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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长，多谢你的欢迎。”刘建业在长沙南门外湘江边上的灵官渡见到了第98师的王师长。
这位王师长，同时还兼任第79军的副军长。王师长，名甲本，字立基，云南富源人，其父亲王国栋曾就读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范石生同学，在朱德手下任过滇南副镇守使。1918年，王甲本经父亲好友范石生介绍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4期炮兵科，并于当年12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在滇军统帅第一军顾品珍部下当兵，走上了报国之路。1921年，王甲本投奔干爹范石生的16军，在47师先后任营长、301团团长。并参加了讨伐陈炯明、沈鸿英等战役，参加北伐转战各地，战功卓著。1929年，范石生的16军被改编为51师，王甲本任51师151旅少将旅长。1935年，王甲本被土木系的首脑陈部长派往南京陆军大学学习，并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深造。在刘建业的记忆里，这位王将军是在抗战时期殉国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之一，被追晋为陆军上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将军从军数十年，一直两袖清风，全靠将军的军饷养活一家老小，以至于将军殉国之后，家中竟然无钱为将军料理丧事，还是闻听此事的最高统帅特批了大洋1万，充作丧事费用。这次，刘建业有幸可以亲眼见到这位在豫湘桂会战时，宁死不当俘虏，在寡不敌众情况下拚死战斗，赤手空拳与日军肉搏，最后被敌人刺刀刺中腹部，壮烈牺牲的抗战先驱，使得刘建业内心里充满激动。
“刘军长年少有为，战功显赫，令人敬佩。”王师长虽然治军严格，但是并不是丝毫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王师长是本人的前辈师长，本人还是要多向前辈学习。”王师长在军中资历很深，加上第98师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第18军的一部分，与刘建业的部队系出同源，有着香火之情。加上刘建业又对这位国军前辈有着崇敬之情，所以，刘建业在王师长面前还是自居晚辈。
“我想请问刘军长对如何坚守长沙有什么想法。”王师长见到刘建业的客气劲，先打开了话题。
“以我的想法，根据目前的战况，浏阳河一线是肯定守不住的。与其在城外和敌人死战，不如只在城外放一些警戒部队，主力部队收缩到长沙城内，依托长沙城里的建筑，和敌人展开巷战。只有这样才能拖住敌人的脚步，同时使敌人的炮火和空中优势无法施展。”刘建业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何以见得要这样？”
“以目前的日军进攻势头，我军在野战情况下很难抵挡住敌人的锐气，而且，我部为了加快前进的速度，实行了轻装，重武器基本上都留在了后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根本不可能和敌人进行野战的，那纯粹是在找死。只有进入了城市这种特殊作战环境，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军的近战和夜战优势，同时削弱敌人的火力优势。”刘建业解释道。
“原来如此。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想法报请薛长官批准吧。”王师长说道。在国军的传统做法里，城市防御战都是依托城墙进行的，城墙丢失了，城市也就基本上丢掉了。像刘建业这样根本就不在乎有没有城墙的战法，在当时的国军里，还是很少见到的。
“请王将军牵头吧。”刘建业再次表现出了谦恭的态度。
“好吧，我就僭越一次吧。接电话到战区薛长官的前进指挥所。”王师长大声说道。
第一部 第二百零四章 独臂支撑（二）
更新时间：2009…3…16 20：09：10 本章字数：4366
长沙城外岳麓山，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
“报告长官，第98师王师长的电话。”副官拿着电话听筒，向薛长官报告。
“我来接。”薛长官从副官的手里接过了电话。
“是王师长吗？有什么事情吗？”
“报告薛长官，我现在正和新20军的刘军长在一起。我们两人刚才商议了一下守卫长沙的事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守住浏阳河的，更无法守住浏阳河与捞刀河的中间地带。所以，我们打算把部队的主力放在长沙城里，和日寇进行巷战。但是，我们职权有限，不能单独作决定，希望薛长官能够批准。”王师长说道。
“这肯定是那个刘建业的主意。要是我批准了，这样一来，万一要是出了事情，可以由我来承担责任，他就可以超脱事外。他现在是越来越精明了，吸取南昌一战的教训了。不过，也无所谓了，只要能守住长沙，就承担一次责任又怎么样？”薛长官思忖着。
“我批准了。不过，我要你们保证，必须坚守住长沙，否则，军法从事。”薛长官是胡萝卜和大棒一起用。
“我们保证只要我们部队还有一个人在，就绝对不会把长沙丢给鬼子。”王师长说。
“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你们也都要记住你们是怎么对我保证的。”薛长官豪爽的说道。
“薛长官，我有一个建议，希望长官能够听一听。”刘建业接过了电话，说道。
“只要能打赢这一仗，什么建议都可以提。”
“那卑职就斗胆了。现在，我军的第27集团军所部三个军的部队，已经滞留在敌后了。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敌人的进攻非常迅速，他们的物资消耗也会很大。由于粤汉铁路在战时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被我军破坏了，敌人的后勤补给物资供应，除了依靠洞庭湖的水上运输解决一小部分以外，主要都是依靠从岳阳城陵矶码头到长沙这一线的公路运输。我想与其让第27集团军在日军各部队的缝隙里找空子钻出来回援长沙，不如让他们跟在一路只顾南下的日军的身后，自行寻找时机从侧后方不停的骚扰和伏击敌人，围攻敌人的小股部队，特别是重点打击他们的后勤供应线。我想这样做的效果，应该比让他们回援，加入长沙战局的效果要好得多。”刘建业提出建议。三国的时候，曹操就是用火烧粮仓的手段，一举打败了占据优势的北方袁绍的军队。现代战争，后勤的重要性更是远不可和古代战争同日而语。你小鬼子一头只顾着南下，我就教你顾得了头，顾不了屁股。从你的后面狠狠地踢你几脚屁股，我看你到底回不回头。
