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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一击而中，以武烈王为首的大秦本土贵族先是利用太子西巡和北军建设，把蒙氏兄弟和司马空、淳于越等关东系重量级大臣全部“骗”出了咸阳，接着在风暴肆虐的过程中，绝不牵连除冯氏以外的其他关东系势力。
关东各派系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尤其像冯氏这样的“参天大树”假如受到损失，对关东其他派系攫取更多权力和财富有直接好处，所以初始关东其他派系并没有出手相助，相反，冷眼旁观者众，甚至还有落井下石的，但等到事态严重了，危机扑面而至，关东其他派系意识到冯氏这棵“参天大树”要倒了，这场风暴已经损害到他们切身利益，打算出手救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冲进风暴，即便是蒙氏也有可能被席卷而去，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大秦本土贵族没有对整个关东系实施打击，并不代表大秦本土贵族没有这样的实力，而是不愿意双方打个两败俱伤甚至玉石俱焚，最终危及到帝国安危而已。蒙武回京后瞻前顾后一筹莫展，李斯、周青臣、叔孙通等人更是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结果当始皇帝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冲杀在最前面的时候，关东系却踌躇不前，不敢和大秦本土贵族拼个你死我活，不敢把这场风暴推向全面失控的险境。
冯氏及其势力覆灭了，彻底覆灭，一夜间灰飞烟灭，就连东山再起的希望都没了。
始皇帝非常愤怒。冯氏是他的股肱之臣，这些年为他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功勋卓著，但大秦本土贵族竟然给了他一个大巴掌，在帝国建立之初就把这样一个受他庇护和恩宠的豪门贵族彻底摧毁了。这就是打他的脸，扼杀他的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
始皇帝毫不犹豫，奋力还击，罢黜了左丞相王绾，驱赶了王翦和麃公这两位老将军，驷车庶长公子豹也被其赶出咸阳回雍城养老了，武烈王公子宝鼎更是被其一脚踢到了北疆，中枢数名老秦系大臣也受到连累，不是被降职就是被外放。
齐王公子昌也遭到了始皇帝的严厉责斥，不得不上书请罪。齐王府相和山东郡县官长或罢免，或降职，山东官场来了个“大地震”。同样官场“地震”的还有晋中的河东、太原和上党三郡，河北、中原、两淮的地方军政官长也在这次风暴中大量更换。
大秦本土贵族，尤其是老秦人，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冲杀在最前面，损失惨重，尤其在中枢，更是遭到了沉重打击。
始皇帝趁此良机，重建中枢。
丞相隗状独揽相权的美梦仅仅做了三个月就被无情击碎。
始皇帝力排众议，以非常强硬的态度，破格提拔廷尉卿李斯出任大秦左丞相。李斯不仅仅是关东系的重量级人物，是寒门军功贵族的代表，更重要的他是法治的坚定支持者，是“集权”的急先锋。
这一任命，直接打破了豪门贵族对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直接让始皇帝和法家大臣们在未来的帝国决策上赢得了一定的优势，十分艰难地把帝国向“集权”的道路上推进了一小步。
接着始皇帝以公子豹告老还乡，皇族事务急需一位掌管者为借口，免去了武安公公子腾的太尉一职，让公子腾接任驷车庶长，主掌皇族事务。
主掌皇族事务的驷车庶长虽然位同三公，参与国事决策，但其在国事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岂能和主掌帝**事行政权的太尉相比？始皇帝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再一次打击了大秦本土贵族。
郑公蒙武出任太尉。关东系在国事决策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御史大夫由外戚建成侯赵亥出任。赵亥虽是外戚，但他是赵人，在大秦时日太短，没有自己的根基，无法被大秦本土贵族所接受，所以赵氏外戚必然要借助关东系的力量。
赵亥连升数级，不但进入中枢，还位列三公，这不但意味着赵氏外戚自“嫪毐事件”遭到打击后的重新崛起，也意味着大秦本土贵族失去了对帝国中枢核心位置的霸占。
至此，帝国的新中枢建设完毕。
右丞相隗状，左丞相李斯，太傅、上将军公子宝鼎，太尉蒙武，御史大夫赵亥，驷车庶长公子腾。六位上公大员，帝国的中枢核心，关东系占据了一半席位。
九卿中，主掌帝国财政的治粟内史和少府成为争夺的焦点。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让朝野上下目瞪口呆。
始皇帝下诏，甘罗出任治粟内史卿，赵高出任少府卿。
甘罗是楚人，赵高是赵人，都是来自关东的寒门军功贵族，但他们不属于关东系，而是依附于大秦本土贵族。从“集权”的角度来说，始皇帝肯定要控制帝国财政，重用与其政治理念相同的关东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甘罗和赵高的确符合始皇帝的需要，然而，这两位是武烈王公子宝鼎的部属，因此，始皇帝的这一任命就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了。
这是始皇帝与武烈王的妥协？由此进一步联想，这场政治风暴是不是兄弟两人联手的杰作？
接下来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似乎验证了帝国贵族们的猜想，这场风暴背后的秘密的确太多了。
两淮镇戍官长张唐回京，出任大秦的护军中尉。代替张唐镇戍两淮的是老秦人王昕。
江南镇戍官长杨端和回京，出任大秦的大监军。代替杨端和镇戍江南是楚人桓炀。桓炀是桓齮之子，之前是代王府的相。
北军西行辕官长、临洮侯羌廆回京，出任中将军，领蓝田大营。
武勇侯李信代替羌廆，主掌北军西行辕。
始皇帝在重用关东系大臣的同时，也没有继续打击大秦本土贵族，而是善加安抚，重新调用了一大批功勋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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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月，这场风暴的余波才逐渐平息。
最后的嬴家是始皇帝和中央。
始皇帝虽然失去了冯氏这个股肱，但借助冯氏的“死亡”，始皇帝重创了老秦贵族，并乘机打击和清洗了晋中、河北、中原和山东四地的地方势力，加强了中央对这些地方的实际控制。
