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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诸侯，继而来换取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单靠武烈侯和北部边疆的力量去打南北战争？那假如南北战争久拖不决，再一次拖垮了大秦的中央财政，试问中央还如何控制地方？如何阻止分封了诸侯的功臣们乘机分裂大秦，破坏中土的统一和和平？
宝鼎当初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而担心中土在统一后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他没办法，一度沮丧甚至绝望。直到西南远征捷报频传，咸阳宫利用开辟西南之功再度扭转了政治上的劣势，秦王政也因为宝鼎所拿出的西南策略取得了成功而加大了对他的信任，他才借助北部边疆的新形势正式确立了进行南北战争的战略构想，试图以南北战争来转移国内一触即发的矛盾，并乘机把功臣们及其所属军队调往北部战场，给秦王政和咸阳宫赢得更多的时机来稳定国内局势缓解国内矛盾，进一步加大对地方郡县的控制，继而在未来成功阻御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
历史上秦王政就是借助“南征北伐”来达到了这一政治目的，其后更是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重创了攫取分封的豪门贵族，维护了中土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但因为南征北伐拖垮了中央财政，jī化了官与民之间的矛盾，导致秦王政刚刚驾崩便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大秦随即倾覆。
现在宝鼎改变了历史，“南征”提前完成，北伐还需要不少年的准备，这给了大秦稳定国内局势的时间，当务之急就是缓解中央财政危机，让大秦不至于因为横征暴敛而jī化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休养生息是不可能了，但最起码要让普罗大众活下去，要让他们看到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中土的普罗大众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各诸侯国的一代代君王们无不极尽压榨之能事，普罗大众的忍耐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只要能让他们活下去，那么就不至于出现“官逼民反”的极端现象。
咸阳宫打算把关东富豪迁徙到大秦本土，并让他们分散而居之，其目的正是要以暴力手段摧毁六国之民对大秦的反抗。普罗大众是单纯的，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但六国富豪们的利益受损严重，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利益，于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煽动普罗大众举旗叛乱。
宝鼎坚决支持咸阳宫的这一举措。此策不仅可以遏制六国反贼的叛乱，还可以断绝功臣们借助地方富豪的力量大力发展地方势力，同时也可以断绝两者联手谋反试图割据地方分裂大秦的图谋，另外顺便还能掳掠一番以缓解中央财政，可谓一举多得。
地方势力的发展因此遭到遏制和打击，中央也因此赢得了时间，可以继续维持对地方郡县的有限控制，这样当统一大战结束后，咸阳调拨功臣及其军队北上征伐匈奴的阻力就要小得多。功臣们在咸阳各种手段的轮番轰炸下，最终或许都将被驱赶到北疆战场，那对秦王政和咸阳宫来说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了，他们因此获得了足够的时间来控制和稳定地方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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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在言辞中透lù了一些自己对未来局势的分析，带着一点威胁，也带着一点劝说的意思。
隗状并没有考虑太长时间，便隐晦地答应了宝鼎的要求。
巴蜀人自身的力量毕竟有限，虽然隗氏统领新楚系不会被认做有蚂蚁吞大象的不自量力之嫌，但巴蜀人始终不能与当年的熊氏外戚相提并论，所以巴蜀人有自知之明，谨慎本份，先把根基之地掌控牢了，然后再择机发展。巴蜀人只有把自身实力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掌控新楚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巴蜀人即便有隗藏、李信之辈在关东大显身手，但至今没有公开介入到各大势力对新占领疆土控制权的争夺之中。
眼下宗室、老秦人、关东系和一些楚系贵族为抢夺地方控制权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彼此间的矛盾冲突也是层出不穷，唯独巴蜀人小心谨慎，不敢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唯恐遭到对手的打击。
隗藏如今在荆宛，镇戍江陵重镇，由此把巴蜀的势力范围大大向东扩张了一步。这一步对巴蜀人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步的成功正是得益于与武烈侯的政治交易。
李信在江淮战场上，不出意外的话，统一战争结束后，他可以在大江两岸的某个地方控制一定的地盘，但这对巴蜀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大江两岸将来肯定是宗室和老秦人的势力范围，关东系也从中插上了一脚，而远在岭南的东南熊氏十有**也要插上一脚，形势太复杂了，如其将来在那里处处受制，不如顺应形势，痛痛快快地返回陇西，承担起戍守京畿之责。假如陇西李在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再度建功，那对巴蜀人的发展来说就非常有利了。
宝鼎抓住了巴蜀人的要害，一打一个准，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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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宝鼎在与老秦人和关东系的谈判中，却是阻力重重。
老秦人是大秦的鼎柱，没有老秦文臣武将的浴血奋战，也就没有大秦的今天；关东系是大秦发展的源动力，没有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这一代代贤臣的不懈努力，也就没有大秦的统一大业。
有付出就要有回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大秦获得统一大业的同时，下山“摘桃子”的却是宗室，而功臣们只能靠边站。老嬴家是王族，王族理应“吃肉”，但总要给功臣们一块骨头啃啃吧？就算没有骨头了，至少也要给一口肉汤喝喝吧？
