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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晦气。等又想上岗了，就先做个“临时工”，法律工作者在眼下的武汉，那是最不缺活儿干的。
每天的商业纠纷就不知道多少，家长里短的官司平均一天就有五起。贞观十七年时候武汉全年关于商业纠纷的案件，超过了一万。别说法律工作者，连维护治安的人员都不够。
开编制是费钱的事情，临时工想要招也没那么容易，一个不小心，泼皮无赖就混迹其中，黑白搅合了，这破事儿就多的让人抠脚。
而且即便招到了个人素质过硬的人，专业素养又跟不上，办个调解全靠“自由心证”这不是扯淡么？国法家规能知道二三十条的，那都是相当优秀的人才。为了这事儿，长孙无忌这个老阴货没少吐槽武汉的“底蕴”果然还是浅薄。
小霸王学习机固然很重要，自然科学这个圈栏的牲口培养不能减缓，但地区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第三产业毫无疑问要跟上。尤其是公共服务型行业行业，是自然而然的被社会需要。
地方的法律法规建设，允许迟滞，但不允许迟滞太过分。
法律建设跟不上，是很纠结的事情。
一个商业纠纷，调解不当能够立马打出狗脑子。能在武汉盘个地皮盖房子做铺面的，谁还缺钱少人不是？各自所在的行会，或是各自所在的圈子，拉出一帮乡党，再掏钱找一些泼皮游侠，商业纠纷变成抢地盘，让老张以为这特么是拍电影呢。
至于新式的官商勾结，如果没有全新的法律法规跟上，那也是“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能吏有个特点，脑子极其活络，黑白两道通吃，一个小小的衙门，能把不大的权力玩出花儿来。
于是乎这些个能人，明明是个小吏，日子过的比朝廷命官还要爽几十倍。
所以孙师兄的到来，对老张而言，这是相当给力的臂助。作为曾经的“正义的小伙伴”，孙师兄“门生故吏”也是有一些的，全招来武汉撒欢可能不现实，来个五六七八个那是毫无压力。
加上长孙无忌编（超）写（袭）《贞观律》很有经验，地方上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是很有超前意识的。
满肚子的才华，就算让他做宰相，其实也没什么卵用。国朝“维稳”是一贯的大政，沿用隋制，也是为了稳定。
所以老阴货就算有各种想法，放大政面前，也得埋心里憋着。
同样憋屈了好几年的孙师兄在业务专业性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针对武汉需求，临时打造一套为商贾量身定做的地方规章，只要张师弟敢提，他又有什么不敢琢磨的？
横竖现在都滚出洛阳了，在“地上魔都”不疯魔一把，实在是对不住这么多年的怨气。
“师兄，京城眼下还争的这么利害？”
“老夫实在是受不住，衙门里现在都是扮木头人。内府势力大增，那些个阉奴也是无所畏惧，弘文阁那帮老头子也是乐得清闲，由得内府撒欢。”
“内府不是皇后在操持么？”
“何止是操持……”
孙伏伽感慨万千，“如今阉奴都开办了学堂，请的教书先生，哪个不是国子监抽调过来的？”
“此事我听说过，听说还办了女校？”
“宫中奴婢，女子多有就学，不过就学之后，就不会留用宫中。而是被皇后在外安置，‘安利号’和‘东窑号’，如今操持业务的，多还是女子。”
“皇后此举，相当大胆啊。”
“若是从前，怕是不成的。如今么……操之你也是知道的。三高官官名存实亡，弘文阁也就是个摆设，几个学士除了自己所在本官职权还有用场，那个甚么弘文阁学士，也就听着好听。”
“皇后也不简单啊。”
张德相当的感慨，长孙皇后在朝野之间的“人设”那是相当的完美。早年不但不是妒妇，还时常给老公找小老婆暖床，郑琬就差点被弄过去，结果阴差阳错，白白便宜了老张。
到后来长孙皇后借儿子储君的名头，左手倒右手，把东宫榷场的白糖、冰糖发卖之权攥到手里，直接让东宫的进项被皇后控制。等到后来安平为了“脱离苦海”，跟某条江阴土狗没羞没臊地生活在一起，“安平获利”在老董事长李渊的见证下，过户到了长孙皇后手中。
而当年安平通过“安利号”，直接圈到多少钱呢？
具体多少老张并不是很清楚，但让李皇帝再干两回突厥佬的军费是有的。
“安利号”到手，长孙皇后就彻底镇压了整个后宫，还掏钱跟老公一起修缮了九成宫。并且因为钱多权重，大部分后宫妃嫔的家族，情不自禁地都朝着长孙皇后靠拢。
没办法，“安利号”这玩意儿圈娘们儿真是跟玩儿一样，当年长安贵妇，可以说是一网打尽。
至于说后来东关窑场落在皇后手中，那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李丽质的丰州银矿尚且保不住，何况这个？
“也不瞒操之，时人多以为皇帝在外，这弘文阁及六部，就是能说了算。嘿，说是能说，就是说了算个屁……”
孙伏伽显然对弘文阁的老鸟以及六部同僚怨念不小，有些幸灾乐祸地冲张德说道，“魏王也是个假聪明真笨的夯货，本就受制于‘孝’，结果还被房遗爱和冯智戴算计，堂堂亲王狼狈至此，如今也就是个皇后牵着的肥犬。”
你这样说人家魏王李泰，有点不合适吧。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业危机，才会让曾经的“正义使者”这么心理扭曲？人性光辉上哪儿去了？
“自从京城有人吹捧‘女圣’，老夫就想出来了，再呆下去，万一被谁牵连，死了都没人收尸。”
言罢，孙伏伽又道，“老夫来了操之这里，算是真正睡了一回踏实觉。夜不能寐的日子，真是不好受。”
“师兄来了就先散散心，若是有甚想做的，同我说一声就是。”
“之前听你说起江湖之上法令不行，老夫正好有个想法，兴许也能用上一用。”
