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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所有的战略物资的生产都已经在我的规划下进入了相当的规模，同盟的低价粮食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且大量的出口关内、特别日本，同盟每年三分之一的石油产量运销日本。这两项物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或许是日本在这一年合同盟达成妥协的原因之一。从常理看来，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进口方之前，和同盟开展，某种程度上是自杀的行为。但是，协定签订后形势表明，正如日本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白川义则所言，“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生存还是毁灭，日本已经别无选择！”
年的日本上层社会可谓处于一种严重的不安定之中，这一年现代日本的第二任天皇——大正天皇去世，太子即位是为裕仁天皇，这一年就是日本的昭和元年。国民军在长城会战中的惊人战斗力使得日本对中**队轻视有所改变，原因很简单，皖军某种程度上是日军的翻版。对此的研究、争论迅速的席卷日本军界，但是徐树铮的“夸张描述”并没有使得日本军界吸取教训。在中日冲突中受伤回国的冈村大佐向陆军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对国民军做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分析和判断并对日军的改革提出了一些见解，不过老人政治的日本军部上层根本没有重视冈村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和日军相比，国民军的军官要年轻许多，很多将军都只有三十岁左右，由于军事装备的快速更新，军事教育体系的完善，各种军事理论的争鸣，年轻的军官们的军事思维变迁是极其惊人的，这和日本从第一次中日战争、日俄战争走过来的死抱传统思维的日军上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冈村是为数不多的对国民军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中年军官，但是他的军衔只有大佐，向他这样的人要是在同盟恐怕早已是中将了。
另一个我所注意的人物是山本五十六，这个曾经周游世界对海军理论有着深刻见解的日本人让我十分的感兴趣年，39岁的山本五十六晋升为海军大佐年，日本裁军后，利用节省的军费，日本开始发展部分新的军事力量，海军的霞浦航空队就是其中的重头戏。刚从美国回来的山本任命为总教官并兼任副队长，这样的情报曾经让我紧张了好阵子。但是，很快1925年，山本就被调往出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至今未归。
随着日本军界对皖军失败的思考，日本政府也开始采取相应的对策，已经研制成功的更大口径的火炮系统被批准迅速的装备日军。而对于在战斗中令人魂飞丧胆装甲车辆、各种速射步枪，日军高层则出现巨大的争论。其实就算他们立即吸取教训，历史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时间。至于空军，国民军空军在战斗中只能说是小事牛刀，全部参战的部队只有一个老式的战斗轰炸机大队，海军更是没有参与任何战斗，实际上国民军的面目只是露出了冰山的一角而已。
月份，美英提出了再次在华盛顿召开由各国参加的海军军备控制会议的外交照会。在同盟的同意下，北京外交部表示同意参与，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日本若规内阁也表示将会参与。但是，日本政府的一味对外软弱激起了日本国内激进派更大的不满，但是长期经济刺激不力日本经济此次爆发的危机最终迫使了若规内阁的倒台月，日本议会在讨论清理震灾票据时，披露了一些银行经营不善的情况。以此为开端，随着挤兑、提存之风波及全国，东京、横滨的中心银行濒临破产。
月初，在台湾具有发行纸币权力的半官半民的特殊银行──台湾银行，因受到铃木商店破产的影响也濒于倒闭，一场空前深刻的金融危机又席卷了整个日本。面对全国的危机以及反对党政友会的责难，内外政策失当的若规内阁被迫总辞职，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自此，给中国带来无限美好的币原外交结束了。田中义一是日本著名的长州军阀的组**员，在日本的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有积极的表现年，自动退役从政，当上了立宪政友会的总裁，这个61岁的老头开始了他反对宪政会内阁的过程。
田中上台组阁后，虽然同意继续参加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但是他也同时宣称将会对外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随着日本新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巨大转变，中日之间的口水仗又开始高涨起来年的战争已经把日本所谓的帝国国防线撕得支离破碎，直军控制了直隶的大部分地区，日本的煤铁来源地之一邯郸落入了直系的控制之中，已经被彻底同日本隔离开来阎锡山的态度也开始明显转变，在他最近的表态中，他还对联邦党人的主张表示了一定的认同。
最大的战略变化是，随着华北皖军精锐部队大部被歼，剩余八万多皖军在同盟和吴佩孚的夹击根本不可能配合日军对国民军的防御，日本人的防线已经被我摧毁了一半，他将直接面对国民军的威胁了。随着主张“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白川义则出任陆军大臣，日本政府的对同盟的政策不仅仅是转向敌对，而是转向战争了。四月份开始，日本政府鉴于朝鲜半岛的压力，开始继续不断向韩国增兵，当然他们的接口自然是所谓的韩国暴乱。海军为了防备万一可能与美国的冲突，也开始减速准备，所有舰艇的建造速度都以战争状态下为标准展开。
