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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来之前孙纲就已经知道了，他现在正在保定军校就读，在军情总处找到他之后，他知道是孙纲想见他，就请假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虽然现在按照级别，他完全受得起蔡锷的敬礼，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感觉有些惭愧的。
眼前的蔡锷和电影里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身形略显瘦弱，但眉宇间却有一种自然英武之气，而他的谈吐很是文雅，孙纲在心里暗暗称奇，感觉他将来肯定也是象周瑜一样的儒将一类的人物。
由于后世对蔡锷的景仰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孙纲是抱着求教的目的和蔡探讨他在《军国民篇》里所讲的关于国民性的问题，蔡锷来见孙纲本来还怀有一丝忐忑，但现在看到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军务部长居然这么好说话，拘谨之意很快就一扫而光，两个人随即开始象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样热烈的讨论了起来。
孙纲向蔡锷谈起他在文章里写的关于“陶铸国魂”的问题，关于“国魂”具体是什么，蔡锷在文中并没有说明，实际上蔡锷也只是笼统地指出“国魂，渊源于历史，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
然其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渐。其得之艰。则失之也亦匪矣。是以有自国民之流血得之焉。有自伟人之血泪得之焉。有因人种天然之优胜力而自生焉”。想要具体说明地话。恐怕就要困难多了。
孙纲和蔡锷以这个“国魂”地论题为引子。进行了旁征博引地讨论。孙纲“渊博”地学识让蔡锷大吃一惊。而蔡锷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地独特见解也让孙纲深受启。
蔡锷告诉孙纲。国民性地问题其实是内在于“民族主义”地一个问题。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地存在。“国民”才得以现。现代民族国家地“国民”除了应具备健康地体魄以外。更应该具备健全地精神。
蔡锷曾经和梁启超探讨过关于中国人地国民性问题。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独立自由地意志和公共精神。蔡锷认为这些缺点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地主要障碍。
现在地华夏共和国。虽然已经在心理上得到了中国人民地广泛认同。但蔡锷认为。华夏共和国地基础其实并不牢固。
蔡锷指出。目前中国各阶层民众好多是为了一个“利”字而聚集在华夏共和国地龙旗之下。中国各阶层民众现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地现代“国民”。一旦这个“利”不能保证。华夏共和国就可能失去存在地基础。最后在内因和外力外国入侵地双重作用下轰然倒塌。
蔡锷说，一个国家国民的国民性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国民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盛，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和国家的“共同达”，而“国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夫以国家而使国民得其安全达，又以国民而使国家得其安全达，此为国家政体之目的。若偏重于国家，则必减少国民之幸福；若偏重于国民，又必摇动国家之根本。究之一方之
达亦不可得，遑论二。故惟有并重，而无可偏歧
蔡锷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目前新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也就是说，国民性的改造是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条件。“目前规制未全备，民智尚未大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中国现在的情况，正好处于“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如果忽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中国的各方面改革仍将陷入倒退，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能由表及里”，终将无济于事。
孙纲对蔡锷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他毕竟是从后世穿越来的，关于这个“国民性”的问题，他深深地知道，即使是在后世，也并没有解决好。
梁启超就和孙纲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可谓至哉斯言。
在真正的“大同世界”出现之前，这句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蔡锷还认为，应该把“国家”塑造成为“国民”身体和精神忠诚的唯一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来重振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蔡锷指出，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倡导“军国民主义”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现在中国面临着外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则以“尚武”为目地的体育精神就应当被列为贯彻到国民教育当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凡各中小学堂各种教科，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为了体现对学生体育的重视，国家应该重视各种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新式学校教育的特点在于统一的学制，学生的身体健康应被纳入标准化的规制中。“入学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六点钟”；“所定读经讲经钟点，悉用中学堂例，每星期读经六点钟，讲经三点钟。”钟点时间的运用“不但及于教育制度的结构化，同时也塑造着其中每一个教化性身体的活动”，学校教育体系应当成为“我政府进行国民身体精神改造的一个最具体的动作”。象对于政府当局已经采取的禁绝鸦片和禁止妇女束胸缠足的措施，还应该加大力度，不能只局限于城市，还应当深入到乡村。
