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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宣传也很重要的，因此需要在世界各国都建立‘水军’部队，这些水军负责在报纸等舆论上宣传中国商品的各种好，同时在普通生活中也要到处宣扬中国商品的好处。
汽车、家电等等，都可以宣传。
这些水军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要知道一个推销员的推销成率非常低，而亲朋好友的介绍推荐成率则比推销成率高出几百倍。
一个商品能够流行，必然离不开这种亲朋好友尝试之后的推荐。
在未尝试之前，可以通过水军的建立来达成。
搞来搞去，则有点像是传销了。
传销的成率确实是高得吓人，不过中国华夏会要在各地建立的水军，并没有到传销那种程度。
传销是一个奇招，这个招数太早使出来就发挥不到更好的效果了。
夏钧打算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那段时间再用传销这个手段，把挤压的中国货物给销售出去。
按照原来的历史，也就是1929年。
传销这种招数在短时间内世界各国反应不过来，他们不会在传销发生后进行禁止，只有当传销流行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反应过来。
到那时，中国早就把挤压的货物以传销的手段卖往全世界了。
因此夏钧不急着把这招数提前弄出来，现在用虽然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可以使中国商人赚上一笔钱，不过对于现在经济相对还很景气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且这会让各国对传销有了警惕，等这种行为被禁止之后，销售量还是会被拉下来，会造成市场波动。而到1929年的时候就无再使用这种手段了。
以奇制胜，这也是当前中国资本在还无完全与美国国际资本相坑横的阶段所需要具备的一个特点。
同时中国资本此时也不是完全无与美国的国际资本相抗衡，因为中国的资本在科技技术上要比美国更强。
这次博览会显然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华夏会调动手上掌控的世界各国的舆论宣传下，中国的民用飞机及民用汽车在各个国家都打响了一定的名气，而在业界中，中国的飞机与汽车的名气则空前的大。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的民生发展不好，中国重点在德国招揽技术工人，使得中国的人才缺乏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各方面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开始增加。
站后才是真正的，中国内部经济走上高速发展的阶段。
每天都有德国技术工人乘船来到中国，德国因为战争的原因，因此经济已经萧条下去了，此时还未恢复。
而随着德国的资本政府上台，为了支付赔款而增加了税收，更使德国的民生情况开始下降。
那些有技术的工人来到中国工资普遍都很不错，可以让他们在中国享受到不错的物质生活。
英两国也有不少技术工人来到中国，美国同样也有。
对于这些外籍技术工人，有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把那些容易泄漏技术的个岗位都由华人技工担任，而那些不容易泄漏技术机密，又必须由熟练的技术工人进行操作的岗位则给这些外籍技术工人。
泄漏一些技术机密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大量聘用外籍技术工人的一个代价，不过夏钧显然不担心这个问题。
技术被追赶上来了，可以继续出更高级的技术嘛！
……
在中国举办飞机与汽车博览会的时候，英美日三国正在积极与苏维埃红军政权接触，斯大林很快明白了英美日三国的心理。
英国是世界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美国是资本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日本是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以及扩张受到了阻碍。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中国。
为了苏维埃红军能够与中国进行抗衡，美国英国及日本都给出了各自援助俄国苏维埃建设重工业的计划。
有重工业就能制造军火，就能够打仗。
这一时期，几乎是斯大林要什么就有什么。
要飞机技术，给。
要战车技术，也给。
要什么技术就给什么技术，同时美国还援助了苏维埃一的批工业设备，并且还派遣了技术工人和工程师前往苏维埃进行生产指导。
而斯大林此时正在集结的部队准备对突入腹地的中俄联军进行包围，此时苏维埃红军已经集结了近六百万兵力。
可以说极为疯狂。
然而让斯大林郁闷到吐血的是，中俄联军根本不中这个套，拖进到伏尔加河一线后就不再向西推进了。
而是转向南部高加索地区，本来斯大林以为中俄联军打下高加索地区后就会进攻苏维埃腹地，因此故意让高加索方面军放水，以激起中俄联军的情敌之心。因此使得中俄联军轻而易举的就攻占了高加索地区。
但中俄联军攻占了高加索地区后，却不再向前推进了。
这如何能不让斯大林几欲吐血，此时苏维埃红军动员的兵力可是六百万啊！而且此时正是农忙时节，动员这么多的兵力，等于是在破坏农业生产，这样的代价只为给中俄联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换取几年的安稳发展时期。
然而这显然是一个奢望。
中俄联军在打下高加索地区后，随即转向防御，一点也没有继续向前推进的意图。
中俄联军之前放出了诸如‘全面反攻欧洲’‘打到圣彼得堡’等等口号，等于是放屁一样。
然而这样的口号把斯大林吓得不轻，因此才疯狂的发动人民，并决定以人民的汪洋大海淹没的中俄联军。
结果折腾了这么长时间，中俄联军却不打了。
斯大林在对敌占区进行情报侦查后发现，尼古拉二世的新俄国正在大做人民思想工作。
这让斯大林感觉浑身发冷。
没有了人民的支持，苏维埃还是苏维埃吗？苏维埃还有战斗力吗？
想到这个问题，斯大林开始对发展重工业有了迫切的需求。
依靠人民还是要依靠的，但绝不能完全的只依靠人民，还得修练自身的战斗力，才能真正与中俄联军抗衡。
而此时的国际局势对苏维埃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中国的崛起已经引起了英美日的极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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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1章：中南半岛危机