日本人的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从27年2月开始，已经整训完毕的两个朝鲜预备役师开始抽调精锐的人员渗透如韩国国内，对半岛实行武装侦察，当然也是企图制造事端月份，国民军海军的大规模首次驶入渤海，万分好奇的美国舰队的舰载侦察机不顾同盟战斗机的驱逐，一番努力下终于获得了同盟新式战列舰的资料。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开始了对同盟海军舰队的侦察，4月份，同盟海军不慎“走火”，导致了日军的一架侦察机坠毁。日本人发现，不论它们怎么隐蔽，它们总是在离舰队很远的范围内就会受到同盟海军战斗机的驱逐，就像一道墙一样，同盟的舰队显得那么难以接近。
美国人此时大概没有注意到，倘若我不是顾念两国关系，他的飞机是不可能近距离观察到同盟的舰队的。但是即使这样的为数很少的资料也很快在世界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海军专家们一直认为，所谓的“新型战列舰”世界上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大型航空母舰”。于是，国人又纷纷询问，“航空母舰到底为何物？”众多的报纸于是不厌其烦的开始报道解释所谓的航空母舰，大概在中国的就是好的思维下，那些在国外不受欢迎的本来只在军事课堂上出现的军事理论开始第一次如此广泛的进入日常的谈话领域。
随着日本政坛的变化，东方越来越严重的火药味全世界的媒体都闻到了。我一边宣扬这自己的“和平姿态”，向世界渲染日本对中国的“蛮横干涉”，博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另一方面在外交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成果。我利用参加华盛顿海军军备会议的机会，利用日本的强硬态度进一步获取英、美的支持，正在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也发表声明对中国表示支持，因为在去年的北京会谈中，对南方政府的补偿基本上是同盟支付的，再加上两国长久的合作关系，俄国的态度可以预料。
在国内，我为了防止国内军阀拖我的后腿，我利用直系拖住皖系，又利用南方拖住直系，唯一的目的就是防止直皖的任何一方成为我的威胁。与此同时，在我的要求下，民国党人为骨干的联邦党人开始加紧活动，越来越多的省份对民主联邦建国的统一方案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华盛顿的会谈越来越僵持，虽然我已经公开表示我建造的是航空母舰不是战列舰，但是日本人却坚持认为是新式战列舰，他们还是想登舰考察，但是我显然不会答应。美英双方都向日本施加压力，希望日本能够妥协，但是强硬的日本政府拒绝妥协，田中认为这是美英对日本的蓄意打压，倘若日本妥协的化，那么只会使日本处于更加不力的地位。
八月份是令人快乐的，军方的报告表明我的部队在去年长城战争一年来已经快速的成熟起来，在六月份的时候，海军航母战斗群甚至曾经进入东中国海。在这个月，我秘密的下达了局部动员令，五个预备役师转入现役，国民军陆军的常备规模超过了30万。与此同时，所有的预备役人员接到了“预备动员令”，这个命令表示，他们在未来的三个月到六个月内可能被征召入伍。
与此相关的，自从田中内阁上台以来，民国时报就开始不厌其烦提出日本累累的侵略史，开始煽动对对日本的愁恨。这个时候，什么巨额赔款，什么旅顺大屠杀，统统的都被翻了出来。民国时报长久以来就一直是同盟乃至全国的舆论方向标，随着全国舆论跟着我的指挥起舞，整个中国的愁日情绪越来越严重。在华盛顿的军备会场外，甚至有中国留学生打着的“中国有权利制造战列舰”的标语对日本要求限制中国建造战列舰的“无礼”要求表示抗议。
八月初，民国时报刊登了署名铁血社444号提供的独家内幕消息，批露了日本田中政府在五六月间召开的所谓“东方会议”确定的“大陆政策”。“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句被认为是向日本天皇提交的奏则中的原话，经过民国时报的一番诠释，被理解为日本正在准备对同盟的战争。我私下里认为，田中的本意大概是说，同盟意欲在民主和联邦的基础上完全统一中国的政策已经严重的威胁了日本帝国的生存，因为中国的统一就意味着日本失去了帝国赖以生存大陆，因此倘若要维持日本帝国的生存，甚至是完成日本征服世界的宏愿，与同盟的战争就将不可避免。他或许认为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双方不可能又妥协的余地。
日，我在视察完了已经动员完毕的两个师朝鲜预备役部队后回到了沈阳。这两个师自1924年先后组建以来就一直坚持以常备军的要求进行训练，同盟预备役人员按照不同级别，每年的训练从一个月到三个月不等，但是这两个师平均的训练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日本人似乎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不过具体情况它们也不了了知。据说，吉林东南的朝鲜族聚居区曾经发生过数起被认为是“叛国”的事件，当然叛的是韩国，当事人好像都被秘密处决了。
第一百零九章 中日战争
受到一路考察形势的鼓舞，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发出通知，我将在18晚亲自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军略大事”。在此前的一年，军方围绕是先入关还是先解除可能的后顾之忧问题一直在不停的内部争论。少壮派军官以郭松龄为首，他们主张首先解除后顾之忧，他们认为利用韩国、日本的海陆分割，快速的打击日本的韩国驻军是完全可能的，解除后顾之忧，再入关逼迫各路诸侯接受民主联邦建国的建议方为上策。但是一部分老成的军官认为，和日本开战应该慎重，毕竟对手是一个已经强大了三十多年的强国。不过，由于大批年轻军官进入军队高级指挥层，南下的意见似乎一直站到了上风，这就是军方基本站在我这边同意从直隶撤军的原因。
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经常召开的，往常召开我也是很少参加。今次我亲自要求召开会议，显然军方高层知道我要在军事战略问题上拍板了。会议室是在离总督府不远处的房屋总署地下室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