孙纲和蔡锷讨论后认为，对于现代的国民而言，比健康体魄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健全的精神，一个不具有公共精神、权利观念和爱国意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个穿越，孙纲知道，国家观念淡薄的中国式“看客”曾经是鲁迅先生笔下讥讽的对象之一，也是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的力量唤醒中国的民众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因为他们受传统封建社会“教育”影响太久了的缘故，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安于做一个消极的“臣民”。
其实俄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记不住是谁说的了，“俄罗斯人喜欢受鞭策”！
这样的民众，极少能想到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和对国家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长期的统治有关，一位西方学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情况就曾尖锐的指出，“在政权的统治下是没有‘爱国’可言的”！
而象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样，一个的政权也不可能允许普通的民众享有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
梁启超曾对孙纲说过，国家与国民或说国权与民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夫国何？积民而成也。国政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了建设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古之帝王以天下太平为政治之目的，今之君主掌国以国民达为政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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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九十）可以不择手段
蝴蝶效应之穿越甲午（五百九十可以不择手段
在现阶段。中国的国民素质还不足以支撑中国政治制；入改革〈也就是立宪民主政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因而必须有一个“预备”或者说“过渡”的阶段。也就是说。既然人；尚处于“”状态。那么现阶段的国家政府或社会精英的“监护”就是必要的。只有当中国民众脱离“”期并成长为“理性”的代国民”之后新的政治制度（立宪政体才有可能在中国扎根芽。
在中国这样一个“制”传统浓厚而缺乏“宪政”传统的国家。对民众进行“监护”的前提是国家政府身必须是强有的。而目前的华夏共和国政府在这方面还迄待加强。
象这一次广西险些爆发大规模的叛乱。就暴露了夏共和国政府在处理紧急事态方面的软肋。
蔡的话给了孙纲大的启示。让他对以后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让中国真正的强大来有了更深一步的打算。
时间在孙纲和蔡兴致勃勃的交谈中飞快的过去。对于目前还是保定军校学员的蔡。孙有一种相见｜晚的感觉。在谈话结束后。孙纲露出了想让蔡先进入军务部任职意思。而蔡却婉言谢绝了。
“学业未竞。又不部长曾经纵横海陆战场。战场实际经验丰富。我还是先完成军校学业。再在军中实历练才能真为国效力。”蔡笑了笑。说道。“长爱惜栽培之意。我心领了。”
孙纲看着面前年青蔡。明白他的心意。点点头。
在刚才的谈话当中。孙纲就已经听出来了蔡为自己没有能够亲自上战场感觉非常的遗憾。
孙纲送走蔡的时｜望着蔡那瘦弱却坚定的身影。不由的暗暗叹息。
希望蝴蝶效应能够改变这位年轻有为地军人地命。让他不要象以前历史里的那样。三十几岁就英年早逝。
在送走蔡之后孙纲去政务院见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和他们讲了一下此次在南方的巡视经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对他和安全总署处理发生在广西的突发事件地迅速和果断十分欣慰。这些老人因为孙汶去世地关系。情绪上有受了打击再加上国内和国外发生的事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他们现在看到精力旺盛日益成熟的孙纲。话语里不自觉的都露出了羡慕之意。
说道。“那里一旦出了麻烦。荫昌恐怕很难压下。弄不好又的你出手。”
“晚辈正在时刻关注之中。”孙纲点了点头说道。“西北一旦有事。我陆军正初创之时恐难以为力。最好能将事态扼杀于摇篮之中。只是那样地话。恐怕就的使一些非常手段了。”
他回来后已经的到了报告。哈萨克各部欲重新归附中国者甚众。结果引起了俄国人的恐慌。俄国人一面加强对“俄属突厥斯坦”的控制。一面挑拨新疆等地的民族关系。结果新疆现在的回族聚居区发生了和汉人的冲突规模虽然大。但苗头却是十分危险的。
“非常时期就用非常手段。”张之洞说道。“广西那里你｜手是狠了些。光贪官就杀了六十多人。弄那边现在人自危。但毕竟因此把民愤平抑了下没有酿成大乱。所以手段狠一些也不要紧。”
“敬行事颇有荃和左文襄年的风骨。”王文韶在一旁笑着说道。“少荃苏州杀降。左文襄平定陕甘。杀戮虽重。然为子孙万代计。手段狠一些。也就不要在乎了。”
孙纲苦笑了一声。有说什么。
任厚泽打着他的旗号在广西大开了一回杀戒。虽然使广西“民怨大畅”。但这些帐最后却全都算到了他身上。加上坊间早就听说他在海参作战时砍了一违令之将脑袋的“传闻”。使的外界改变了对他“宅心仁厚”地看法。让他着实郁闷不已。
不过听王文韶这么一。他的心里还算能舒服些。
当年因为“苏州杀降”事件。李鸿章也是让人骂的狗血喷头。还因此差点和戈登闹翻。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后来李鸿章自己在禀明母亲的书信中也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的不为”。当时曾国藩接报后。也并没有因此指责李鸿间做不对。而是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对比左宗棠在陕西对叛乱的回民的杀戮。李鸿章在苏州屠杀太平军降军的事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陕西在清代本是回民大量聚居的地区。可孙。到了后世。陕西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