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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一前后大秦历任丞相及其官职的变化来推测，隗状应该是死在冯去疾出任右丞相的时候，而当时的左丞相就是李斯。冯去疾是顺位升职，而李斯则是由廷尉卿破格提拔为左丞相，那么李斯因为什么功劳得以破格提拔？从时间上推测，就是因为他帮助始皇帝发动了“焚书”事件，而隗状可能就是死于这场政治风暴。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证明“焚书”一案屠杀无数。始皇帝驾崩后，李斯悍然发动了沙丘之谋。隐瞒始皇帝的死讯，矫诏诛杀公子扶苏，矫诏以胡亥继承皇统，这是什么样的罪责？这是谋大逆之罪，是诛杀九族的死罪。李斯为什么要冒九族皆诛的危险发动沙丘之谋？理由只有一个，假如他不发动沙丘之谋，他的下场同样是九族皆诛。
始皇帝一死，李斯为什么就有九族皆诛之祸？很简单，他帮助始皇帝发动了“焚书”一案，他帮助始皇帝诛杀了大量的政敌，屠杀了豪门贵族，甚至连诸子百家的弟子门徒们都难以幸免，试问他的仇敌有多少？公子扶苏就是因为“焚书、坑儒”这两个政治事件被始皇帝赶出了京城，他反对这种政治上的杀戮，他痛恨李斯的残忍，一旦他继位，李斯还有政治前途吗？李斯失去了政治前途，他还有活命的机会？他的九族还能保住？左右都是死，李斯当然有理由行险一搏。
以赵高当时的地位和实力，根本无法撼动李斯，但赵高还是把李斯杀了，诛灭了他的九族，原因也可以推测到，李斯的政敌们为了报仇，帮助了赵高。
纵观帝国十五年的历史，李斯从统一之初的坚持郡县制，到沙丘谋大逆，从他的人生轨迹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场场血腥的政治杀戮。
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是中央集权制的坚定捍卫者，这没有错，但李斯更是一位寒门士卿，是一位标准的军功贵族，他的政敌只有一个，那就是豪门贵族。由此可以推测到，这两者之间的仇恨有多么的深厚，根本不存在妥协的可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最终玉石俱焚，而帝国就在他们的“玉石俱焚”中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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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昔日的盟友如今变成了国策变革的最大阻碍，这令他愤怒，让他失望，甚至有些沮丧。
杀戮能解决问题吗？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杀戮只会带来更大的仇恨，会让被杀戮者变得更加疯狂，甚至不惜以玉石俱焚来摧毁帝国。
帝国要杀他们，消灭他们，他们还会保护帝国，捍卫帝国？这不是笑话嘛。
在这个时代豪门贵族还是王国的中流砥柱，虽然寒门士卿崛起已经一百多年，而豪门贵族自诸侯国变法以来均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和压制，但两者的实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实行了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秦国，其寒门军功贵族的整体实力还是无法和豪门贵族的整体实力相抗衡。
宝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历史。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大秦的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早已衰落，而楚系外戚随着华阳太后的去世也一落千丈，最后在朝堂上一枝独秀的就是关东系，其主体则是寒门军功贵族，所以秦王政才能大权独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并在统一后利用“焚书”等政治事件把苟延残喘的豪门贵族一扫而尽。
帝国脱胎于诸侯王国，而豪门贵族一直是诸侯王国的鼎柱，始皇帝在帝国尚没有形成庞大的官学，没有官学所提供的官僚储备，没有建成牢固的“契约”官僚制度的情况下，就把支撑帝国的鼎柱推倒了，于是帝国一夜间灰飞烟灭。
宝鼎当然要吸取这个教训，他要在帝国基础没有夯实之前保留豪门贵族，要改造豪门贵族，使之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与中央集权制所需要的官僚制度相适应。然而，世代传承下来的豪门贵族自有它的文化底蕴和经世思想，事实上它在经历了六百余年的大争之世后，已经腐朽了，与未来的新时代格格不入了，假如它不能主动适应这个新时代，那么它自然就要被新时代所淘汰。
历史上，这些传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豪门贵族随着诸侯国的灰飞烟灭，随着后战国时代的滚滚烽烟，最终彻底毁灭，毁灭得干干净净，连一点灰尘都没有留下。
宝鼎在做一件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但在他的拯救帝国的谋划中，提前开拓西南是次要的，逼迫秦王政立储也是次要的，最最重要的则是国策变革，而国策变革的关键就是权利和财富的再分配。君王、贵族和庶民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中各自占据一定的比例，其中君王利益来自中央集权制，贵族利益来自“身份和契约”并存的官僚制度，庶民利益则来自一系列的以“与民休养”为原则的政经制度改革。这三者中，又以贵族利益的分配最为重要。贵族官僚阶层是帝国的重要支柱，这个支柱不能夯实，则帝国必定危机四伏。也就是说，宝鼎必须创造奇迹，改造豪门贵族，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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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的婚期安排在冠礼之后的第十五日，婚礼结束后，这些借着恭贺为名赶到宛城的权贵们就不得不离去，所以这十五天的商讨极其关键，它决定着未来帝国的走向。
宝鼎和权贵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预感，这十五天的商谈可能不会有结果，但假如没有结果，那预示着宝鼎以自己的隐退换来的暂时缓解风暴爆发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接下来，中山大战结束后，公子扶苏和老秦人再度建功，然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必将席卷咸阳，而这一次处在不利位置上的是这些豪门贵族。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宝鼎就再也没有能力拯救危局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先赋予宝鼎更大的实力，让他还能再一次创造机会拯救咸阳危局，以便给朝堂各方赢得更多的斗争时间。
