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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学何分中、西。西人固然喜好研究天文地理、格物数学，国人对此亦是心得颇多。据在下所知，东林书院王锡阐、梅文鼎俩位公子在历法格物方面的造诣就堪称一流。再说，以东林书院在国学界的地位，若是能创办一所以国学为本的新式学院，定能兴我华夏之学！”王罡趁热打铁着鼓动道。他当然清楚在女皇的鼓励下，新式学校新式教育现今正在中原大地上如火如荼的发展。传统的书院必将随之衰落、淘汰。然而在筹办新学方面毕竟已有香江商会明珠在前。以杭州商会的实力若是单纯地遵循香江商会的办学方式很难超越对方。唯一的方法就是与东林书院这样的传统知名书院联手。
“王副会长所言甚是。现今某些好利之徒，流于表面，见西学受宠便屏弃中学。殊不知，勾股之术源自周公商高，因后人失之，才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可见所谓的西学不过是中土流失的学说罢了。”未等王夫之开口，一旁的朱舜水便迫不及待的接口道。需知儒林上下对现今西学盛行的状况可谓是忧心忡忡。但士大夫们却碍于皇帝的威势不敢公然与之正面对抗。只能通过报纸、开课讲坛等方式对新式教育进行抨击阻挠。但面对女皇的权势和香江商会雄厚的财力，这些抗争亦不过是在隔靴扰痒罢了。此刻，听闻王罡主动要求出自兴办国学，怎能不让朱舜水等人为之动容。
与一脸激动的朱舜水不同，年轻的王夫之似乎并没有被王罡大义凛然的说辞所感动。却见他低头思略了一番后，直截了当地反问道：“以国学为本，固然是好。不过据在下所知，香江商会等财阀资助开办的私立学院，在向学员教授学问的同时，往往还会酌以一定的手艺技能，名曰实业学校或专业学校。不知王副会长对此有和见解。”
被王夫之一语道破心机的王罡不由楞了一下，随即憨然一笑道：“这个嘛，不瞒王公子，商会出资办学校，确实也有为自己培养专业人才的意思。像香江商会开办的私立学校就往往会招收一些资质聪怡的贫寒子弟与之签定和约，一旦学子学成便要为商会工作上五六年，甚至十来年。我杭州商会自然不会去做这种误人前途之事。更不会借东林的名头行逐利之举。只是商会希望在学院的基础上再开办一所附属农校。”
“附属农校？可是教授务农的学校？”这下可轮到王夫之和朱舜水惊讶得一头雾水了。由于弘武女皇出身商贾，以商起家。传统的重农抑商正逐渐被商农并重、甚至重商抑农所替代。王罡身为江南商会却宣称要办农校，乍一听起来确实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准确的说应该是研究农务的学校。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既然商务都需要建立专门的学校进行研究，更何况是关系国家社稷根本的农务呢？正所谓耕读继世长嘛。”王罡得意的解释道。
“好个耕读继世长。耕读确实是吾辈读书人的一大传统。”朱舜水抚着胡须点头道。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固然是读书人的正途。但梅妻鹤子，以山林为友，以清风明月为伴，酒后放歌于微酣大醉之间，或者抚无弦之琴，或者听无乐之曲，亦是读书人心中招之即来的难以忘怀的情结。如此看来开办一所附属学院的农务学校似乎十分符合这一古老的传统。
然而王罡心目中的农业学校，可远没有朱舜水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事实上，与香江商会开办商学院一样，王罡筹办农业学校亦在为商会谋利。从玉米、土豆等美洲农作物的传入，到香江商会在北方草原养殖绵羊用以应对纱荒的举措，再到南洋财阀种植橡胶开发橡胶制品。王罡虽不懂农务，却也认识到了农业日后的巨大潜力。这里的农业当然不是指单纯的种植粮食作物。其中包括棉花、橡胶、油棕等等之类的经济作物，还有畜牧业与养殖业。而这其中的许多物种都从海外泊来的。如何让其适应中原的环境、如何增加其产量质量，以及马牛羊的配种等等问题，都需要有更为专业机构进行研究。因此在向工部尚书方以智咨询了一番后，建立一所农业学校，为商会开发新的经济作物、连带培养相应的管理人才的想法，便在王罡脑中逐渐形成了。
一旁的王夫之虽没有王罡想得如此之深。但博学多才的他亦隐约认识到了开办农业学校的重要性。却听他点头附和道：“嗯，农务学问亦是博大。其间涉及历法、气象、水土、地理等等诸类包罗万象。若是真能汇集成一学，确是天下百姓之福啊。”
“王公子不愧为东林才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公子名声与学识出任新学院的院长之职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王罡的一番话即是恭维，又是赞叹。确实，现今即了解西学又精通国学，即受年轻人推崇又为老一辈儒林士人所接受的青年鸿儒，当属远在燕京的黄宗羲与眼前的王夫之。前者乃是中华朝的开国重臣，又深受女皇的器重，名声与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王夫之凭借其对儒学一系列的重新诠释，亦同时博得了新旧各方学派的认可。
“王副会长言重了。而农，才过而立之年，何德何能当此重任。”王夫之依旧以他那特有的沉稳口气回复道。
“而立之年又怎样。那商学院的院长李光先比之王公子还要小上几岁，没上过一天私塾，不照样做了院长。”一提起李光先，朱舜水气就不打一处来，在他眼中那个不学无术的李蛮子仗着有女皇宠信更本没把文教部放在眼里。他在商学院安排的那些课程发表的那些言论，简直是对礼教的亵渎。
“朱大人此言差矣，那李院长虽说没有上过私塾念过县学。可人家终究是女皇陛下一手栽培出来的天子门生。而今更是在代表天子向天下学子布道天子之学。自然不是一般书院的院长可以比拟的。”王罡直言不讳地说出了朱舜水等人的痛脚。
