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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孙皇后以及弘文阁的诸多大佬们看来，武汉这突然蹦出来的“星汉银行”，会不会打算跟朝廷争夺“钱税”？
毕竟，华润银元的生产单位，最早就是汉阳钢铁厂的铸造车间。
而且武汉也有渠道可以稳定地获得黄金、白银，发行货币不成问题。
只是弘文阁的人并不知道，到贞观二十五年，武汉的规模，即便真的要发行货币，也不会是什么金本位银本位，只会是“工业生产本位”。
整个大唐疆域内，包括东南海地区，白银、黄金的开采速度，绝对跟不上大唐疆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
“钱荒”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哪怕要发行流通货币，武汉也只会尽量往华润飞票上靠，而且也不是以黄金或者白银储备为基础，而是以武汉、湖北乃至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总工业品产出为基础。
朝廷前几年尝试发行的官方飞票，始终无法和华润飞票抗衡的原因，大抵上有两个。
一是民间市场害怕这是贞观朝的“白鹿币”；二是官方飞票有时候会出现兑换开元通宝、银元不足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华润飞票十几年来都没出过这种幺蛾子。
所以几年下来，长孙皇后掌控的钱行，主要利润，依然只是放高利贷，而且是针对中低阶层的高利贷。
这一次“星汉银行”的成立，绝非是突发事件，而是筹谋了五年左右，以武汉官方多年以来的信用，或者说，张德这张十几二十年讲信用的脸为基础。再加上武汉庞大的市场、工业生产力为砝码，用以攫取更大更丰厚的利润回报。
朝廷的拖沓、落后，让扬子江流域的权贵们实在是忍无可忍，这才借用武汉上洛访问团的机会，一路高调行事，最终在汝州，这个洛阳门户，骤然发力。
结果也相当的令人满意，认可武汉信用的地方主官是多数，哪怕屁股不在一边的家伙，也相信武汉的信用，或者说张德、华润号、忠义社等等的信用。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华润号”的飞票和“星汉银行”对接，“星汉银行”说这是钱，那华润飞票，的的确确就真的成了钱，从实质和名义上，都彻底成了“钞票”。
如此多的权贵发力，这时候就算中央朝廷想要阻拦，也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甚至可以这么说，大朝会一开，从内廷到外朝，多的是讲这件“大好事”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
就算是李皇帝和长孙皇后自己，也认可这一点，因为市面上的钱的确不够用。
好在“星汉银行”也没打算发行货币，至少现阶段是没有这个需求，华润飞票已经有了实质上的货币功能，对“星汉银行”来说，没必要再去争一个名义。也免得刺激到朝廷，引发没有必要的争斗。
此次“星汉银行”的大规模动作，主要也是为了中远期的布局。贞观二十五年的武汉规模，已经是现有超级城市的扩张极限，再大，城市功能已经超负荷，会导致城市无法运转。
市场、人口、技术、资金的分流，是未来的既定事实。
只是怎么分流，往哪里分，又是值得商榷的。
参股“星汉银行”的各家股东，都有自己的利益述求，比如说房氏，房二公子就希望武汉分流技术人才资金到“南昌地”，然后一口气扩建南下广州的官道，万一可能的话，“汉安线”铁路工程结束之后，最好修一条南昌到广州的铁路。
而对长孙氏来说，苏州杭州最好一体，然后还要修一条苏州到上海镇的铁路，大大增加出口运力。
海东豪强那就更简单了，造船、造大船，在东瀛州修港口、码头、造船厂，开办水手学堂、航海学院……
不管哪一个，都需要动用大量资金，还有武汉的先进技术。单打独斗的风险极高，而有了“星汉银行”，等于就是集各家之力于一身，自然就风险大大减低。
外部股东有想法，武汉内部同样有目标，那就是集中各种资源，一口气干死荆襄豪族，而且不给荆襄豪族半点翻身的机会。
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十多年积累下来的恩怨情仇，已经不可能通过简单的对话就能讲和。
离武汉最近的大城市，就是江陵、襄阳，武汉分流资金、技术、市场、人口，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不清算荆襄本地豪族，这些资源分流过去，不过是“资敌”，纯粹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指望靠谈判、收买、恐吓就能让荆襄豪族把土地、人口、治权让出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同样的，荆襄豪族又不可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跟武汉的龃龉、小摩擦，常年不断累积下来的“怨愤”，还有对未来的恐惧，都促使他们只会更疯狂更残忍，绝对不会有半点退让。
因为荆襄退一步，武汉就会进一步，这是显而易见的。
荆襄豪族不是好鸟，武汉新贵就是好人了？
大哥不笑二哥，乌鸦不笑猪黑。
整个武汉官商集团，以及武汉官商集团的盟友，在此次推动“星汉银行”的事件中，砸进去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简直不可想象。
