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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咖啡。
“怎么不睡觉？”陶郁瞥了一眼电视，顿时睡意全消。
屏幕上是一个打开的胸腔特写，心脏上插着管子，一只手捏着手术刀在某个部位切了个小口，预想中鲜血迸流的景象并没有出现。
靠！他打个冷战，不太能理解常医生这种半夜看切人的爱好。
“你几点起来的？” 陶郁抓过一个抱枕倒在沙发上，闷声问道。
“刚起。”常征随口回答。
陶郁翻个身，背对屏幕说：“他一会儿要把开口切大，横一刀，竖一刀，然后缝线把几瓣穿起来，剪掉一块，再找个人工玩意儿缝回去——就这一段录像您看了快一礼拜，我都记住了！”
常征被逗笑了，拿开他的枕头说：“这是主动脉瓣置换手术，从哪里下刀，横行延长到什么位置，往下转向主动脉瓣环在哪止刀，还有人工瓣膜的选取，缝线的方式都会影响手术的效果。被你讲的好像病人是头牛，对牛也不能随便切啊。”
陶郁不置可否道：“您是半夜睡不着觉，来点重口儿的催眠吗？”
常医生不以为意：“我今天上午要做这个手术，Parker让我主刀。”
Parker是常征所在医院心血外科的一把手，陶郁经常听到这个名字，知道常征跟他混，接触的大都是心脏病人，做手术从一开始打下手缝合，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交给他主刀。
美国住院医阶段并不是专科培训，住院医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但几块砖摆在那，有圆有方，有扁有长，谁都想挑块合适的。住院医个人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那一科的主治医生自然会经常想到他，有病人就会交给他。
常征的偏重无疑是在心血管外科这一块，和其他人相比他有个优势，他父亲是个有名的心血管专家，他从小听过更多的离奇病例，了解那些循规蹈矩之外的治疗方案，见识过更复杂的经典手术操作。陶郁见过常征拿着尺子对着他父亲的手术录像测量下刀比例，也被迫听他念过那些治疗笔记当睡前故事。陶郁觉得常征一定很崇拜他父亲，不是小孩那种“我爸什么都会”的盲目崇拜，而是把父亲当成自己前行路上的目标来仰望。
倚着沙发扶手陶郁睡起回笼觉，半睡半醒间听到常征在耳边说：“下周一陪我去个地方。”
“去哪？”
“Angles’ home。”
每年五月最后一个周一是公共假期Memorial Day，为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
陶郁对这个节不以为然，在他的印象里美国军人都是自己作死的，比如在朝鲜、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和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他对于美军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抱有阴谋论的看法。
常征开着车反驳道：“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行动就是搞阴谋吗？这个节也纪念那些二战期间，战死在中国战场的美国军人。”
陶郁一时无法反驳，他再不了解历史，好歹也听说过当年中缅印战区援华的飞虎队，听说过驼峰航线上的美国运输机和轰炸部队。
“美国人自己的后院打扫干净了？”陶郁不甘心地争辩，“德州闹自治那帮人解决了吗？”
常征不紧不慢道：“哪没有闹自治的？你发脾气关起卧室门自治，不让我进屋睡觉，我解决你了吗？晾着呗，你还能一辈子待卧室里不出来？”
陶郁气绝。
和常征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他并没有感觉到所谓文化差异，常征的性格内敛有主见，像是按照某种传统规范培养出来的，陶郁有时甚至觉得对方比自己更像个传统中国人。然而毕竟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连父母都不是在大陆出生的，除了会讲中文外，常医生恐怕对自己的中华血统没有太多认同感。当一些话题涉及中美时，他自然而然以美国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而陶郁作为一个接受了二十几年红色教育的前愤青，当然不能认同美帝的看法，有时话赶话就会起摩擦。每次吵完陶郁就恨自己没事扯什么国家大事，像骆丰那样只关心综艺，天下能少多少争端。
车里安静了一阵，常征侧头看看陶郁，见对方望着前方不吭声，轻笑道：“生气了？”
陶郁手动把对方的脸摁回去：“好好看你的路，开你的车！”
常征笑道：“我也没真晾着你，每次你把自己锁屋里，我都问你要不要喝水吃饭，布什也不敢给闹自治的停水停电是不是？”
陶郁扭头看着窗外，心说这他妈是跟我说好话吗？这是在存心气我！
“其实两年前我也有过冲动想去参军。”常征忽然说，“那时美军在阿富汗的红翼行动惨败，那年独立日我和朋友到市区参加一个集会，正好看到有空军在招军医，我还拿了报名表。”
“后来为什么没去？”陶郁忍不住转回头问。
“因为我还欠着一大笔贷款啊！”常征笑了笑，“开玩笑的，因为听说当时入伍的要送到驻韩美军基地，不上战场。”
陶郁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他从没有过当兵的冲动，连个念头都没起过。那时他有家里规划好的锦绣前程，没事谁会去找虐，吃不好睡不好，一天到晚被人当骡子练。想来国家远离战争不过二十几年，没经历过战火的一代已经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当兵成了没有出路的选择。
常征并没有期望陶郁对自己当年的热血发表评论，接着说：“其实哪国的军人都一样，他是为他的国家服役，国家的战略方针也许会出错，但作为军人服从命令，为国捐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
车子开了两个小时到达远郊一处公园，周围都是森林保护区，下车的时候陶郁看到几只鹿在不远处悠闲的觅食，对来访者毫不在意。
