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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和北方的国库已经告馨，望着南京小朝廷内的满地残砖碎瓦我可发了愁。
再次募集战争债卷，这显得有些不现实，我必须考虑政府的偿还能力，以目前的状况看没有三年五载财政状况很难好转，毕竟各地饱经战乱恢复生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钱从哪里来？更为挠头的是尖锐的土地问题，南方不同于北方，北方久经战乱很多都是无主之地，所以只要给农民足够的种子和粮食度过严冬和春荒，第二年便能自给自足。而南方则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很多地主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此时要是在南方宣布北方的土地政策一定会激发民变，可是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恶化，土地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那么就是将全中国都打下来又怎样，只能重复简单的改朝换代。
“打，就是将整个中国打个稀巴烂也要打！”我下定决心，必须拿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气魄来，更何况以我目前的军力绝对是最强悍的，还怕打仗么，我要打得他们心寒，既然这个决心以下，我也就放开了手脚，于是一道道命令从南京发出，送往全国各地的战场。
为了解决军费不足的问题，我宣布开始彻底清查江南占领区内的土地，按照个人持有土地的多少划分贫下中农，以及富农，地主成分，所有地主可按人口保留一部分的土地，其多余部分的土地要么上交，要么向政府缴纳土地赎买费，政府鼓励大农场主，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佃农和剥削，这些政策施行起来肯定会十分吃力，但是已经被我下了死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
为了稳定局势也为了安抚农民，政府同样规定凡四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轻壮男子可参加新军，服役一年以上可申请进入正规军发放军饷，申请未得获准者满一年后回到故乡可分得口粮田，这一举措完全是为了稳定农民，只要抓住了农民那么胜利只是迟早的事。
这一政策一经宣布在整个南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四处叛乱纷起，各地地主很快就被佐良玉等南明旧臣拉拢站在了我的对立面，当然贫下中农此时成了北方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参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使得军营人满为患。
“先生，你这样做不行啊，光养这些士兵我们的财政就无法维持，更何况还要支持一线的部队作战。”李岩愁眉苦脸的说道。
“那你让我怎么办，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就没有活路，还是要造反，我宁可让地主造反也不让农民造反，再说了这些地主造反正好，从即日起宣布凡是参与叛乱的地主一律没收其家产，被俘获后劳动教养5年。”我恶狠狠的说道，我可是长在阳光下的一代，社会主义的教育自然不能白受，虽然现在不能施行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还是十分必要的。
“先生，你？”李岩吃惊的看着我，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我是有意逼反这些地主的。
“李岩，你不需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将来你会明白的。”我意味深长的说道。
李岩皱了皱眉，摇着头走出了我的临时办公室，毕竟他生在官宦之家，尽管也了解民间疾苦但是远不如这样能在理论的高度来看待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彻底方法。
土地国有化势在必行，只有国家掌握了土地才能进行合理分配，这是一个涉及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长远之计，不容我动摇。土地的问题暂时就这样处理了，剩下的需要我的军队用刀剑和火枪来将这些政策彻底的贯彻执行。对于军队的掌握，以及军队执行我命令的力度，我从不质疑，因为思想教育和向士兵灌输服从命令的准则从未改变。
接下来的就是平抑物价了，南京被攻陷后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直线上涨，很多商人囤积居奇，想大发战争财，尤其是粮食的供应严重不足。
想难倒我没门，别的不说稻米我还是有一些的，尤其是这几年朝鲜连获丰收，并且经过改良，朝鲜的水稻已经在辽河嫩江平原开始大面积种植，与此同时早在明朝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的美洲玉米、花生、白薯等作物也在北方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使得粮食的产量迅猛增长。
当然这些粮食还没有在南方市场出现，大多作为战备储存在东北，偏巧从这一年起北方那些五年免赋的土地开始纷纷到期，农民开始以粮食形式上交政府，这也极大地提高了北方的粮食供给能力。
“告诉邓希晨的船队，不再在长江上瞎转悠了，干点正事，组织船队运粮。”我派人去给邓希晨送信。时间很快进入初秋，南方虽然没有获得丰收也总算是没有大灾，但是这并没有丝毫缓解粮食市场的压力，米价反而越来越贵，南京及周边城市的所开的粥棚不断增加，然而依旧不能满足饥饿的人群。
第十九章 粮食战役
随着南京米价的不断上涨，百姓已经苦不堪言，尽管政府一再征集粮食但是米商仍旧囤积，拒不放米。此时的南京已经米贵金贱，就是很多富户也开始为生计发愁，大街上卖儿卖女的现象屡见不鲜。
“先生，存粮已经不够了，照此下去就是粥棚也支撑不过五天。”李岩自从负责赈济灾民后就没有安生过，他现在总算知道穷日子有多难过了。
“再撑几天，邓希晨的船队估计7天左右就能抵达，在这段时间里发动驻守在镇江的战舰捕鱼，靠着长江我们总不能饿死。”我说道，心里盘算着怎样让这些黑心的米商倾家荡产。
“捕鱼？对呀，我怎么把这事忘了。”李岩拍着脑袋自责道。
其实不光是李岩忘了，就是我也忘了，我们有强大的海军优势可以在长江上纵横驰骋，但是却忘了船最基本的功能是用来捕鱼的，我也是在巡视江面时偶尔看到渔船才触发灵感的。