尤其是针对工部拆分，给予了中央朝廷极大的支持。这种政治层面的交换，谈判不敢说旷日持久，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安排妥当的。
更重要的是，全程还要保密，具体经手之人，都是双方认可，而且实力绝对不低的巨头。
薛大鼎脱颖而出，绝非偶然。
交换来“星汉银行”，以及事实上的“湖北总督”之后，对中央朝廷而言，既能削弱地方老大世族，还能增加南北交流，总体而言，属于稳赚不赔。
毕竟，到了贞观二十五年，还想着靠小农来维持皇权统治，可能性有，可行性不大。
除非跟武汉“新贵”们打一场，但这又是双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帝国的最高权力和民间的最强势力开打，得益的，只会是那些盘亘在地方耕地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大世族。
不管是最高皇权，还是说武汉的官商集团，共同目的都是弄死老大世族，把人口释放出来，把人才培养成本降低，把挑选社会精英的难度变小。
长期来看，皇权在人才选拔上，人才库从七八十家老大世族，变成几千家寒门、土豪，已经是前所未有的胜利。
倘若人才库进一步变成全国几百万户，那更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做到了这个程度，哪怕有一天皇权衰败，帝国必须灭亡，但皇族的下场，未必就会有多惨。
临死之前的李世民，他获得的功绩已经远超历朝历代，所思所想，也从不切实际的“万世基业”，转化为更为实惠更为现实的需要。
所以当汝州盈满沸天的当口，李世民已经能够预料到，现在荆襄诸地那些个被世家压制有多残酷的寒门、庶民，在张德成为“湖北总督”之后，对荆襄诸地世家的报复，就会有多狠辣。
甚至，此时此刻在李世民的案头，已经准备好了对荆襄各大世家流放地的划分。
第三十七章 人事变动
秋季是囤积蜂窝煤过冬的高峰期，这时期的蜂窝煤价格最低，大量囤积的话，比自己制作煤饼还要划算。
入冬之后，虽说洛阳百里之内都不需要担心燃料储备，但是价格就相对高昂。尤其是运河一旦冰封，基本没可能破冰，这时候的运煤手段，就只能依靠道路运输。
好在两京板轨相当成熟，加上从京城出发，也着实修了不少弛道通达几个浅层煤矿区，冬季的煤炭供应，还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价格就伴随着天气的恶劣程度，不断地增加，高点可能是夏季的十倍二十倍都不一定。
冬月、腊月、正月的煤炭价格，一般就是两个年度之内的最高点。
洛阳城南城北有着很大的区别，城南几乎随处可以闻到略带刺鼻的烧煤味，倘若平民扎堆的坊里，可能还会烟气滚滚，简直就差一只妖怪从里面钻出来。
但是在城北，就是另外一幅光景。
城北大量使用的，还是木炭，松柏、杨柳、南竹这三种炭，是城北主要用的木炭品种。即便是日常使用煤炭，也是无烟煤，整个城北很少见到烟火气。
一条落水隔开的，就是两个世界。
城南为为数不多还算清爽的地界，往往也是在定鼎大街左右，其余地界，哪怕是南市，热闹的时候，也是烟气滚滚。那些做皮肉生意的胡姬，每到这个时节，不管是为了玩点情调，还是说为了健康……总之，丝巾口罩总归是不少的。
通济渠两岸，时不时就有人在栈桥或者坝头上等着煤船。有一种小小的竹排，是京中的一个别致景色。竹排上有架空的竹篮，每一只篮子里面，就是二十斤的煤球。
一只竹排大概能放二三十只篮子，竹排顺着河岸，也不占据中间航道，每遇人家招手要买煤球，就将竹排停靠过去，交易很快就会完成，而且往往买煤球的人家，还会拿一只同样的空篮子过来。
这就是做起来的熟客，篮子都是做了记号的，如非必要，一般没人抢这样的生意。
每天从早上五点钟开始，街道上的水钟只要响起，通济渠、市场、坊街就会这般热闹，除了河上的竹排，路上的牛车、板车、独轮车，大多都有这样的贩子、行脚商。
整个京城，拿到最好地界煤炭制品销售执照的，有两千多家，但总的销售单位和个人，杂七杂八加起来，一两万总归是有的。
除开京城本地人，只说外间州县操持煤炭事业养家糊口的，大概也有十几二十万丁口。
而且洛阳一度要筹办钢铁厂，但几次计划都是因为各种原因流产，原因就在于钢铁厂是煤炭消耗大户，京中权贵怕出事，这才一直在拖延。
不过贞观二十五年的年尾，此事又再度被提起，工部的人继续在拖着，对工部而言，更希望把钢铁厂安置在河北或者山东，留在河南，他们是一万个不愿意。
究其愿意，钢铁厂这年头虽然消耗大户，但同样也是现金奶牛。
铁器制品不管生产多少，都不用担心销路。
放在外地，对工部上下来说，至少还隔着中枢，做事也好，捞钱也罢，都要轻松得多。
一旦放在京城，被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工部就是再横，也得低头。
不过冬月的时候，工部发生了人事变动，原先督造、试验“九鼎”的前御史大夫郧国公张亮，被临时安排为工部尚书。
此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至少工部看来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张亮当过工部尚书，工部眼下还有很多老部下，甚至外放出去的工部监丞，有的就是走了张亮的门路。
工部内外，都认为张亮是工部的老领导，是自己人。
和张亮任职工部尚书一事比起来，一直闲赋在家的秦琼，却被委任为警察卫大将军。
警察卫几次改制，早先还划分警察总署，但是职权不明，基本上一旦下到地方，就是被地方势力排挤，只有武汉这种特殊的地方，才会有机会给他们发挥才能。
只是诡异的是，虽然秦琼为警察卫大将军，但警察卫这个“卫”，却被裁撤了。也就是说，它不再是军方序列，不是守备、进攻的军事力量。
秦琼这个警察卫大将军，正式差遣是警察总局总警监，从三品。
围绕警察卫这个编制，朝廷这几年来来回回折腾了不知道多少回，名称变化并没有特别的