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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阿奴从早上看戏吃樱桃吃到中午这件事情，老张就半句话都不想多说。
这些樱桃树，都是从河中以西弄来的高级货，和咖啡树一样，属于当地禁止出口的拳头产品。跟中国的花椒树一样，只出口果实，不出口树种。
当年也是崔珏、萧妍、萧姝爱吃樱桃，而江淮樱桃不但个头小还酸度高，为了哄女人，有钱任性的老张刚好和李思摩关系又非常不错，于是趁着西突厥在瞎浪的时候，一咬牙，从河中以西弄来了树种。
死了一堆，成活率还不高，而且只能种在特殊地段，嫁接后反而是北方成活率更高，果实也更甜。
“华润号”从武汉移栽了大概一千五百亩地的樱桃在沧州，这种个头极大甜度略高的果子，立刻就饱受沧州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在吃了一回之后，第二年就不让吃了。
因为“沧州樱桃”成了贡品，皇家包销采买……
武汉仅有的那点上档次货色，全都在汉阳，而且时好时不好，有一年果子特别大，但吃起来寡淡如啃黄瓜，要不是张德拿樱桃做了甜罐头、蜜饯，崔娘子得跟他“冷战”到樱桃下市。
“阿郎，我想去樱桃园看看风景……听说孕妇略微运动，对腹中胎儿也有好处。”
“……”
老张也是服了，这小妞为了吃也是蛮拼的，这么多年锦衣玉食，居然都不能改变其脾性。薛道衡全族被杨广整垮之后，这小妞是不是对“饿肚子”这个事情有着极大的阴影？
只要不和吃的沾边，阿奴通常情况下还是不错的，然而一旦开吃，画风立刻就变了。
“你给我好好磨墨。”
“磨好了是不是就让我去樱桃园？”
“你挺着个大肚子上山？”
“可以坐车啊。”
“行了行了，别闹，让你吃，让你吃还不行吗？磨墨！”
“这就来！”
阿奴“嘻嘻”一笑，立刻开始磨墨，一边磨一边偷着乐。
无奈地摇了摇头，张德正准备写信，突然一拍脑袋：“我真是猪脑子，我写信用什么毛笔啊！怀孕了果然降智啊！”
“阿郎你还能怀孕？”
“磨墨”
“哦。”
老张拿了炭笔，换了张桌子开始给龙五郎写信。
“五郎见信如当面。老夫在武汉已经得知你的情况，既得意外之喜，正可一鼓作气并吞分化。老夫旧年在长安，也见过‘摩沙人’入贡，多是仰慕天朝之辈，可以当作‘熟蕃’处理。同彼等交易，除朝廷明令禁止如盐铁之物，皆可承诺。倘若有‘生蕃’交往，则在‘摩沙人’处设置市场，只是，若要交易，却要以金银铜定准，凡‘以物易物’，只认金银铜及毛皮、子女……”
西南的情况是复杂的，但再复杂，在庞大的资本面前，这些“一盘散沙”的部族，都是不堪一击的。
张德用的方法很简单，不过是诸葛亮镇压南蛮之后的“招抚”“怀柔”政策。
纯粹的怀柔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一通大棒过后，怀柔才能见到成效。尤其是，当向土族勒索丁口、粮食、皮革、贵金属的时候，因为斗争失利的阴影，只要拿捏好尺度，基本上就是“细水长流”一般的买卖。
尽管诸葛亮平蛮之后，南蛮各部依然时有发生叛乱，但规模相较后汉，简直是微不足道。
这也是为什么武侯能够一心考虑北方的原因，主要是基本达成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战略目的。
眼下可以说是一个很微妙的时期，是诸葛亮之后整个西南地区最为“分裂”的阶段，种族仇杀十分频繁，部族吞并时有发生。
但正因为频繁，“物极必反”的作用是会发挥的，固然西南各部未必理解这个概念，但是人心“苦乱久矣”，于是要“人心思定”。
安定、和平是动荡战争之后的“集体期望”，这种期望下，一定会出现一个解决“动荡”局面的人或者组织。
也就是说，西南地区是希望“统一”的。
假如没有冉氏发现铜矿，武汉官商集团也不会盯着这里，如果没有盯着这里，也不会发现这里的社会结构已经到了“鼎革”的地步。
那末，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出发，整个武汉官商集团，都不会希望“统一”西南的人是别人。
“……州、戎州此二州也产铜矿，为师建议，你以‘铜山’为饵，引诱‘生蕃’南进，不拘是子女、青壮、木石、皮草，都可收购。一旦北地诸部南进或是西进，则北地铜山即可开矿，凡有铜山处则聚集人口，以‘铜市’为‘人市’。一旦诸部丁口尽数依附矿山，则大功可得……”
关于是什么样的大功，张德并没有直接说，而是跟龙五郎提了一嘴是长孙无忌出手。
整个武汉方面对“回报”时间是相当饥渴的，因为要以防中央反应过来，万一自己大力经营，结果中央回过味来，岂能让地方净赚？不说全部收归朝廷，仅仅是针对铜市征税，肯定就是实物税，可铜市的实物税等于就是开元通宝，这赚头可想而知。
西南北地的部族只要愿意南下西进，那么事情就会加速，大量的“留守”人口会情不自禁地被“束缚”在矿场上。
因“铜市”而兴起的定点“市镇”，就会迅速形成，而不是跟“夜郎县”一样，去追逐游耕而导致“居无定所”。
“市镇”形成之后，天然就成了“据点”，西南地区本就是地里割裂的，在“人心思定”的大环境之下，等于说“统一”西南的角色，从“养蛊”出“蛊王”换成了武汉外来户。
心理期望和现实利益，都会加速这个进程，最后的局面，自然是和整个唐朝的富裕城市分布一样，随着产业的多点开花而跟着多点开花。
只是规模很小，产业同样也很小，仅仅是局限在贵金属上。
张德给龙五郎打的一个预防针，就是要预见到将来西南地区的部族兼并会更加频繁，规模也会更加庞大，以现在他在“么些人”的力量，能够做到引导北地诸部南下火并“滇池”和“洱海”两大地区的势力，就算是大成功。
