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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顾成林进军欧罗巴迈出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远征军迈出的最为重要的一步。在经过了近四年的征战之后，远征军终于踏上了欧罗巴大陆，而顾成林也成为了明帝国第一个率军杀到了欧罗巴的将军。仅此一点，顾成林都足以名垂青史，永载史册了！
新明史*第十五卷 再上征途 第
政府改革的事情，让朱祁钰在短短五年内仿佛变了个人一样。对于这个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正在向不惑前进的皇帝来说，五年的时间不算短，但同时也不算长。对于一个将征战视为自己使命的皇帝而言，在国内的五年时间确实让他觉得很漫长。不过，对于一个需要学习更多的治国手段的皇帝来说，五年的时间，却又显得太短了。
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钰从学生变成了主导者，当于谦一步步的将治理国家的重任交给了皇帝时，朱祁钰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在知识系统上，朱祁钰比于谦提前了几百年，但是在管理国家的能力上，朱祁钰仍然远远不如于谦。特别是在这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钰已经深刻的体会到，做一个管理国家的皇帝要远比做一个率军征战的皇帝更为困难。得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句话他算是彻底的明白了。要击败一个敌人并不难，但是，要保证不被敌人给击败，那就太困难了。特别是当这个敌人就是自己的时候，那就要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远比战胜其他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更为困难！
从本质上讲，朱祁钰是一个将征战放在了首位的皇帝，在他的眼里，打天下就是一切，不过，他却更清楚，如果打下了天下，却无法守好天下的话，那么，打下的天下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更大的拖累而已。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学习守天下的本事，同时，也不得不强迫自己去熟悉该怎么将打下的天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五年的政治改革中，朱祁钰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为帝国建立一套更完善的行政与管理系统。从多个方面讲，这五年中，朱祁钰为帝国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之前，虽然明帝国的铁骑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但这也仅仅只是征服而已。要在征服之后保证今后的稳定与利益，那么就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仅仅是依靠军队的征服是永远不够的。当然，这一切还得从国内开始，只有一个稳定的，强盛的帝国，才是控制世界的基础，所以，在朱祁钰拟定治国方略的时候，将国内的稳定，发展等工作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政府改革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早在平定了京城叛乱之后，朱祁钰推广新政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改组政府，趁着那些反对新政的旧党在叛变中都被镇压下去的机会，朱祁钰手握兵权，首先就对旧的政府制度动手开刀，解散了六大部门，成立新的内阁政府，由十多个规模较小的内阁部门管理国家。另外，设置内阁总理，使原本只作为皇帝参谋机构的内阁成为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当然，这一来，除了内阁总理的权力得到了提高，成为了类似与之前的丞相之外，其他各部的大臣的权力都得到了极大的削弱，再也无力对抗皇帝，反对新政了！
从这里看得出来，朱祁钰的第一次政府改革的目的是要铲除新政的障碍，其中驱逐旧臣，重用新人，分化内阁大臣权力，这些都是为了保证以皇帝为核心的新政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当然，地方政府的改革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内阁政府在推广新政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在当时，为了能够让新政在政府中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朱祁钰空出了很多内阁大臣的位置，只设置了副臣，也就是各部的副部长。而这些副臣都是朱祁钰的学生，同时也是新政的坚定拥护者。显然，由这些年轻人当权，为了对抗旧臣集团，他们必然围绕在皇帝的周围，借助皇帝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些政策，让朱祁钰与年轻大臣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同盟的利益关系，皇帝将这些年轻官员当作了手里的武器与工具，反之，年轻官员则将皇帝当作了他们的靠山。两者都配合，让新政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的推广，并且很快就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广泛为百姓所接受，成为了帝国发展的最大动力！
不过，这种制度也有自身的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内阁总理大臣的出现，实际上是让帝国多了一个类似于丞相的人物，而相权与皇权本身就是矛盾的。在于谦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明显，毕竟于谦并无夺权的任何想法，同时，于谦本人也是新政的拥护者，是皇帝的拥护者，他没有任何理由要与皇帝争夺对帝国的控制大权。不过，谁能保证在于谦之后，就没有其他的“丞相”来与皇帝争权吗？
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于谦已经老了，经历了这十多年的风雨，他已经从一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老头。再伟大的人，能够战胜所有的敌人，但是却永远无法战胜时间，任何人在时间面前都会失败。当然，于谦也不例外，他可以陪伴着年轻的皇帝走过最为艰苦的岁月，可以辅佐皇帝战胜任何一个强大的敌人，但是当苍老到来的时候，于谦也只能倒下！