常征带他走向一片尖顶的建筑群，边走边介绍说：“这里是教会的产业，收容一些有残疾的孩子，有一些是战死军人的后代，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母亲或者其他亲人负担不了他们的生活，于是把孩子送到这。也有一些是家里交钱，定期把孩子送来一段时间，让他们和其他有类似疾病的孩子一起相处。”
陶郁问：“你是来这里做义工吗？”
“算是吧。”常征说，“这里有些孩子患有威廉姆斯症，我父母建了一个基金，用他们自己的收入操作，也接受社会捐赠，每年会为一些有这样症状的孩子检查身体和手术。”
陶郁没有听过这种病，问：“威廉姆斯症是什么病？”
“一种先天的神经发育异常，由于七号染色体上的基因缺失造成的。他们大多智力发育不正常，但是非常乐于亲近人，对陌生人也很友好。几乎所有有这种症状的人都有心血管疾病，比较普遍的就是主动脉瓣狭窄。”
两人已经走进接待室，值班的是一位中年白人妇女，似乎和常征很熟悉，亲切地和他打招呼。
常征上前和她拥抱了一下，侧身为她介绍陶郁：“This is my partner， Yu。”
陶郁近来已经习惯了“partner”这个身份——同性恋人在介绍自己另一半时的称呼，起初他对着外人还有些忐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他们。但渐渐地顾虑就被打消了，大多数人并不会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即使有人在第一时间表示惊讶，也会很快恢复如常。陶郁想，这也许是因为常征接触的人群相对有教养的缘故吧。
白人大妈叫Susan，很热情地和陶郁握了手，交谈几句后，把他们领到了孩子们的活动室。
有威廉姆斯症的孩子有共同的外貌特征，鼻根很低，嘴唇宽大，下唇很厚，大多数孩子还有斜眼的问题。但常征说的没错，他们确实很乐于亲近陌生人，一进活动室，陶郁和常征就被孩子们围住了。
陶郁没有过带孩子的经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听着小孩们饶舌但是毫无语序和逻辑可言地唧唧喳喳。他转头看向常征，发现对方单膝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超人玩具在和一个男孩玩打仗游戏。常征脸上带着笑，陶郁觉得那笑容和平时不同，是一种纯真的像兄长对幼弟的包容而平等的笑。
一只皮球撞到陶郁身上，他下意识地伸手接住，看向球的来源——一个看来七八岁的女孩，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期待地看着他。陶郁把球轻轻掷向身边一个男孩，那个男孩欢快地大声喊着接住球，又扔还给陶郁。陶郁和几个孩子围城一圈，皮球在其间毫无规则地跳来跳去，伴随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呼喊，越来越多的小孩加入了这个圈子。
皮球又一次从陶郁身边飞过，他转身去捡球时，看到常征把一个小女孩扛在肩膀上，正微笑地看着他。
常征肩上的女孩朝他喊：“Ball！ Ball！”
陶郁把球伸到女孩面前，在她伸手即将触到球之前又往后撤走，来回几次，才最终把球交到女孩手里。身后那些孩子们也在喊着扔球，常征把女孩放下来，她抱着球跑去加入那一伙小孩。
趁周围没有人，常征拉过陶郁轻轻一吻，在他耳边说：“Nice job！”
陶郁有些脸红，看着面前一群小孩说：“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和这样一群孩子一起玩。”
“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只是无法和人正常沟通。”常征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很有音乐天份，但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培训。教会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简单的教育，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关心。可是这世上每天有那么多的事发生，有多少人会来关注这样一群孩子，因为心脏疾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活不到成年。我父母办的基金每年大部分的资金用来给一些心脏病严重的孩子做手术，刚才那个女孩叫Jennifer，她是今年的候选者之一。”
陶郁看向那个女孩，可能是身体承受不了运动的负荷，即使只是扔球这样简单的运动，她坐在地上，脸色苍白，但依然快乐地笑着。
回去的路上，陶郁问常征：“你父母怎么想到办这样一个基金？”
“记得我跟你提过我有一个夭折的姐姐吗？”常征说。
陶郁有印象，但那时对方没有细讲，只说有个姐姐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了。他惊讶地问：“难道她也是这个病？”
常征点点头：“她有很严重的心脏缺陷，还有并发的肾脏损伤，她换过一次心脏，但是手术后只过了九个月就去世了。我那时只有两岁，对她没有太多印象。我妈说她很爱笑，很热情，像个天使。”
“所以你父母为了纪念她，创办了这个基金？”
常征说：“我姐姐去世时，我父亲刚刚升做主治医生，他那时已经开始有名气，我母亲是儿科医生，可是他们也留不住自己的女儿。基金是到我弟弟出生后才启动的，刚开始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帮有同样疾病的孩子做检查，没有能力为他们支付手术费用。后来我父亲的一些同事和朋友相继加入，又得到一些医院的资助，可以无偿使用医院的检查设备，慢慢才有了规模。”
“幸好你和你弟弟都没有这样的病。”陶郁感慨，一家里要是几个孩子都这样才是要命。
“这不是遗传病，是基因缺陷造成的。”常征解释说，“不过我妈说她当时生我和我弟弟的时候也是又期待又害怕，好在我们都健康。”
陶郁还在回想那些快乐又不幸的孩子们，常征忽然转过头对他说：“我以后会接替我父亲继续运行这个基金，像我父母一样，他们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投入其中，连我念医学院也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