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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兵力不足，为免陷入宋军重围，不敢在汴京久留。先是扶植张邦昌为傀儡皇帝，接着掳走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劫走宋国的技艺、工匠、娼优和府库畜积，于1126年十一月引兵北上。金军在汴京停留二个月，跟原史的六个月相比，缩短了四个月。
六月以来，西北军二面作战，战事相当艰苦。西面，我军以寡敌众，渐次往后退守，自南向北，夏军进占青唐（青海西宁）、湟州（青海乐都），隆德（今宁夏）、泾源（今宁夏），盐州（宁夏盐池）、定边（今陕西），府州（陕西府谷）、保德（今山西），我军退回兰州、熙州（甘肃临洮），渭州（陕西平凉），保安（陕西志丹）、横山（今陕西）。
东面，大同战役后，金军退回防御，我军随后跟进，这个时候不宜分兵西进，增援西面。否则金军的压力一减，势必南下和西进，我军东部失守，必将影响整个战局。河南的金军退回河北以后，四处镇压河北义军，开始巩固已占领区。宋人在河北、山东一带有多支义军，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是八字军，因义军脸上刺着“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故称八字军。
金军此前的作战是流动战，一路长驱直进，打下一个地方就走，因女真人少，无法打下一处控制一处，此为先天不足。
四八 新学
为推行改革，批驳保守派的论调，几个措施如下：一、开展改革与保守的讨论。宋国弊端重重，在外寇的铁蹄下，宋人已经被打醒，墨守成规，只有走向灭亡。二、提拔重用改革派和改良人士，在宰相府设变法司，以吏部尚书邓肃领衔，推行新政，考察官员的改革成绩和改良成效。三、创办刊物，登载改革理念和变法主张，以舆论引导民众支持变法。四、弘扬科学文化，在官学中传播新学。
引入后世办报的经验，指导户部的人士编辑、出版《新报》。先不定期出刊，以后看情况确定是否定期出刊。开头几期数量较少，赠送给各界人士，后来向民间销售。
为了增加刊物的吸引力，在《新报》上同时刊载大政方针，时事动态，财经信息，故事大观。大伙对报刊感到新鲜，老百姓对白话故事特别感兴趣。刘通是没空执笔的，他的故事是口述，由文秘人员整理后刊出，应刘通的要求，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这对推广白话文肯定有好处。当然，古典志怪小说、时人的文言小说同样受人欢迎。
关于文言和白话的争论，同样允许在《新报》上发表见解，支持白话的用白话发表文章，支持文言的自然还是使用老三篇。对于是否赞同改革、是否支持白话，派出专门的使者到民间采访，同时进行民意测验，尔后在报刊上予以公布。
刘通已经好久没有大的怪招面世了，而今的《新报》和白话，使平静的水面再次掀起波澜。除了办报，还组织专人翻译文言科技作品，将文言原著与白话译著同时推向社会，那本《梦溪新书》与《梦溪笔谈》便于此际一同付梓。这些措施的出台，使得一些老古董们大叹世风日下。他们叹归叹，新政照样得实行。要是等论战完再来试行，黄花菜早凉了。
此外是推广新学，新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哲学。《哲学》还有一些文言成分，《数学》《物理》《化学》都是白话。宣扬科学文化当然要大众化语言，若使用文言介绍，岂不变成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了。
在《哲学》的唯物论中，开宗明义：天地玄黄，唯物系之，芸芸万物，不以意生，不以意灭。皇天后土，一尘一事，皆循定律。宇宙之行，存亡之机，自然之理也。
在论及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时，如此阐述：宇宙浑然，聚而成星。始而为一，一而生二，二而生三，三生万物。世有万物，而后有人类。人类之既诞，而后知万物。人乃物之圣灵，能知物理、识规矩，得闻大道。人之意志可返于万物，然则不可游离于物质而独存。神怪精灵皆由人之意念而生。天下熙熙，物在意先。万物为首，意念次之。物之不存，人之何在？人之不存，意何附焉？是故天下乃物之天下，三千世界，皆源于物质。
刘通对文言，颇感不耐，推广白话文，很有必要。白话文的好处多多，一是大众容易明白，二是易于学习和掌握，三是易于交流和推广，四是有利于科学研究。只有白话文真正为广大民众所拥有，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繁荣与科学的昌盛。
报纸、白话已经够惊人的了，接着又出了新学，无异于暴风雨之后再来一场地震。物理和化学虽然是初级知识，但其中一部分内容对古人来说，是天方夜谭。
此时的刘通身份已然不同，他的一言一行自非昔日可比，权威性与信服度都提高了档次，世人开始对他重新审视和评价，刘中明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难道世间真有生而知之者乎？
自从刘通来到异世，始终处在风口浪尖，成为当世的焦点人物。民间对他的传闻不断，神奇怪诞，五花八门。外头的人们迷惑不已，亲朋戚友也是琢磨不透。世间本就存在许许多多无法解释之事，中国上古三大奇书《易经》《山海经》《黄帝内经》，古埃及文明、玛雅文明，等等等等，以古代的条件、古人的学识，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到了21世纪仍然是不解之谜。
