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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建业带着工兵登上位于城外的七星岩，打开洞口以后，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坚守在七星岩里，与日军战斗到底决不投降，最终因为各处出口被日军全部封死，然后释放毒气毒死而壮烈殉国的832名官兵伤员躯体仍保持着战斗状态。显然，这些忠勇的将士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尚不忘坚守自己的职责。
一个月以后，桂林城里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上万军人，身穿军服，外披重孝，手端灵牌，簇拥着一个大大的奠字花圈和一辆辆的灵车，排成整齐的队列，沉默着从桂林城中主要大街穿过。沿途没有人喧哗，也没有人嬉闹，数万桂林市民，挥泪祭奠，以中华民族的大礼跪礼对桂林保卫战中的殉国将士们表示敬意。
天空稀沥沥的下着小雨，天色很是阴沉。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
队伍一直走到七星岩霸王坪，在一个新挖好的大墓地前停了下来。这里将是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最后归宿地。
当盛放着将士们的忠骨的一口口棺材被送进坟茔，撒上黄土以后，刘建业向全体幸存将士们下令：“跪！”
上万将士随着口令，瞬时之间全部跪了下来。
“行三拜九叩大礼！”这是刘建业的声音。
三拜九叩大礼刚刚行完，刘建业就摇晃着身体，倒在了地上。
日军为实施“1号作战”，东拼西凑，总计投入50余万兵力，历时10个多月，击退了中国第一、第六、第四战区大量军队，占领了豫、湘、桂大片土地，摧毁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中、美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几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就战役角度而言，日军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就战略角度而言，虽然在陆地上日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两大重兵集群一度在陆地上取得了联系，但是日军负责东南亚战场的南方军交通被隔断的局面直到作战结束也未能改变；衡、桂、柳空军基地虽被破坏，但四川等地尚有其他基地，倭国本土仍在美军B29战略轰炸机的有效作战半径之内，被轰炸的威胁并未解除，两个战略企图一个也未实现；而且在这次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原来就已不足的兵力更为不足和分散，战略态势更为不利。因此可以说日军在战略上失败了。对此，倭国军方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虽摧毁了中国西南的桂、柳两大空军基地，以及比预期更早打通了与法属印度支那的联络线，但在全盘战争指导上的意义和价值又如何？中国方面受到很大打击，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另一方面在策划‘1号作战’当时所考虑的要摧毁向我本土的前进基地，因敌在马里亚纳基地的完成而完全失去了意义，并且不能指望利用南方陆上交通代替海上交通。中国派遣军本身的消耗也决非轻微，如今明显暴露出由于我战场过于偏西，而在美军（发动）新的进攻时，处于极不利的态势。”对于一号作战的**收场，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是以主张寻求与美国和解的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与主张继续作战到底不惜全民玉碎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在政府里的矛盾急剧加剧，几乎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无力控制他的内阁，最终在到皇宫觐见过天皇以后，小矶国昭以内阁首相的名义宣布小矶国昭内阁总辞职。倭国天皇在征询过所谓的重臣们的意见以后，选择了由曾担任过他的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的年近八旬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出任首相。铃木贯太郎是一个妥协性的角色，他既不是主战派，也不是主和派。铃木既不属于任何派别，而且还是一位日俄战争中的退休英雄。此人自“二二六事件”以后，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似乎是跟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毫不相干的人物。而且他虽身为海军大将，但并未去指挥过海外出征，而是多年担任天皇身边的侍从武官长，对皇上“精忠无比”。当时倭国国民虽然诅咒着生活苦痛，但是对于倭国法西斯的支柱天皇制，还不知憎恨。因此，对于倭国统治集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人比铃木更适合当总理大臣了。铃木贯太郎首相刚一上台即关于战争的公开讲话，给倭国人和全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他和任何其他的军国主义者一样好战。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广播讲话中，他宣布：“我的国民们，时间已经到了。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都应该振作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投身于战场，奋勇前进，哪怕是踩过自己人的尸体。我将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天皇的利益。”后来他又在帝国议会中说：“倭国的人民都是皇室忠诚服从的仆人，如果天皇制度被废除的话，他们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存在意义。因此，无条件投降就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它使我们除了继续战斗直到最后一人之外，别无选择。”