宝鼎已经向各方说出了自己隐退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获得国策变革的主导权，由他来掌控国策变革的方向。
大臣们可以联名举荐，但秦王政是否答应？在什么条件下，秦王政才会答应？无疑，豪门贵族们必须拿出实质上的妥协举措，以换来秦王政的妥协。
这一天，驷车庶长公子豹召集公子成、公子庄、昌平君、昌文君、隗藏、魏起、王贲、司马锌、公孙豹等宗室、楚系和老秦人一起商议，到底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才能赢得更大利益，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在分封王子上取得共识。如果在此策上达成共识，那么秦王政和咸阳宫就可以用律法的形式将“削藩”确定下来，这样就可以确保未来的帝国始终坚持中央集权制，坚持郡县制，而中央领导下的封国和郡县并行制不过是一个过渡政策，郡国制实际上不影响中央集权。
为什么在这个最重要的基础国策上可以形成共识？
秦王政能活多少年？秦王政死了，下一任君王是否还坚持“削藩”之策？未来的贵族官僚是否坚持“削藩”之策？这一策略的利益体现在未来，现在对各方来说都没有直接损害，而未来谁也无法预测，所以这一最重要的策略反而最容易达成共识。
贵族们从利益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秦王政不这么想，宝鼎也不这么想。这是基础国策，国策变革的全部内容就是以此为基础，一旦这个基础国策得到所有人的认同，那么未来的帝国完全可以用各方面的制度来确保这个基础国策始终如一的得到坚持。
与此同时，御史大夫冯劫也召集蒙武、蒙嘉、冯去疾、李斯等人商议同一个问题，不出意外，他们选择的也是在基础国策上做出让步，同意在统一之后分封王子，实行中央领导下的郡国制，以这样一个过渡政策实现帝国的稳定，夯实在大一统背景下的中央集权制的基础，继而稳步过渡到中央集权制。
不过，建藩容易削藩难，“削藩”必须在同一时间以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后来的君王和中枢在削藩的时候拥有律法的权威，从而减小削藩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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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宝鼎难得休息，他陪着怀德夫人和公子扶苏去看望了公子成蛟。
几个月前，在宝鼎的安排下，郭氏把公子成蛟及其家眷秘密转移给了乌氏，而乌氏则把他们送到了宛城蓼园。历经千辛万苦，公子成蛟总算重返秦国，与公子婴母子重逢，只是他这辈子只能在蓼园生活，再也不能以真面目示人。他已经“死”了，永远的死了。
怀德夫人受秦王政的委托，给公子成蛟带了一句话，“我们是兄弟，血脉相连的兄弟。”
公子成蛟痛哭流涕。当年的事由不得秦王政，也由不得公子成蛟，这对兄弟都是别人手中的棋子，兄弟相残不过是政治需要而已。如今秦王政总算可以掌控咸阳宫了，虽然他不能公开赦免公子成蛟，但足以让公子成蛟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告别公子成蛟之后，公子扶苏流着眼泪说道，“总有一天，我要让叔父重建天日。”
宝鼎面色一沉，凑到扶苏的耳边，低声说道，“不要再去打扰你的叔父，永远不要，忘了他。”
扶苏自然明白宝鼎的意思，心里不禁掠过一丝痛楚。
“大王即使独揽权柄，也不能为所欲为。”宝鼎继续说道，“看看你的父王就知道，在咸阳宫里，即便是大王，也没有自由。”
扶苏呆呆地望着宝鼎，黯然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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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蓼园继续议事。宝鼎总算听到了好消息，他的“隐退”终于换来了妥协，虽然这个妥协远远不够，但毕竟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这个妥协足以把他推到掌控国策变革的位置上，继而掌控更大的权力。
既然在基础国策上达成了一致，国策变革的大方向确定了，那么接下来自然就要讨论一些具体的国策变革。
宝鼎主动搁置了官僚制度变革，转而探讨财经制度的改革。这一制度的改革同样牵扯到贵族们的利益，但主要是涉及财富，而涉及权力方面的则较少。在宝鼎看来，这或许可以取得突破。
财经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农耕文明的基础是土地，土地制度关系到整个王国的生死存亡，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大秦现在实施的是计口授田制度。宝鼎从解决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出发，从社会发展出发，提出土地私有化。
宝鼎的提议得到了豪门贵族的支持，但法家大臣一致反对，而且是坚决反对。
土地制度的改革直接涉及到赋税收入。大秦的赋税制度是按人口征收，不是按土地数量征收，按道理土地私有化不会影响到赋税收入，但实际上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地主都大量使用奴隶，尤其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奴隶的数量空前增加。奴隶不承担赋税和徭役，土地私有化必然导致奴隶泛滥，而泛滥的后果就是赋税收入的减少，这严重损害了中央的利益。
另外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现在因为战争，人口锐减，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尚不突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让钱财更多地集中到土地上，从而促进土地的开发和利用，促进农耕技术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但随着和平的来临，人口会爆炸性增长，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就会越来越突出，而土地私有化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平民失去土地，无地可耕，这将加剧社会矛盾，最终导致动乱。
但豪门贵族们根本不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