茹碧二人有时会问刘通，你到底是谁。刘通戏称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二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不是说世界不存在神仙鬼怪，哪里又冒出文曲星来了？刘通笑道：不是文曲星，是天外来客，我来的那个地方比仙境还好。茹碧自然不信，孩子们却感兴趣，要刘通讲讲天外仙境是什么样。
刘通把后世文明告诉孩子们：在遥远的星球上住着许多天外客人，那里到处都是神奇的景象。地上有奔驰的汽车，天上有快过雄鹰的飞机，水中有疾驶的轮船。有电视、电脑，人们坐在家里就能够看见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几千几万里之外可以用电话交谈。孩子们满是神往，这不是仙物又是什么？
改革是循序渐进式的。把握不大的，先搞试点，不行就停止，可行的推而广之。各地情况不同，可不能搞一刀切。王安石变法，半途而废，可以说是失败了。改革是艰巨的，改革的度和方式方法都不容易掌握。
在赞成和反对改革的人士中，论辩最为激烈的当属太学诸生。太学生学识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起道理一套一套。人们不怕辩论，只怕压制言论、搞文字狱，幸喜如今政策开明。道理越辩越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所带来的新气象有目共睹。
一些保守派对改革虽然持异议，对抗战主张倒是十二分的支持。太学生陈东、崇仁布衣欧阳澈等人虽然远在江浙、河南，却也著文反对西北的改革措施，他们词锋犀利，论述精辟，名气甚大。因其名气响亮，又主张积极抗金，为赵构所忌年八月，赵构用黄潜善之议，欲杀陈东、欧阳澈，二人被西北人士救出。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到西北后，耳闻目睹之下，逐渐转变了看法，从反对革新的排头兵变成了支持改革的先锋。
四九 改制维新
改革事关民族兴衰，改革的成功与否，必将影响未来的格局和历史走向。欲复兴华夏，强国富民，则需做好改革这个课题。首先是物色人才，选用干部。其次是解析时势，分析现状，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第三是制定计划，出台措施，摸索和积累经验，循序渐进。
在人才和机构方面，设变法司，从社会各界招揽人才。变法司的成员包括军界、政界、学界、工商界人士。靖难元年四月一天，太原朝会，专题讨论变法事宜。在刘通的坚持下，朝会的时间从五更早朝改为辰时。此时没有皇帝，众臣工向沂王深揖一礼，免去许多磕磕拜拜的繁文缛节。沂王给秦王刘通赐座，刘通坐在沂王的下手位。
刘通：“今日英才济济，咱们聚积这里，是为商讨富国强兵之法。三秦之地，原有一些新举措，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旧制弊端重重，造成了大宋朝的冗官、冗员、冗政、冗兵，致使我朝的政制、军制萎靡不振，百姓不堪重负，百业不兴，蛮夷胡虏乘隙入寇中原，大好河山惨遭蹂躏，田园荒芜，人民遭难。为扭转这种不利局面，亟需革故鼎新，去除积弊，实行新政，还望诸公不吝献言献策。”
兵部吕将：“弊政之害，历历在目，变法图强乃是唯一出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除弊害，如剥茧抽丝，急切难成。厘定新法，实施新政，当慎之又慎。稍有不慎，非但不见其功，反而害上加害。”此为老成持重之言。
礼部郭忠孝：“神宗朝王介甫（王安石）主政，实施变法，其意虽善，却是适得其反，不仅没给社稷黎民带来好处，反而带来更大的祸患，加剧了我朝积弱之势。古来变法大多难成，秦国商鞅变法，虽让秦国变强，但其严刑峻法，却招致速亡之祸。汉武实施新政，几乎造成叛逆。王莽以变法复古为名，遗祸百姓，致使天下人揭竿而起，西汉与王莽政权随之覆亡。前车之鉴，我等需当详加查察。”郭忠孝，字兼山，原在西北军中任职，对易、庸二道颇有研究，后来开创兼山一派。
刘通：“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商鞅变法，有其成功之处，亦有其峻酷之弊。汉武、王莽的变法，不见其功，但闻其过。我朝熙宁变法，迄今不远，究竟有何得失，咱们先来总结一下。”
吏部范致虚：“熙宁变法，王安石所谓‘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实则穷天下之力，靡天下之财，夺天下之资以充府库，扰天下之民，乱朝廷纲纪。”
刘通：“能否具体谈一下？”
范致虚：“王安石变法，弄得官民怨愤，百姓尤受其累，最后流民四散。哲宗以来，朝廷内外皆有定见。以青苗法为例，遇上丰年和谷熟之时，由官仓高价购入谷物，遇上荒年和青黄不接之时，由官仓低价售出，如此一来一往，官库亏损极大，后期必然难以为继。实际上，各地官仓左手买进，右手立时卖出，谁也亏耗不起。此法还有一大弊害，以借贷给耕农的款项多寡论优劣，将款项强行分配下压，而后坐收三分的重息，地方官吏因此逼人贷款，此等做法，谁还敢去种田？”
他一口气说下来，稍歇一会，续道：“其方田均税法，为田多者所恶，他们想方设法虚报田亩。田地少的自然隐密不了，统共就那点田，还能瞒得住谁？而其田地之外的鸡鸭牲畜也被强迫登记，以此作为征税之据。此外，保马法规定，将官府的马匹寄养民家，又再加重农人的负担。市易法则与商人争利，官府统揽各行生意，挤迫中小商贩，使其失去所业，主事的官吏上下其手，高入低出，借机谋私。”其后，他还谈到将兵法、保甲法、免役法的弊端。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全面铺开，急功近利，过于理想化，不太切合实际。变法既触动士族地主的利益，平民百姓又受其祸，结果是中道夭折。
邓肃：“变法本身并无过错，而是变法者不得其要，所定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