果然，给王罡这么一说，原本还哼哼着的朱舜水即刻就没了声响。毫无疑问，所谓的天子之学与传统国学间的矛盾，早已成为了如今中原儒林最大的心病。早些年由于外有鞑虏威胁，内有流寇肆虐，加之南北儒林在学术上本就存在诸多分歧。因此江南儒林选择了与岭南的学派携手一致对外，在舆论声势上全力支持当时还是大明首相的孙露。至于期间孙露颁布的诸多有违三纲，甚至大逆不道的政令，均被众人以“国家身处乱世”、“乱世用重典”之类的理由给敷衍过去了。可现在内乱已平定，鞑虏的威胁也已消除，国家已然从“离乱世”进入了“升平世”。那该是恢复中原礼教秩序的时候了吧？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心存幻想的士大夫们清醒了过来。正如打破的瓶子无法恢复，想要将打破是礼教再重新框到人们的头上更难办到。何况现今的女皇陛下还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将她的天子之学发扬光大。而他们也十分清楚所谓的天子之学，其实就是女皇从海外带来的“西夷之学”。历来中原的士大夫都一直坚持着“用夏变夷”的理想。而中华文明也确实不止一次将落后的外夷教化成华夏的一份子。可现在的中华朝在制度上却与之前的中原王朝有着巨大的差别。如果说勾股定理之类的理论还能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找到渊源。那议会、宪法等等之类的东西明显的就是泊来品。使得士大夫们不得不认为朝廷现在是在“以夷变夏”。更让他们感到难堪的是，推行以夷变夏的始作俑者正是现今的弘武女皇陛下。这让他们想找一、两个“小人”、“奸佞”之流来含沙射影都不行。一边是执掌天下大权的皇帝，一边是传承千年的思想。如此抉择，着实让中华朝的士大夫们伤透了脑筋。
“其实我朝现今所行之制源于孔孟。只因孔孟生当据乱世，其太平大同理想无法推行实现。后又误于荀学之拘陋，乱于刘歆之伪谬，割于朱子之偏安。”眼见现场的气氛尴尬，王夫之不由欣然开口，打破僵局道。
“王公子你是说陛下现在所取的制度古已有之？恕在下才疏学浅，我中华两千余年来似乎从未听说过有哪一个朝代有过议院，有过宪法啊。”王罡不解的反问道。在儒学方面他虽然比不上在场的王夫之与朱舜水。但出身大户的他自小四书五经也算是背得滚瓜烂熟的。他实在是想不通，两者是怎么扯上关系的。
“这只是在下近日研习时，发现的一点心得而已。例如《孟子&；#8226；梁惠王下》中孟子在于齐宣王谈‘国君进贤’时，就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其中，左右者，即指内阁；诸大夫，上议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议院为与民共之。由此可见，孟子正是在向齐宣王阐明，升平世因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王夫之颔首进一步说明道。
“王公子说的太好了。朝廷确是在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而已。而西人之学也极有可能源自我中土。”似乎是恍然大悟了的朱舜水付掌应和道。其实有关孟子向齐宣王进言授民权、开议院的说法，他今天也是头一次听说。但在儒家孔孟的理论中，有许多深奥的道理是通过口说心授密传下来的，即所谓的“微言大义”。在儒家学者眼中这正是孔孟学说的精义所在。但这种“微言大义”并不是所有读孔孟之书的人都能发现和理解的，而只有极少数真正把握了孔孟精神的人才有可能发现、理解和发扬光大。如果真的能像王夫之所言那般将女皇陛下的天子之学、西夷之学追根述源到孔孟学说。那困扰着众多士大夫的“以夷变夏”危机便能迎刃而解。因此此刻在朱舜水的眼中，王夫之俨然成了这个时代把握孔孟精义的微言大义之人。
而在场的王罡亦被这种理论所深深吸引了。当然他并不在乎是以夷变夏，还是夷源于夏。但他明白对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不仅至关重要，甚至还关乎着国家社稷的命运前途。只要有需求，必然会有市场。因此一旦将这些理论汇集成册加以发布，将会引起的轰动，乃至带来的财富亦是不言而喻的。而此时又恰逢各地方议会开选之际，如果在特定的时刻将这些言论向公众公布，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似乎从王夫之的身上不仅嗅到了一丝千载难逢机遇的王罡不由在脑中飞快的盘算起来。
62 黄太冲怒驳伪科学 北诸府筹备开栈道
实事上，现今中华帝国中致力于糅合新旧学说的学者并不仅有王夫之一人。中原儒林的中西之争亦早在明末起便已鸣锣开鼓了。这种争论最初起始于天文学。虽然之前中国也曾两度接触过古希腊天文学，一次是唐瞿昙悉达译《九执历》；另一次是元明之际传入回历。但这两次接触时中国天文学仍很先进，根本不存在外来者取代之虞。即使明代在钦天监特设回回科，回历与《大统历》参照使用，也未曾出现过什么“汉回之争”。直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这一优势才被逐渐打破。经过文艺复兴时代的努力，此时的西方天文学已发展到很高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则明显的落后了。崇祯年间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这意味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被西洋之法所代替。而历法在封建社会是王朝统治权的象征物，这样神圣的事竟要采用外来的“西夷”之法，对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在难以容忍。因此《崇祯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