于是整个南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捕鱼运动，不管是儿童还是妇女都开始织网捕鱼，与此同时我下达稳定物价令，规定凡是南京城内的商人必须按照占领前的物价水平进行交易，凡违背者一律抄没家产。
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黑心的商人竟然想出限量供应的损招来应付我，每天平价米只卖出几斗，随后就宣布歇业。好啊，你不是跟我对着干么，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他们这这样做显然是看准了我曾宣布的保护商人法案，逼我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法案中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无故侵占个人财产，保证商人的合法利益和地位，我自然是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随着最难挨的7天过去，从朝鲜来的第一批大米终于运抵南京，但是这些粮食我只留了不到五分之一，其他的都通过民间形式以高于东北价格数倍卖给了南方米商，你们不是要囤积么，那么就囤积好了。当然这些米绝对不能让米商察觉是北方政府卖给他们的，所有的交易都是通过黑市买卖，一时间只要朝鲜的粮食一抵岸，就被抢购一空。
众人对我这种举动十分不解，只有随船来的邓希贤微笑不语。
“邓大人，先生此举是为何啊，这不是白白的便宜了那些商人么？”有人不解的问道。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邓希贤笑呵呵的答道，一方面开始清查南方的土地一方面继续鼓动北方商人向南方运粮，并且向他们保证最后一定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
“你们就放心吧，先生何时做过亏本的买卖，跟着先生永远有赚不完的钱，现在国库存银不多所以要依赖各位从北方收购粮食，各位就再辛苦一些，先生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的。”邓希贤对北方的商人说道。
“是的，是的，莫说挣钱，就是不挣钱我们也一样会支持先生的，没有先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众人纷纷表态。
事实上刨除运费，将粮食运抵南方赚头还是很大的，如此的情形一直维持了近一个月，直到南方的商人将手中的金银全部换成粮食，正在大做发财的美梦时，大股的北方运粮船才抵达南京，这一次运抵南京的不光是谷米，还有玉米和白薯等高产作物，这些作物的价格远比谷米便宜，但是南方的商人已经没有再消化的能力了。此时已经有商人意识到形势不对，从北方来的粮食似乎运之不竭，他们完全低估了北方的生产能力，毕竟他们对北方的粮食产量并不了解，真正知道这个数目的大概只有邓希贤。
当北方粮食开始大规模在南京出现时已经进入初冬，捕鱼受到季节影响产量开始下降，可是北方大量的粮食也开始在这时上市了，所有的粮食远远低于市价，以不可思议的低廉价格一举在南京掀起了购卖狂潮。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粮食管够，每天每人限量发售，任何人不得多领冒领，否则一律从严处理。”负责分发粮食的士兵一边分发粮食一边大声宣传道，此时的南京已经开设了二十余处赈济点，所有接受赈济的难民都被登记造册，按天按量分发粮食，当然这些粮食都是粗粮仅够糊口，家境稍好的市民几乎都涌入由政府所开设的平价粮店，这里的粮食品种多而且价格适中。
“陈老板，这个李开阳如此大规模的赈灾这不是砸我们的饭碗么，我们的粮食现在可是一粒也卖不出去了，再这样下去我恐怕熬不住了。”
“张老板，你别着急，我就不信他李开阳的粮食是大风刮来的，能贱到这个地步，他这是在打压我们，逼我们降价，我们要是现在降了正好随了他的心愿，所以我们一定要挺住，等他李开阳的粮食都吃光了，就该求我们了，哈哈哈！”
“但愿是这样吧，不过我也挺不了多久了，当初好多卖粮食的钱都是借来的，钱庄正催我还钱呢！”
其实很多商人都是这样，由于朝鲜粮食便宜他们都起了囤积居奇的心思，一起瓜分到岸的粮食，造成市场粮食短缺，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到后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局面不得不借贷。
邓希贤在这方面绝对是行家，他将朝鲜粮食到岸的数量控制的刚刚好，除自留一部分外都以朝鲜本地粮食价格的三到五倍卖出，同时暗地操控地下钱庄借钱给这些想趁机取利的商人。
结果时间还没有到一个月，北方粮食大规模抵岸造成粮食价格大幅下跌，随着这个时间的不断延长，南京的粮价已经基本和北方持平，这可苦了那些投机商。粮食并没有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用竭，结果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很多人都后悔应该一早把粮食放掉，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逼债的开始纷纷上门。
应该说整个江南的钱庄都受邓家的影响和控制，在朝鲜的白银储备远远超出政府所能承担的范围后，我开始鼓励民间创建融资机构，就是将民间的散钱集中起来利用北方的白银优势在南方进行大规模的商业行为，钱庄就是获利最丰的行业之一。这也是一度导致南明政权的银根紧张，军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上不断打压南明政权。
随着还债日期的日益临近，粮商们不得不变卖手中的粮食，可是他们却遇到了我的价格攻势，粮食往往是一日三价，早上粮商们为了招揽顾客将粮食价格规定在政府价之下，到了中午政府价格也跟着下跌，总是保持低价优势，这样一天下来粮商手里几乎一粒米都没卖出去。
“陈老板当初就是因为听你的话我才没有将粮食放出去，现在倒好了，想放都放不出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再有三天催债的就上门了，我现在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清这些钱啊！”
“张老板，我又何尝不是，李开阳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里逼么！”整个南京的粮商大多都是负债经营，随着粮价的下跌这些人的财产不断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