秦王政和咸阳宫太过薄情寡义。如果实施高度中央集权，功臣们不要说啃骨头和喝肉汤了，最多也就是站在锅边上闻闻肉香而已，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好在宗室们也被这一国策赶到一边，估计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喝一口汤。看看熊氏外戚的下场就知道了，即便是血缘亲人，如果你敢把手伸进锅里捞肉吃，对不起，我不是要砍你的手，而是要剁下你吃饭的家伙。所以宗室们也是忍无可忍，终于武烈侯跳了出来。
武烈侯拿出来的国策变革策略实际上只是照顾到了宗室，统一大业的丰硕果实不再由秦王政和咸阳宫独享，而是由老嬴家共享，而且还是秦王政一脉的嬴氏子孙共享。由此可以想像，就连武烈侯自己只不过凑到锅边喝口汤，更不要说那些功臣们了，他们还是一无所有。
我累死累活流血流汗帮你老嬴家打下了天下，统一了中土，最终一无所有，这还有没有天理？自古以来，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大周武王，哪一朝哪一代君王不是与自己的功臣们共享天下？中央集权，君权至上，这天下的一草一木就连空气都是你君王一个人的，这是哪一家的道理？
特定的时代决定了特定的思想，这个时代的人除了大秦的君王，没有其他诸侯国信奉法家学术，而大秦的君王之所以信奉法治，是因为太穷了，穷则思变，被关东诸侯国所摒弃的法家学术，到了经济和文化双贫瘠的西陲，就变成强国之宝了。如今一统天下，秦王政更进一步，试图把“法治”发展到极致，并用之统治中土，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个阻力不仅仅来源于关东诸侯国的普罗大众，也来源于大秦本土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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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无计可施，最终选择了“拖”字诀。
过渡策略的实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统一后的中土人在思想上的变化。思想变化得快，对大一统的认知越来越深，那么过渡策略实施的时间就越短。从历史经验来看，大汉帝国由郡国制过渡到中央集权制，大约用了百年时间，但那是建立在旧时代旧贵族旧文化几乎彻底灭绝的基础上，而现在宝鼎试图在这个时代这批贵族和这些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达到同样的目的，那么所需要的时间肯定更长，过程肯定更为艰辛。
宝鼎在与王绾、王戊的会面中，在与冯劫、méng嘉的交谈中，直言不讳地说到了这些尖锐问题。
如果大秦在统一后实施分封，那么中土必然再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不难想像，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而其他人就像关东六国一样灰飞烟灭。这个险是否值得冒？
如果大秦在统一后实施郡国制，那么顺应了时代，顺应了民意，大秦可以维持统一，中土可以维持和平，大家都能得到发展和壮大。大秦统一后百废俱兴，权力和财富有限，大家一窝蜂地去争抢，所得有限。既然如此，不如等一等，等到中土发展起来了，国力增强了，权力和财富更多了，大家再去争抢权力和财富，岂不是收获更多？
宝鼎甚至在密谈中做出了暗示，秦王政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离开这个人世的一天，他离开了，大秦难道还是一成不变？一朝天子一朝臣，君王和公卿大臣都换代了，谁敢保证国策还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执行？谁敢说现行国策五十年、一百年都不会改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昭襄王和武安君的jī烈碰撞是个教训，假如武安君先把邯郸打下来了，把赵国灭了，那历史肯定会发生改变。今天也是一样，假如今天我们和秦王政对抗到底，最终就是玉石俱焚之局，双方都是失败者，有必要吗？
宝鼎最后再一次做出了明显的暗示，你们所需要的，所想的，也是我所需要的，我所想的，但我认为，大秦富强了，我才能获得更多。
很明显的例子，假如当年昭襄王让步了，武安君和当年的功臣们能获利多少？即便分封诸侯，也不过一县甚至数县之地而已，但现在呢？现在假如分封诸侯，我们能拥有多大的疆土？所以不要急，yù速则不达，慢慢来，尤其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
宝鼎的劝说最终起到了作用。事实摆在这里，一旦爆发内战，大秦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极有可能崩溃，一旦崩溃，大家不要说一无所有了，连xìng命都保不住。如其冒着国破家亡身死族灭的危险去赌博，倒不如步步为营了。
最终各方达成妥协。以最快速度吞灭楚国，然后迅速稳定新占领疆土，至于南北战争，那是几年后的事，暂时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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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2章 剪羊毛
新年之后，溥溥出嫁，咸阳政局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秦王政与中枢大臣们经过反复商讨，在诸多国事的决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秦王政下令，为尽快稳固关东地方郡县的形势，中枢决定迁徙大量关东富豪于大秦本土安置，并剿杀藏匿于关东各地的叛逆，收缴关东人私藏的利器等等一系列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防止地方叛乱的举措。
此策治标不治本，为标本兼治，秦王政又下令，严禁地方郡县借着中央增赋加税的机会，擅自以各种名义加重普罗大众的负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为保证这一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中枢决定，地方稳定与否是考察各地军政官长们的第一条件，如果地方上爆发叛乱，地方军政官长们就地免职，严重者有牢狱之灾。同时秦王政也授予地方监御史更大权力，并从中央御史府中抽调了部分官员，兵分数路巡查地方。
此策进一步维护了中央权威，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加大了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的力度。
当前形势下，地方稳定与否关键在于普罗大众能否吃饱穿暖，能否生存，所以秦王政下令各地方，不遗余力恢复和发展农耕。只要增加了粮食产量，那么威胁大秦安危的最突出的矛盾必然缓解。
为此，咸阳要遏制工商业的发展，尤其要打击低买高卖的商贾。迁徙关东富豪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些富豪中，除了大小贵族外，大部分都是各地财产颇丰的商贾。
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关东的巨商富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