守”，“刺史”乃虚衔。
判某州事
（权知某州军州事）
知州
（简称）兼指挥军事
军监县知某军事戌兵驻县官，兼管军事宋代之县，分为：
赤县：在京城内
畿县：京城外
望县：四千户以上
紧县：三千户以上
上县：二千户以上
中县：千户以上
中下县：不中千户
下县：五百户以下
知某监事
知县（县令）赤县：正七品
畿县：正八品
其它：从八品掌县之治
县丞
（小邑不置）赤县：正八品
畿县：从八品
其它：从八品
主簿
（小邑不置者以尉兼）赤县：从八品
畿县：正九品
其它：从九品
尉赤县：从八品
畿县：正九品
其它：从九品掌阅习弓手，戢奸禁暴，凡县不置主簿则尉兼之
第一宋朝经济状况（二）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