国军在日军所发动的“1号作战”期间前期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由于兵力薄弱。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而中国也并非只有一个第四战区的军队在抗战，位于陕西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寿山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不存在日军可能乘虚而入的危险，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中国派遣军和第6方面军在制订作战计划、决定作战指导时，考虑最多、最关心和最担心的就是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害怕出现“因帕尔”的结局。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假如及时调动胡寿山部入援，各战区又向日军积极发动进攻，切断第11军的后方联系，日军又怎么能够集中大量兵力放心的对桂林城展开旷日持久的围攻战呢？
再以桂、柳会战本身来看，国军第四战区部队失败之快，连日军也因感到出乎意料而惊讶：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公里（从进攻桂林、柳州至占领独山），平均每天前进30公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当是很快的进攻速度了。如果守军都能像衡阳防守作战，或像西江反击作战那样阻击日军，无论如何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惨。防守设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到达前就弃之而去；柳州的守军仅防守1天就仓皇逃离；贵州东南重要战略基地的独山储备有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而且援军第97、第98军的2个师早已到达战场，竟也在日军战斗力绝非一流的第104师团1个联队攻击下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
国军部队的糟糕表现，就连国军内部的自己人也难以看得下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办的《扫荡报》记者记述当时的情况说：“独山的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守军不战而退，大炮、辎重完全抛弃，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皇逃走。”
国军的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是“使中国打下去”，“以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倭国发动进攻的基地”。但在中国战场上采用何种战略才能达到上述目的，美国统治集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陆军的观点，即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陆军部队，用以抗击日军并协同美军实施反攻；一种是以陈纳德为代表的空军的观点，即以中国为基地，“采取大规模空军攻势”，轰炸日军运输线和倭国本土。罗斯福采取了空中攻势的主张，从1943年7月首次援华的7000吨军用物资中拨给陈纳德4700吨，仅以2000吨用于陆军部队，而其余的300吨仍然给了空军。1943年至1944年夏，中、美空军联合作战，不仅逐渐夺回了制空权，而且对日军海上运输线和倭国本土构成严重威胁。但是豫、湘、桂作战的失败，使得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１４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倭国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倭国打败”。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倭国）”，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2月的苏俄黑海边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俄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俄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军作战的失利。而桂林守军的竭力奋战，也仅仅是被那些西方的大国视为一个特殊的个案。
在刘建业当众昏厥过去一个星期以后，漓江上的一个竹排上，出现了刘建业的身影。和他一起在竹排上的除了一个撑竹排的艄公，还有一名金发的军装女子。
“刘将军，我很高兴，在多次被拒绝以后，你终于还是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年轻的金发军装女子用很流利的汉G说道。
“珍妮弗中尉，实话说，如果不是有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令，我想我还是会继续拒绝你的采访要求的。”刘建业坐在椅子上，对来自美国军方媒体的珍妮弗中尉说道。
“那是为什么？”珍妮弗中尉睁大了眼睛，不解的问道。
“一将功成万骨枯。”刘建业闭上了眼睛，表情略显痛苦的说道。
“我看过将军几年以前在台儿庄战役结束以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的那番讲话。实话说，很激动人心，有一种我们美国人的味道。可是，现在的将军给我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到底哪一种感觉才是真实的？”珍妮弗中尉问道。
“都是真实的。”刘建业很简单的回答。
“怎么可能都是真实的呢？前后两种感觉相差实在是很大。”珍妮弗中尉摇着头问道。
“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随着时间流逝，阅历增加，人的心境和想法是会变化的。”
“将军能够告诉我，是什么事情让你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吗？”
“很多事情。简单的来说，是多年以来的战火经历。”
“这一点不难理解，我看过将军你的简历，从简历上我发现，自从1937年你跟随部队在上海郊外参加对倭国军队的作战以来，你几乎一直战斗在作战前线，经历过多次的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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