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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持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返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鈸磐，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摊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三峡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他既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几句，我一直看成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告别白帝城，便进入了长约200公里的三峡。在水路上，200公里可不算一个短距离。但是，你绝不会觉得造物主在作过于冗长的文章。这里所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铺排开去2000公里，也不会让人厌倦。
翟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捱不上。对此，1500年前的郦道元说得最好：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
他还用最省俭的字句刻划过三峡春冬之时的“清荣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涧肃”，使后人再难调动描述的词章。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