可以说，当时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控制住内阁总理大臣手里的权力，不仅仅朱祁钰这么想，于谦也是同样的想法。历史上对于谦的评价很多，所以也就不多说了。在两人都认识到，如果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过大的话，这对帝国的稳定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两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了两个重要的办法。
一是再次改变政府结构，通过新增加部门来削弱内阁总理大臣对各部门的影响。当然，其中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各部门的部长除了接受内阁总理大臣的直接领导之外，还直接向皇帝负责。换句话说，内阁总理大臣并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内阁的各个部门，在内阁大臣都有权力向皇帝提请奏章，以及禀奏国务的情况下，内阁总理大臣实际上就成为了被皇帝安排在了内阁中的大管家，如果内阁总理大臣想要与皇帝争权的话，那么他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怎么去对付下面的那些大臣，以及绕过皇帝对内阁的控制。显然，这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是谁，绝不可能控制所有的内阁大臣，皇帝也不例外。显然，这一办法实际上是加强了内阁政府的权力平衡，在增设了更多的部门，更加细化了各个部门的权限之后，任何人在内阁中都无法拥有绝对的控制大权了。
二是改变内阁总理的任命，监督办法。以往，内阁总理是由皇帝任命，然后在贵族议院走了个表决的过场之后，就可以上任了。现在，朱祁钰取消了贵族议院在这一事上的权力。内阁总理直接由皇帝任命，并且直接向皇帝负责。作为交换条件，朱祁钰将罢免与弹劾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分了一半给贵族议院，即贵族议院有权力提出罢免与弹劾内阁总理的议案。该议案在议院通过之后，将直接呈交给皇帝，经皇帝批准，就能罢免内阁总理大臣。当然，如果皇帝愿意的话，也可以直接罢免内阁总理大臣，并且任命新的内阁总理大臣。而这么做的目的，除了将内阁总理完全变成皇帝在内阁政府中的大管家之外，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将议院完全设置成为了内阁的监督机构，内阁总理大臣也将受到议院的监督！
采用了这两个办法之后，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实际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而且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于谦是帝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内阁总理大臣。在他的那个时代，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实际上就是帝国的二号元首。这虽然与帝国当时的情况有一些关系（没有太子，也就没有副元首），但这也是皇帝对于谦的信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显然，在于谦之后，绝对没有第二个内阁总理大臣还能够得到皇帝的完全信任。比如，朱祁钰在亲征的时候，就将帝国的的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于谦，这需要多高的信任？显然，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人物决定了这一特殊的现象，而在此之后，就绝不可能出现类似的事情了！而朱祁钰这次通过两个主要的手段来限制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实际上，就是要为于谦的离任做好准备。当时，皇帝才三十六岁，而于谦已经有六十多岁了，显然，这个皇帝最为依赖的助手不可能陪伴他走完这一生，那么，于谦离任之后，自然需要有一个更为有效的手段来约束内阁总理大臣！
如果看得更深一层的话，这次的政府改革本身还是为了强化皇权。可以说，在第一次政治改革之后，内阁总理大臣已经成为了皇权的最大威胁者，或者说是约束皇权的最大力量。显然，在于谦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他本人就是皇权的拥护与支持者。可于谦之后，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新任的内阁总理大臣必然是年轻官员，显然这些有新思维的年轻官员不一定会继续支持皇权，特别是在资本经济大规模发展的时候，资本家已经成为了帝国政府中的主宰力量，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在皇权与资本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显然，这些资本家的代言人就不会衷心的拥护皇权了。因此，在无法保证今后的内阁总理大臣能够拥护皇权的情况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削弱内阁总理大臣的影响力，以此来保证皇权！
当然，要巩固皇权，仅仅是依靠削弱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是不够的。从政府改革的各个政策来看，比如扩大政府规模，限制官员经商，清查官员资产等等政策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在巩固皇权。不过，也正是如此，才导致这次的政府改革困难重重，五年时间，也许还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而且，从这次改革一开始，就遭到了众多人的反对，特别是其中对政府官员的两点限制，更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一是限制官员经商，这是朱祁钰坚决要完成的改革任务。寡头商人集团能够在帝国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商人在政府中有代言人，因此他们可以控制一些政府官员，从而为自己牟取高额利润。而这种官商勾结的现象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显然，这对新的资本经济是没有半点帮助的。朱祁钰在政府改革的初期就提出了这一点，即任何人在成为政府官员的时候，都得放弃一切商业活动。为此，朱祁钰甚至让钱广入专门成立了一个官员委托基金，由该基金委托管理官员的财务。当然，这个政策本身是好的，不过在当时却直接涉及到了官员的基本利益，因此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即使最后朱祁钰强行推广了这一政策，甚至不惜辞退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官员，不过，真正完善这一制度，恐怕还要等到数百年之后了。
二是清查官员资产。这是个让所有人都头痛的问题，廉洁的官员并不担心，不过，又有几个官员能够做到真正的廉洁呢？而通过南昌案，广东案（柴氏家族案），朱祁钰对贪污官员是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