4月13日，斯大林发起的世界共产国际大会正式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组建国际共产组织的概念。
诸多国家都有代表，连日本都有**代表，唯独中国没有。
中国并非没有**人士，只是此时中国时局安定，并且社会舆论对于**比较厌恶。
各报纸上最为经典的评论就是：“对于共产，不过是手痛砍手，脚痛砍脚的一种做法，他日若是头出了问题，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头砍掉呢？”
商人是社会当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织群体，这个群体出毛病了，要治疗是肯定的，但直接粗暴的砍掉，那只是一个半残。
夏钧不把俄国苏维埃放在心上，就是因为俄国苏维埃是个半残。
俄国会出现**革龘命，其主要原因就是商人出了问题，商人没有与人民互相依存，而是极尽的盘剥，导致社会矛盾太过剧烈，因此出现了革龘命，这是必然结果。
中国此时不一样，中国走的是一个各阶层人民平等的路线。
商人虽然有钱，但商人没有特权，商人也不能用钱去践踏普通民众，不管是富商巨贾还是扫大街的，其人格地位都是平等的。
要想消除商人在这方面的特权，首先一个就是执法要严，第二个就是法官不能被商人贿赂。
金钱有时候的腐蚀能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夏钧搞了双保险。
不仅在法律上对那些践踏普通民众人格和尊严的商人进行制裁，第二个就是在华夏会内部再树一会规。
华夏会对商人的道德品质有要求，如果一个商人的道德品质没有达到要求，将被整个华夏会的商人排斥。
如何判断一个商人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用钱去践踏普通民众的人格与尊严。
整个社会已经走上了有意识的约束商人的路线，因此此时中国的状态比**更好得多。
那些**人士有的放弃了信仰，有的依旧坚持。
但此时中国和俄国苏维埃红军正在前线打仗，他们跑去参加会议，这不是卖国行为吗？
这次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会议，实际上是俄国苏维埃在开展世界间谍活动，他们通过各国的**人士的网络，开展间谍活动。
中龘华帝国对于这次莫斯科国际共产会议高度重视，并且派遣了人员进行刺探，同时夏钧要求进一步统一中国各阶层的思想。
中国舆论开始集体对于**和资本主义及民龘主自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此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们的思想已经趋向于成熟和理智，因为随着中国的强大，所走的路线和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
正是中国以自己的道路走向复兴，使得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们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崛起道路并不一定是合适中国这样国情的。
中国有中国特定的国情，中国所走的道路，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
同时中龘华帝国政龘府的目标和很多国家是不一样的，本质上虽然都是统治者，但中龘华帝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人民着想的政龘府。
就以鼓吹民龘主自由的美国来说，他们的政龘府本质上只是一个工具，一个资本家们的工具，资本家公然贪污，并且不负担任何政治责任。
而政治责任是政客负责的，政客虽然承担了政治责任，但资本家们会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卸任后可以很富裕的生活。
中龘华帝国的政龘府却是与美国有本质的区别，中龘华帝国政龘府的根本目的是为民族服务，而不是完全为了资本家服务。
而扶持民族资本家，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了服务民族。
中龘华帝国是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群体。
正因为如此，民龘主自由在中国就完全无法施行，因为民龘主自由就意味着绝对的自私，从而损害到民族利益。国际资本正是鼓吹这样的绝对自私，以分化世界上各个民族，从而使他们能够成功的奴役其他民族。
因此，民龘主自由在中国绝不能走的一条路线。
不仅是现在不能走，以后同样不能走。
但一定程度上的民龘主是可以的，但不能是绝对自私的民龘主，而且限度不能太大。
不走民龘主并不意味着政龘府听民众的意见，很多人都认为，一旦走了民龘主，政客们才会听民众的意见，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正如日本，他们一年可以换十几个首相。是的，这些首相的确是被人民给弄倒的，但一个个新的首相上来了，执行的政策还是保持一致，都是国际资本交给他们的任务。
这些政客不怕承担政治责任，他们不过是资本家的挡箭牌。这块挡箭牌报废了，他们还有新的挡箭牌。那些政客当了挡箭牌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到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
若是走上民龘主，其结果就是一个政龘府被资本家及黑手党操纵，或者是资本家联合黑手操纵一个政龘府。
贪污这个问题，在一个国家当中，只要政龘府高层肯去反腐，**都不会发生。
一个商人操控的国家，因为商人的资本要运作，因此**的官僚就不能存在，因此在下层方面的官员是无法**的。但商人要操纵一个国家，就必然会使上层**，上层必然会收受这些资本家的贿赂。
同时商人掌控的国家最大的贪污行为就是商人，他们通过操纵政龘府，使他们从国库中公然贪污。
这种贪污名义上是商业行为，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贪污。
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种高层不贪污，又约束下层官员不能贪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