“哪方面的？”
“皇帝派发两证，正好可以从此入手，也算是‘言之有理’‘有法可依’。江湖混乱日久，早晚也要谋求太平，所谓和气生财嘛。”
老张一愣，心说李董那“两证”是为了抢劫，孙师兄这个“有法可依”，感情还是个《海贼法典》？
第二十六章 你懂的
江湖出道的小哥会问老前辈，做什么买卖最赚钱啊？厚道的老哥会说你得先读书；不厚道的就不一样了，拿出一本《刑法》，然后说：自己翻去。
当然了，本质都一样，都是读书。
作为曾经的“正义使者”，孙师兄对于捞钱门路也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只是他待遇高福利好，没必要折腾这个。凭借职权带来的好处，这么些年，攒个万把亩地也没什么难的。
更何况还有个张师弟，师出同门就是有这个好处了，也别管是不是一起在老师底下弹棉花还是弹弹珠不是？
“‘东海金’回报相当丰厚啊，加上现在倭奴涨价，海贼群起，也是利益使然。”张德感慨一声，对孙师兄的《海贼法典》也是心中有数。掌控三大船团的他自然是不用担心什么，已知文明世界的最强海上力量，就是三大船团。
但武汉不是“忠义社”的武汉，也不是他张德的武汉，当然也不是李皇帝的武汉。涉及到的人太多，有些皇家贵胄，有些贫贱微末，但上了船下了海，那就不看身份看技术。
都下海了，你家世再牛逼，也得靠技术活好要么靠颜值身材才能混饭不是？
国朝法律说“蓄奴”是违法的，不但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也违反了精神文明建设，更对李董的光辉形象抹了黑。
可现在什么新罗婢、倭奴、海角奴、契丹奴……大行其道，尽管都作了包装，可讲到底，还是“违法”。
哪儿那么多“战俘”？
于是这时候光靠涂脂抹粉，那是绝对不行了。到时候你出去一船丝绸，回来一船倭奴，怎么解释呢？老子卖丝绸的时候正好奉旨打了一场局部战斗，然后俘获敌军XX人？
很有道理嘛。
于是就照这个道理做下去，既然是违法了，老子就给他做成合法的，不就行了？
再说了，又不是武汉开的头，有问题找李董去啊，有能耐找马经理去啊。
孙师兄的意思很简单，非华润系的武汉船只，都可以照着这个路数去做。皇帝老子既然敢发“两证”，武汉响应中央政策，搞个扩大化怎么了？我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也是要摸着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嘛。
“一句话，‘化外蛮夷’不算人，此事便算妥帖。”孙伏伽针对“蓄奴”这个词，小小地进行了诡辩。但按照大唐的精神文明建设，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的认可，他们身心上都有别于那些“久慕天华”的番邦之人。
当代的长安少年，在学堂里混了几年之后，其身份认同的方式很简单很粗暴，尤其是面对胡人：我是唐人我牛逼。
这种潮流一旦兴起，就能把控。因为老张这一代的“长安少年”，最次也是寒门，而且哪怕是寒门，也是老张这种江阴土豪朝中有人的“寒门”。
但现在的长安少年其群体扩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明确有“中国”“唐人”“汉家”概念的，已经从贵族、世族，进入到了农工商群体之中。
哪怕这个“农”是大农场主，或者最少也是三百亩良田当过兵受过赏的老卒；这个“工”可能是钓鱼台工坊、大河工坊、西秦社作业坊甚至旧时军器监中的工头；这个“商”可能是大中小贵族的白手套，或者白手起家借鸡生蛋的豪强。
天下不只是有“长安少年”，还有“洛阳少年”“杭州少年”“广州少年”，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他们逐渐都有了“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明确概念。
这并非只是简单粗暴的自豪感，什么我中国富有天天下如何如何，并非简单只有这些。而是从这个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利益，因为我是唐人，因为中国富有天下，所以我作为中国之人，当然可以从中国外拿点好处……
而孙师兄这个法律工作者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行径“合法化”。
武汉的民间散船到了海外，船上没人另当别论，这要是有人有刀船舱还空了，这拿点东西，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了，遇上同行也来“拿”，这就要看各自实力来决定“拿”多少。
皇帝只是针对东海，派发了两证，但孙师兄很清楚武汉的触手从来不只是在东海，于是搞个扩大化，响应中央号召，绝对受武汉中低层的欢迎。
“师兄，那关于出海之船的船老大，可要另授职权？”
“这个简单，武汉穷困，恐受灾荒，观察使府征发民夫，外出运粮即可。”
“民夫？”
“地方白役还不是随便勾一笔的事情，到了船上，哪里出的船，受哪里的管。船主出海就当是服个力役，合情合理。”
至于地方官府有没有给配个正当防卫用的横刀、牛角弓，那是地方官府的事情，有钱的多招人多配，没钱的玩命就是。
如今衍生出来的几条东海黄金白银贸易线，使得“淘金客”都相当的疯狂，此起彼伏的东海大豪小豪在那里混战“黑吃黑”，可以说相当的混乱。
但只要“两证”在手，那怕个屁，只要没抓现行，靠岸给皇帝老子上贡，还不是生活乐无边？
再如何黑暗的勾当，只要披上合法的外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