“很好，我会让参谋做一个相关的计划，让他们执行的。如果仗打赢了，我会给你们记头功的。”薛长官许下了诺言。
“多谢长官。卑职一定尽忠竭力，效忠国家。”刘建业高声地说道。
看到刘建业放下了电话，王师长问道：“刘军长，你的这个建议可行吗？”
“王师长，以后你还是喊我仲良吧，或者喊我老弟都行。我毕竟是军中的晚辈。至于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可以对老哥讲，如果这一次指挥作战的不是这个阿南惟几，而是前两年的那个冈村宁次，甚至是上半年才离任的园部和一郎，这一招就未必管用。可是用在这个阿南惟几的身上，就绝对管用。我从他一到武汉就任第11军司令官开始，就研究了这个人的战术特点。我发现，他的战术特点就是一个字‘猛’，进攻的时候，集中全力，寻求一点突破，很重视进攻的速度。但是，他在部队侧翼和后方的警戒上，并不是很重视，而且，他的性格有一个特点，就是固执刻板。用我们的话来形容他的话，就是榆木脑袋，不懂灵活变通。有这一点，就足够我们充分利用了。”刘建业说道。
“仲良老弟，希望你的判断没有错。”王师长说道。
刘建业对阿南将军的形容，真是一点都没有错。阿南将军自从接受第11军这一日军当时在海外的唯一机动作战集团以来，就发现第11军这个号称是皇军精锐的集群，在前两任司令官的率领下，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作战里，除了在枣宜会战的后期，趁着中国军队的判断错误，疏于防备，兵力空虚的时机，以突袭的方式占领了宜昌以外，其他的大小战役，几乎都是无功而返。在他的眼里，整个第11军，用阿南将军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暮气沉沉，士气低落，不思进取”。这种局面自然不是陆军里统制派的首脑人物之一，天皇近臣出身，担任过日军大本营陆军部的次官，在陆军里被认为是“具有相当的战略头脑，战略战术灵活”的阿南将军所希望看到的。
所以，刚刚就任以后，阿南将军就组织策划了在赣北地区的攻势，企图以积极主动的进攻，撕裂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在湘北和赣北的两个重兵集团之间的联系，从而迫使中国军队放弃赣北。结果，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精心策划的攻势，竟然遭到了赣北地区的中国军队的坚强抵抗。所投入的两个师团部队遭遇到了重大打击，几乎完全被打成残废。更加可气的是，就在阿南将军还在忙着为在赣北遭遇到重大挫败的两个师团组织撤退事宜的时候，几个战区的中国军队竟然几乎同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一时间忙得阿南将军手忙脚乱。可是等到阿南将军上下腾挪，到处抽调兵力左右应付的时候，却发现对手的真正目的竟然是瞄准了宜昌。最让阿南将军感到郁闷的是，守卫异常这一要地的第四师团竟然以一个甲种师团的力量都没有能够保住宜昌，派去增援宜昌的两支援兵也没有能够完成任务。
宜昌这一战略要地的丢失，是第11军在中国军队面前第一次丢失战略要地。这让阿南将军在东京的大本营里遭受到了一些元老派将领的猛烈抨击，他的上司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对他也一度颇有微词。如果不是少壮派将领和天皇陛下本人的鼎力支持，阿南将军这个时候恐怕就已经回到东京，在军事参议院里混吃等死了。
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还有第11军的声誉，阿南将军组织第11军的参谋们经过多次的战棋推演，选择了长沙周围的第九战区部队作为第11军的下一个主动攻势作战的目标，希望能够一举粉碎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这样，日本就可以通过军事上的胜利，对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接受由日本开出来的结束战争的条件，让日本可以从中国战场上脱身，同时还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源支持日本的战争机器全力运转。作为陆军高级将领，与天皇关系密切的阿南将军很清楚日军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南下东南亚，与英美同时开战。如果，日本在南下之前，能够从中国战场上脱身，就可以把百余万的部队转调南下，在战争里取胜的把握就更大了。粉碎第九战区的中国军队精锐，在大本营看来，对于压迫国民政府对日本屈服，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在这场关键的会战里取胜，阿南惟几曾几次修改作战计划，吸取了冈村宁次分兵使用的教训，将力量全部集中于湘北，使湘北方面的日军达到4个师团另9个大队，在战役局部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如果从火力方面以日军1个师团等于中国军队6个师计算的话，这些日军大约相当于中国军队28个师。不过，在这一次的作战里，阿南惟几力排众议，坚持使用曾经在宜昌遭遇惨败的第四师团作为长沙作战的主力部队之一，这一决定就曾经遭到过不少军官们的非议。
当然，以刘建业在后世的时候对日本陆军将领们的了解，日军高级指挥官，包括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大都有缺乏战争经验、胜骄败躁的毛病。表现在战役指挥上，对敌我双方实力不能够正确予以评价，决心部署往往大而无当，急功近利，动辄好大喜功，轻敌冒进。如果不是当时的日军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的优势，以及中国方面统帅部以及大多数军官的指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