因为按照进度，二三年内，武汉方面要是做不到让黔中各部纷纷请求“内附”，然后“土团”“民团”一起组团打通冉氏掌握的“茶马道”，真是白瞎了积累的那么多资源。
第九章 樱桃
已经有了相当成熟体系的武汉官商集团，一旦开始筹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单位，外界哪怕往里面掺沙子，因为管理体系的特殊性，往往这些沙子别说在内部搞事，自己每天被分配的活计，都能够做到他不想动脑子。
这个时代的人，不管原先是如何的“野性难驯”，一旦误入武汉系的生产活动中去，就身不由己地接受了改造，随后就成为了社会科学实验的一颗螺丝钉。
而这个社会科学实验的名称，绝对不是什么诸如《论纪律对生产的增益》，而是《人类可以服从到什么程度》……
简单粗暴的重复劳动，能把一个社会精英彻底玩成智障，假如工场主的良心彻底喂狗，无视什么x小时工作制或者其它什么工人权利福利之类的玩意儿。
农耕时代的矿工，在特殊的管理手段下，又摄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实际上还具备着“反抗精神”。而且往往矿工团体也不好惹，属于带有浓重江湖帮会性质的团伙。但管理的方式只要变更那么一丢丢，并且再提高那么一丢丢生产效率，然后配合文武双打，整个面目就彻底全非。
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集体意识”觉醒，那么，这种“慢条斯理”的盘剥，可以持续几代人，直到为一无所有之辈强行出头的“集体意识”诞生，不管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这种盘剥才会减轻，但却不会凭空消失。
只有武汉那些一天睡觉不超过三个时辰，剩余时间基本是在干活的工人才会清楚武汉的工场主是何等的贪婪。但反之，只有武汉的工场主，才知道如何颇有技术又低风险地去剥削那些工场“牲口”。
时值贞观十九年的当口，举凡大户，只要不是深耕田地一百年的那种，都很清楚一个合格劳力能创造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每年田间地头的伺候。
洛阳城中，新的“新贵”尽管权力相较曾经的贞观新贵远远不及，但后者如长孙无忌、房谋杜断之流，至少看黔首苍头，还是当人看的。
受封“王下七武海”的“皇商”却是不同，有钱有权的是人，其余的，都是“牲口”。
虽说在老张看来，长孙无忌他们说不定也是这样想的，只是老牌“新贵”要脸，至于武德朝的旧勋更是要脸，于是就看上去可爱了那么一丢丢。
内心虽然在吐槽“都他妈是吃人，装什么大头蒜”，可老张还是得承认，房谋杜断这样的路数，好用的多啊。
至少捧你的学术圈文化圈认账啊，“王下七武海”之流，到底还是不符合主英们的道德节操，也违反了大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纲领……
好在学术圈文化圈人士也有一个好，那就是收了钱绝对闭嘴，那末，有些在唐朝内部不那么和谐不那么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事情，在外面偷偷摸摸干的时候，学术界文化界的大佬们，可以装死装瞎装没看见。
否则，朝中只要有那么一丢丢声音，番邦蕃人前来“告御状”，那就不是什么外交事件，毕竟这年头的外交，从来只有一个声音。不是外交事件，但却是敏感事件，并且事涉国朝“威仪”，方向一盘一打就是“社会道德”问题。
一旦议论起来，往前一千年往后一千年，都特么会变成一句话：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一定是体制问题。
所以事情性质一旦被拔高或者带沟里去，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的道德观，去配合工业大生产，本就是精神分裂一般的行为。
这时候，“差不多”精神、“还可以”主义、“马马虎虎”准则，就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主宰体制的士大夫们装瞎，挥霍资本的工场主们癫狂，然后就在帝国的阴暗面里狂欢折腾。
至于狂欢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士大夫一不小心走错片场，跑工场主那里喝了两杯；又或者工场主恰好是xx县公之后，xx开国县男，然后顶着个文林郎、登仕郎的头衔，这也是说不清楚的。
总之，在李董这个“千古一帝”做场控哥哥的情况下，整个帝国内部的各种团伙，矛盾再大，也只能在李董“全体都有，向右转！”的口令下，忙不迭地一路向右狂奔。
于是，和帝国内部苍头黔首相比还要更加倒霉的倒霉蛋诞生了……
他们的名字叫做：突厥、契丹、铁勒、扶余、室韦、流求等等等等。
老张回望“二十年”，陡然发现，这些倒霉蛋中只有两个人是特殊的。一个叫阿史那思摩，开了挂一样地全程跪舔李董，于是跟他混的族人，至少不能算常规意义上的倒霉蛋，而且小日子过的还挺滋润；另外一个叫薛不弃，铁勒诸部仅存的硕果，当然了，现在谁要说他是铁勒人，他跟谁急。
除此二人，连瀚海公主阿史德银楚的氏族也彻底完蛋，连根像样一点的苗儿都没有，唯一算得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也就是银楚自己，还跟老张滚了床单，过起了没羞没臊的“多人世界”。
然而张德是心知肚明的，李董这个场控哥哥不会万岁万岁万万岁，连长命百岁都做不到，所以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