始皇帝的脸被“打”了，但帝国中央对军队和地方郡县的控制力却得到了加强。从帝国的立场来说，这场政治风暴利大于弊，不但有利打击了地方势力和豪门贵族对分封的追求，也为帝国稳定中土和巩固统一果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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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春耕顺利结束，北方的夏收即将开始，随着笼罩在咸阳城上的乌云散去，大秦政局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好消息也从各地频频传来，最好的消息无疑就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叛乱终于给武力强行镇压了下去，中土终于艰难地迈进了大一统时代的和平时期。
刚刚结束的政治风暴历时近一年时间，席卷了整个中土，大秦的统治阶层遭到了重创，无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都在风暴中损失惨重。
侥幸的是，历史没有重演，这场由“分封”贵族集团发起和推动的政治风暴，虽然其本意是挑起始皇帝和武烈王的厮杀，让这对兄弟手足相残，但最终这对兄弟在共同的政治理念的驱动下携手抗敌，棋高一着，在形势最为危机时刻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反手一击，给了贵族集团以沉重打击。
当咸阳政局渐趋稳定之刻，大秦的统治阶层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始皇帝是中土之主，而武烈王是大秦第一权贵，两人的力量都过于强大，更让人恐惧的是，两人在政治理念和治国策略上取得了一致，所以不论是坚持“集权”的贵族集团还是坚持“分封”的贵族集团，在新时代来临之刻，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不得不暂时放弃蠢蠢欲动的心思，转而搁置本集团的政治理念，老老实实地沿着既定国策，集中力量恢复国力，稳定中土。
这一刻不论是中枢大臣还是中央官员，不论是地方封王还是地方郡县官长，都不敢再叫嚣着“分封”，以免遭到始皇帝的雷霆打击，也不敢公开鼓吹“集权”，担心激怒武烈王遭到致命一击，大家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跟着始皇帝的步伐前进，始终遵从咸阳宫的命令。
风暴结束了，在辽东建封国的事情再也没人敢提了，而即刻发动北伐的呼声也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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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在离石要塞的北军统率部召集东西北三大行辕官长，诸军将军等北军统率进行军议。
军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建设和发展北疆，确保北疆武力。
宝鼎拿出了建设和发展策略，其中第一条就是直道修筑。围绕着直道修筑，宝鼎拟制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其基本原则就是利用北疆自身的力量帮助咸阳修筑直道，比如调用军队挖山添谷以减少徭役征发，而参加直道修筑的将士一律授予军功，此策既节约了国力，又锻炼了军队，还给将士们赢得了军功，利国利民利军队，一举多得。
第二策就是大力推进以垦荒屯田为主的边疆农耕和以建设牧马苑为主的边疆畜牧，同时给予商贾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加快山泽之利的开发和利用，以此来推动边疆城镇和市榷的建设。
此策的关键是人口迁徙，边疆需要大量的人口，为此，宝鼎和北军统率们向始皇帝和中枢建议，把各地参加叛乱的罪犯及其家眷全部流放边疆，其中像胶东即墨、两淮彭城这些屡屡叛乱的地区，则干脆把城乡人口整体迁徙到边陲，而像江东等大江南部地区的叛民则迁徙到岭南，如此既能减少关东地区的叛乱，又能帮助南北两疆进行戍边和发展，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第三策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北疆镇戍策略。宝鼎的建议是，结盟河西大月氏，攻击云中匈奴人，以东西两翼的牵制，来帮助秦军在中路进军河南，占据贺兰山，继而把匈奴人在漠南的防线拦腰斩断，然后秦军利用河南的战略位置，向西与大月氏夹击匈奴的右方王诸军，向东则与代北大军东西对攻拿下阴山。
这一攻击策略是出塞作战，需要直道修筑的完成，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所以宝鼎联合北军统率上奏，恳请始皇帝和中枢马上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国力，不要再增赋加税，横征暴敛了。过度压榨中土之民，等于杀鸡取卵，是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最终会伤害到帝国，更影响到中土的稳定和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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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章送到咸阳，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意识到武烈王又要干涉朝政了，他这是以武力为后盾，胁迫中央调整国策，把以稳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调整为他所始终坚持的以“与民休养”为基础的致力于稳定中土的战略。
以右丞相隗状、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甘罗和少府卿赵高为首的中枢大臣借助武烈王公子宝鼎的这份奏章，马上举起了“休养生息”这面“大旗”，坚决主张“稳定”战略，要求实施“轻赋辨”之策，并有限度地重开市榷，鼓励私人营商。
始皇帝和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中枢大臣则坚决要求维持既定战略，维持既定的赋税和徭役政策，进一步遏制工商业，集财赋于中央。
“休养生息”之策对稳定帝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此策一旦实施，名义上是“让利于民”，“官不与民争利”，“先民富，然后则国强”，但实际上受益最大的是贵族集团和地方郡县，这将导致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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